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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人：伏俊琏 演讲地点：山东大学文学院 演讲时间：2019年3月 写本与写本学 我今天的讲座题目是写本学对中国早期文献研究的意义。写本学近几年来说是学界一个比较热门的领域，尤其是北京、上海、南京、杭州的一些大学的青年学者，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工作，而且和欧美、日本的一些学者交流很多。 写本，简单说，就是抄写的文本；写本和抄本，可笼统地算作一个概念。当然，学术界对此也有不同的意见。民国时期，吕思勉先生提出六朝时期“抄”和“写”是区分严格的。抄是摘抄，精选；写则是按照原样摹写。近年，南京大学的童岭先生进一步论证“抄”“写”有别，写本和抄本不同。我觉得这个细致的研究，区分抄和写的不同是有意义的。但是放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我们会发现，不同时期的学者对写本和抄本的用法区分者有，混淆者亦多。所以《辞海》说：写本又叫抄本，抄本又叫写本，用互见的方法。因此，我们把写抄本都叫“写本”。 我国的文字载体大概经过这样几个阶段：写本阶段、刻本阶段、电子阶段。写本阶段最早可以追溯到殷商时期，虽然我们没有见到商朝的写本，但是《尚书》记载商朝“有典有册”，典和册就是简牍写本。商朝还有甲骨文，有人认为甲骨文也是一个特殊的文字载体阶段，是刀刻阶段。但是我的理解是，甲骨文是一种特殊的载体，它是给神看的，占卜之后收藏起来或埋在地下，不是用于人际交流的，不是文字传播的一个阶段。 我们所说的写本，是用于社会交流的。我国的写本时代可分为简牍写本和纸写本两个时期，前者从商周到东晋；后者从东晋到北宋。当然，这期间有简纸并用的，东汉以后简本和纸本就并行了。东晋初，破除了人们长久以来简贵纸贱的观念，简本就退出了历史舞台。宋代以后是刻本时代，但也存在着大量的写本，比如著名的《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就是写本形式。而大量的档案文书、民间的契约等也是写本形态，所以写本在刻本时代也是大量盛行的，但和写本时代的写本还是有区别的。 那么，什么是写本学呢？学术界尚存争议，还在探索和研究的阶段。按照一般的说法，写本学发端于西方，是由研究早期埃及的莎草纸、羊皮纸，印度的贝叶写经等而产生的学科，与日本人的“书志学”有交叉之处。而西方的写本学和我国的写本学还是有区别的。西方的写本学主要研究书写的物质形态。我们的写本学，由于很多原因，也研究物质形态，但更重要的则是研究写本内容。 大量写本时期写本实物的面世是近一百余年的事情。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开始，大量的简牍写本、敦煌吐鲁番写本逐渐面世。帛书出土不多，主要是西汉马王堆帛书。简牍写本年代从战国到晋代都有出土，敦煌吐鲁番写本的年代从公元五世纪到公元十一世纪。过去，我们的文献学是建立在刻本基础之上的，所以二十世纪大量写本出土之后，学者用的研究方法基本上是刻本文献学的理论和方法。刻本文献学对写本的整理研究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也有一定的局限性，所以应当了解并研究写本的特殊性，建立更适合研究写本的理论和方法，即和刻本文献学相对的写本文献学。 