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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木光 俗话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少一事不如无事”，这被很多人奉为人生信条。如今生活节奏快，大家忙东忙西，昏天黑地的，自然更愿少事、无事。然而，新文化运动的大将胡适先生却逆其道而行之，自称为“好事者”，且言语之间，还颇以此自豪。  胡适先生（资料图 图源网络） 1936年1月9日，胡适在一封写给友人的信中说： 我是一个“好事者”，我相信“多事总比少事好，有总比不为好”；我相信种瓜总可以得瓜，种豆总可以得豆，但不下种必不会有收获。收获不必在我，而耕种应该是我们的责任。 胡适本是一个学者，照常理来说，专心著书立说才是本色当行。但由于受到丁文江等人的影响，胡适意识到自己提倡的文学革命、思想革命、文化建设等都需要有良好的政治条件。 1921年，胡适与丁文江、蒋梦麟等几个“有职业而不靠政治吃饭”的朋友成立了“努力会”，随后又办起报纸，发表对时政的看法。  以耕种为己任（资料图 图源网络） 有些朋友认为胡适属于“多事”，故而劝他少做一些杂事，多做学问。有鉴于此，胡适在写给一位友人的信中解释了自己的想法。胡适认为，自己的“多事”比“少事”好，比不为好。因为若是大家都坚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那公事就没人来做，时政就会越来越坏。 当然，胡适自己也承认，“我多管闲事，是最妨碍我‘讲学论学’的”。但在另一方面，胡适又说：“但我也有我的酬报，良心上的谴责减轻一点，上床时能熟睡，都是我最好的酬报。” 因为自己对于国家、民族、社会的公事尽了自己的一份力，虽然就个人来说牺牲了一些时间，但在胡适看来自己的付出是值得的，因为自己对得起社会，也就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了。 就此而言，胡适的“多事”，其实是对个人之外的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的尽责任。读书人常常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若胡适者，可谓真读书人。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资料图 图源网络） 与胡适的“好事”相比，如今大家都喜欢奉行“少事”。“少事主义”者对于自身之外的事情，常常以少管闲事为理由视而不见、充耳不闻。这些“闲事”，小者，或是朋友的困难，或是邻里的纠纷；大者，则可能是家族的名声，国家的荣誉。 这些“闲事”，表面上看似乎都与自己没有直接关系，属于“闲事”无疑，故“少事主义”者曰：“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但稍微想一想，这些“闲事”，哪一件不与自己息息相关？人是个体的人，更是社会性的人。如果我们都将自身之外的事儿当作闲事，那么，小到家庭、社区，大到企业、国家，都将因为个人的“多一事儿不如少一事”而变得“多事”。 举个例子来说，如果奉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那么路上遇到抢劫了，大家都不管不顾，犯罪者就将得逞，而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那个受害者。又或者遇到小孩迷路了，如果大家都不闻不问，那么谁又能保证孩子的安全？而这个孩子，可能来自于任何一个家庭。  “好事”让社会更和谐（资料图 图源网络） 反之，如果大家都能像胡适一样“好事”，见义勇为者多了，图谋不轨者就少；有公心的人多了，徇私枉法的人就少了；有担当者多了，逃避敷衍的人就少了。 概言之，像胡适一样“多管闲事”的人多了，则很多不好的事儿就少了。收获不必在我，摒弃“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明哲保身，做一个“好事者”，努力耕种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