结集的出现 孔门四科中有“文学”，“著于竹帛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学”。把文字按一定的规律组合起来书写在竹帛上叫作文学。写本的核心是这种合于法式的“文”（文字）。所以，有必要谈谈文字的产生。我们现在见到的最早而成熟的文字是甲骨文，但文字的产生肯定在甲骨文之前。那文字是怎么产生的呢？我们的教科书上说：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这个定义当然是对的，但也不全面。我以为，“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是针对后来的语言和文字关系讲的。文字产生的时候恐怕不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而是记录思想意识的符号。《淮南子》记载，仓颉造字之后，天雨粟，鬼夜哭。为什么文字出现会导致“天雨粟，鬼夜哭”呢？东汉高诱的注其实没有把它讲明白。到了中唐，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的序里提到这个问题。他说文字产生之后，鬼神的秘密被揭示出来了，人类可以得到诸多好处，所以天雨粟以赐福；作为想继续保持神秘状态的鬼，自然会因为失去特权而夜哭不止。所以在古人那里，文字不是为了人创造的，人创造文字是为了祭祀沟通神灵的需要。世界上很多早期文字都可以说明这个问题。我国纳西族的东巴文，一般人是读不懂的，必须由东巴（经师）讲解，大东巴（大经师）和小东巴（小经师）解读的深浅不一样。所以最早的文字是传达思想的，不是和语音对应的。文字从出生就带着很神圣的意味。后来人们把字写到竹简上，编到一起，自然就带有神圣性和神秘性。 把一支一支的简牍编联一起，形成一个写本，这就是早期的结集。结集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典藏，一个是阅读传播。最早的写本就藏在官府之中，所以说“学在官府”。清华简中有一篇《保训篇》，是周文王临终前给武王的遗训，其中讲到要把“中”交给儿子。那么“中”是什么东西呢？很多人认为“中”是一种精神层面的东西，是中庸一类的观念。中庸是一种最高的道德观念和人生境界，只有舜尧这样的圣人才能达到。“中庸”更多的是只可意会，难以言传。想把它传给后人，会坠入玄虚。所以，我想，既然“中”是可以传递的，应该是有载体的，所以“中”可能是抄在简牍上，就像“洪范”那样治理国家的大法是写成文本传递下来，由大禹传给夏朝诸王，由箕子传给武王。可见早期结集的文字是很神圣的。公元三世纪后期，在汲县（今河南卫辉）发生了一起盗墓案，战国时魏国国王的墓被盗掘，出土了很多竹书。其中有一篇记载了周穆王的故事。周穆王姜后生了儿子后，越姬趁其不备，用“涂以彘血”的玄鸟更换了王子，并立即报告给穆王。周穆王就把这个生了怪胎的姜后打入冷宫，并请太师占卜，占辞写成简册后放于椟中，藏于祖庙。过了三个月，那个得宠的越姬突然死去，七天后复活了，像变了个人似的讲她生前更换王子的过程，以及死后遭到先王怒斥的情况。这则故事就是后来《狸猫换太子》故事的源头。这个故事就说明典藏“简册”是非常珍贵神秘的，不是可以随便看的。 最早结集典籍的人是巫、祝、史。史官的职责是读书、作书、藏书，他们掌握着这些典籍。西周后期大乱，这些掌握典籍档案的人把珍贵的史料带到民间。我们看老子本为周朝史官，流落函谷关时被官尹强行留下，把他掌握的“书”抄了五千言，然后才放行。这就是官学下移，于是便有了后来孔子等创办私学。还有一部分结集，是为了给一般人看的，比如孔子授徒讲课，他主要讲六门课，整理官府流传而来的典籍作为教材，于是就有了后来的“六经”“五经”（《乐经》散佚了，有人说本来就没有《乐经》，“乐经”只是诉诸喉舌的乐曲）。“经”就是教材，写在简帛上的教材称为经，对经的解说称为传，传就是传播。经书是经过孔子整理定稿的。《史记》有孔子删诗说，当时《诗经》有三千多篇，孔子把它整理成三百零五篇。现代学术界基本上否定这个说法。其实，从写本传播的情况看，不是说有三千多首不同的诗，而是有很多写本，上面抄了三千多首诗，这些诗大多是重复抄录的。我们看汉代刘向、刘歆整理群籍的时候，情形与此差不多。刘向的《荀子叙录》说，当时他们看到的各种写本上抄有《荀子》322篇，经过校雠，重复的有290篇，去掉重复，整理成32篇。《诗经》的情况大概也是这样的。《诗经》在成为“经”之前，流传比较广泛，当然不可能把305篇作为一个完整的本子，而是有不同的写本。各个写本根据自己的需要抄了不同数量的诗。我的老师郭晋稀先生、赵逵夫先生研究《诗经》，认为其中有大量的“组诗”。组诗是怎么形成的？老师没讲。我的想法是：组诗是写本的制作者或阅读者，因为阅读的必要而把某一类诗抄到一起。也就是说，这些诗是作为“一个写本”流传的。这就是最早的结集了。这是阅读领域、实用领域的结集。因为结集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典藏”。典藏是官府的事情，刘向、刘歆校勘群经主要是为了典藏。民间大量流传的写本是供人使用阅读的。《汉书·艺文志》分了六大类书，过去人们更重视前面的书，但是出土文献证明，倒是“方技略”和“数术略”的书在民间流传的更多，汉代出土的材料主要是以后两类为主的。这说明阅读性的写本在当时是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的。现在看来，除了“六艺”之外，其他类的书都是以阅读的形式流传的，一直从战国流传到汉代。到了刘向、刘歆的时候才做了系统的整理，五经之外的书才开始有了典藏，有了定本。而民间流传的作为阅读的写本非常多，一个和一个不一样。 结集的方式 下面要说的是结集的方式。我们看《汉书·艺文志》有“篇”，有“卷”，有“编”。很多学者对“篇”“编”“卷”有不同的理解。著名学者钱存训认为“篇”指的是用木简抄的文章，“卷”则是抄在帛书上的文章。现在根据大量的出土文献来看，有时候恐怕也很难这么严格地区分。“编”和“篇”这两个字都是从“扁”得声的形声字，按照章太炎先生的研究，“扁”既是声符，又包含意义。海昏侯墓出土的竹简里面的“篇”都没竹字头，所以“编”和“篇”这两个字本身的意思差不多。《史记·留侯世家》记载张良在下邳的河边桥上得到神秘老人赐一“编”《太公兵法》，南朝裴骃的《史记集解》上说“编，一本作篇”。这样的例子还可以找很多。“篇”和“编”有共同之处，把一个编好的完整的木简或者竹简卷起来，叫作一卷。这个一卷就是我说的一个写本单位。《晋书》记载汲冢竹书有七十五篇，而另一种王隐的《晋书》则记作七十五卷。“篇”和“卷”又等同了。这和结集有关，结集是用绳子把若干枚竹简或者木简编联起来。关于竹简和木简有多长、抄多少字，《观堂集林》里面收录有王国维先生写过的一篇相关文章，王先生当时见到的出土竹简很少，但是他把传世文献里面相关资料汇集作了考证，是一篇简牍研究的开创之作。抄经的竹简大概是二尺四寸，抄传的大概是一尺二寸，一般是一尺。这个尺是汉代的尺，大约是二十三厘米左右。后来出土的大量简证明了王国维先生说的不一定全对，但是确实有他的根据。汉代的简牍长短宽窄形制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严格，但是大致有一个规范长度。那么把多少支简编联在一起算一个写本呢？出土的简牍因为绳子早已朽烂，我们不好判断，只能做些推测。汉代居延兵书简有七十枚简编联一起，七十枚简为一个写本算是比较长的了。最长到多少呢？我们不知道。但秦简记当时官方规定，给朝廷上报文书的简不能超过一百枚。我的初步推测，大概一个写卷40～60枚简的比较多，一枚简抄38个字左右。这样，一个写本长的可以抄三千字，短的可以抄一千多字。两千五百个字就算比较多的了。《老子》有五千字，刚好是上篇下篇，抄了两个写本。我们要认认真真地核对的话，还要通过大量的出土数据来证明。这样构成的就是一个写本，一个写本就是一卷。现在的问题是，这样一个写本，上面到底抄几篇文章？一个写本大多数情况下就抄一篇文章，但是，也有短文章，一卷可以抄数篇的。这样就牵扯到早期文献的一个汇集问题。比如在上海博物馆的简里，有一个写本，卷背的题名叫《子羔》，但它包括三篇文章：一篇叫《子羔》，一篇叫《孔子论诗》，还有一篇是《鲁邦大旱》。这三篇文章，认真对照字体后确认是一个人抄的，竹简的规格也是一样的。问题是这个写本卷起来之后，背面的篇名叫《子羔》，《子羔》是三篇共同的名字。要特别强调的是，三篇或数篇文章用一个名字，是写本时期的一个特有现象。我们后来用一篇文章一个题目这样的思维往往就不能理解，所以一些学者就认为，这三篇是毫不相关的文章。但既然抄在一个写本上，肯定是它们之间有某种内在的关系。为什么把这三篇写在一起呢？我认为，这三篇都和孔子相关：《孔子论诗》是孔子的文学观，《鲁邦大旱》讲孔子的古史的，《子羔》是孔子的生死观，所以把它们抄到一起，合起来刚好是一个完整的写本。传世的先秦两汉的文献里有诸多类似情况：一篇题名下实际上包括了好几篇文章。怎么进行解释呢？就是写本时期特殊的写本制作的方式造成的。比如说《韩非子》第二篇《存韩》篇，题目叫《存韩》，包括韩非子刚到秦国后写的《致秦王政书》，这篇文章的核心就是“存韩”。李斯看到韩非的信，又给秦王写了一封信，劝秦始皇不要被韩非的甜言蜜语所迷惑，同时，李斯还给韩王安写了一封信，说韩非实际上已经背叛韩国了。汉代人编《韩非子》，便把三篇抄到一个写本上，题目叫作《存韩》篇，实际是第一篇的名字。不同的文章抄在一个写本上，只给了一个题目，后世编的时候也就把它们编在一起了。这样的情况在先秦两汉的时候是比较多的。洛阳才子贾谊的《新书》中的许多文章，写得很平淡，感觉贾谊并没有多少文采，或者他不是有意写文章。但《史记》里面收录的《过秦论》，写得那么好。《过秦论》为什么写得这么好？其他文章为什么又写得很平淡呢？差别为什么这么大呢？实际上，《过秦论》是司马迁等当时一批文学家加工过的，是司马迁根据贾谊的文章综合修改而成的。“过秦”是西汉初期很多人写文章的一个共同主题，所以司马迁综合修改完成《过秦论》，恐怕有诸多蓝本可以借鉴。这种情况在出土的简本里面还有一些，比如说郭店楚简里面有一篇叫《鲁穆公问子思》，还有一篇是《穷达以时》，我们按照简的格式判断这是一个写本，一个写本上写了两篇文章。到了后来的纸写本时期还有这样的情况。敦煌写本里面有一篇文章题目叫作《齖新妇文》，写的是一个刚娶到家的泼妇新媳妇。这篇文章有前题，也有后题，一篇文章被前题后题包围着，前后题都叫《齖新妇文》。但在前后题之间，却有好几篇文章，除了前面写这个齖新妇外，还抄有《自从塞北起烟尘》《发愤读书十二时》，最后还有上门女婿的故事。现在有意思的是，四篇文章，却用第一篇文章的题目《齖新妇文》作为它们共同的题目。研究敦煌文学的学者，多以为后三篇与第一篇没有关系，是抄手误抄造成的。但是，敦煌写本中，有三个写本都是这样抄的，抄手不可能每个写本都犯同样错误。从写本学的角度来说，四篇文章有一个共同的题目，是写本时间的下层抄本常有的现象。它们四篇是有关联的，它们构成一个整体，这四篇文章虽然内容上关系不是很大，但有共同的使用场景，是当时一个特殊的仪式上面用的。四篇文章实际上都是婚礼上的那些司仪准备的备忘录，作为调侃、祝福、调动气氛之用。 有选择地摘录也是写本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写本制作者为了自己使用的方便，往往挑选一些内容抄录。比如，出土汉简里有三个本子的《老子》，这三个本子里的《老子》和现在的《老子》差距很大。过去的学者一般认为这是反映了《老子》成书的不同阶段。裘锡圭先生则认为这实际上是当初写本的制作者从现成的《老子》里面摘录抄写而成的，并不是《老子》的早期本子。裘先生的话是可信的。当然，还要补充的是，根据竹简形制排比，发现其中一个《老子》和《太一生水》是一个写本，字体完全一样，格式也完全一样，两篇为一个写本，研究时不应完全分开。当时，抄写者把《老子》和《太一生水》放到一起。因为《太一生水》本来就是讲老子的道的，等于是《老子》读后感一类的东西。摘抄是早期写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早期写本，或者说结集还有一个特点。当抄写者抄完一个写本之后，往往会把自己的感想、理解，自己所掌握的材料补充在后面。这是写本时期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比如说马王堆帛书里有《春秋事语》，《春秋事语》类似于当时的教材。抄完一个故事之后，抄写者还要把自己的评论和感想抄在后边，或者把同类型的故事排在后面。这就出现一个问题：早期的书传到汉代以后，抄写者把汉代的材料也加在里面了。所以二十世纪的古史辩派如果发现一本书有后世的材料，可能就判定这本书是伪书。如果用写本学的理论来解释的话，这就是写本流传造成。我们读《史记》里的《司马相如传》，后面有“太史公曰”，“太史公曰”本来是司马迁评论的，但是司马迁评论的内容中还加了一段话，写的是扬雄对汉大赋的评论。扬雄是司马迁之后的人，司马迁怎么可能引用扬雄的话呢？写本的制作者把司马迁的《史记》抄完之后，又把当时的大儒扬雄的评论抄在了后面，后世就把它延续抄下来。如果我们借这个来判断《史记》是扬雄之后的伪书，不是司马迁写的，或者《司马相如传》不是司马迁写的，当然是不行的。古史辩派的一些研究方法，可以从写本学的角度来得到解释。上个月我参加了一个关于地方志中的文学材料的会。编地方志《艺文志》的人往往在编完以后把自己的作品附在后面。这个实际上是中国的传统。《诗经·小雅》里面有一组诗，写周宣王攻打江淮胜利以后的事情。这组诗里面恐怕有作者的诗在里面。汤炳正先生研究《楚辞》的形成问题，认为经过了宋玉、刘向、王逸等数次编集。每编一次，编集者都把自己的作品放在后面。所以写完一个写本或抄完一篇文章之后，写本的制作者往往把自己的感受和体悟抄在后面，这是阅读性写本的主要特点。我们掌握了这个特点就可以对古史辩派和疑古派的一些文章重新进行思考和解释。《公孙龙子》中有一篇叫作《迹府》。这篇文章的开始一段等于这篇的内容提要。这个内容提要我们一看就是写本制作者抄完这篇之后把自己的理解概括地写了下来，后来的抄录者认为他讲的好，就把它移到前面，作为此文的开头。所以早期写本，尤其是古人们阅读的写本，它们的这些特点是值得关注的。先秦的子书，甚至一些史书，经书之外的很多书都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可以从出土的一些材料来加以验证。 所以写本有两个特点：一个是整体性特点，一个是个体性特点。所谓整体性就是一个写本是完整的整体，不能分开，《太一生水》和《老子》抄在一个写本上，我们理解的时候不要分开了。现在整理的本子，都分开来，各是各的。我觉得能够考证确认是一个写本的内容就应该放在一起，这是写本的原生态，反映的是当时人的知识、观念和信仰，甚至这种整体性反映的是当时的一种文化形态，一种生活场景。所谓个体性特点，就是说每一个写本都是一个独立的世界。我们对写本书的文献，如果完全按照刻本文献的定本意识进行校勘就会有一些问题了，因为它有时候是一个整体。我举一个敦煌写本的例子，敦煌写本里面有三个写本，抄了孟姜女歌词，按照我们过去整理的方法，把几个本子合并成一个本子，说哪些字错了，哪些句子有缺文，哪些本子有衍文，等等。实际上我们细细看来，这种整理的方法，把这个写本独特的很多信息都阉割了。三个孟姜女歌词写本差距较大。其中一个写本，把用什么调子唱的，标注得非常清楚。可知，这个写本是某个演唱艺人写的，它反映了演唱艺人的思想。还有一个写本根本不管什么调子，把故事讲得非常详细，增加了一些成分，这是一个看重故事的民间阅读者制作的写本。它们是有个性的。《大唐西域记》在敦煌写本里边有好几个，根据荣新江先生的研究，其中一个写本从题目到内容，还有抄录的内容透露，他不是为了保存《大唐西域记》之真，而是去印度西天取经人的旅行手册，所以连书名也改作《西行记》。这是当时这个写本的一个特点，尤其是文学写本，本身就是一个生命体，一个文化生态。一个写本由很多不同的个体构成，个体之间似乎毫无关系，但实际上是有关联的。这个关系的维系者，就是这个写本的制作者。他通过这个写本来透露他的个人情绪、爱好、思想情感。写本上的文本修改、校改，也能反映作者的内心世界。如今本《老子》“绝圣弃智，绝仁弃义”，郭店楚简《老子》作“绝智弃辩，绝巧弃利”，反映了作者的价值选择。 所以写本是包含生活细节的，是有个性的，与刻本有差异。当然作为定本的官方写本个性要少得多，与刻本比较接近。著名文人的作品，像白居易生前就多次编定自己的文集，并藏在不同的佛寺和私人手里。而作为个人阅读的写本，更具个性化的。敦煌写本中大量的诗文写本，或者只抄一首诗的一部分，或者更改题目，或者不抄作者。因为我只要为我所用的内容，用不着知道作者和完整的篇章。这种情况一直到宋人都是这样的。比如洪迈编的《万首唐诗绝句》，有些绝句是从一个完整的律诗或其他长诗里选出来的，他们觉得这四句好，就给它重新起一个题名。这都是写本时代的做法，在文本流传过程中留下来的一些痕迹。 写本学的应用 写本学在我们国内兴起时间不长，大家还在探索阶段。不同学科的学者，都可以关注写本，运用写本。比如，研究现当代文学的，可以从一个作家的手稿、修改稿中研究他的思想的变化。鲁迅先生曾说过，从作家的定稿中可以领会“应该这么写”，从作家的修订稿中可以领会“不应该那么写”。华东师大有一位研究现代文学的学者陈子善先生，他研究《鲁迅手稿全集》，发现其中收录了鲁迅写给日本友人内山完造的一封信，信的内容是让书店老板留一本书给他。他发现，鲁迅的笔墨渐次变淡，中间没有蘸墨，反映出作家书写时的迅速随意，并非斟酌再三。 写本，尤其是稿本，保留着作家的心绪情感与生命体温，字体、笔画甚至笔迹浓淡都具有阐释解读的空间。敦煌写本S.6234抄了不少诗，项楚先生认为这个写本是作者的稿本，荣新江先生对作者也进行了考定，他认为，这个诗集写卷使我们看到，一个任职边塞的诗人，独自一人，或者率领着自己的部下，在匆匆忙忙的旅行当中，仍不忘吟咏。拾起几张废弃的公文，把自己的诗句记录下来，时不时地反复修改。透过敦煌保留下来的这几片残纸，我们似乎看到了诗人的身影，看到了唐朝诗歌创作、记录、保存、传抄、流行的整个过程。 我前几年整理先师郭晋稀先生的《文字学讲义》和《庄子要极》，这是他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在桂林师范学院任教时的稿本。看着讲义上修改补充的密密麻麻的墨迹、水渍以及指甲翻书的痕迹，好像就感受到老师上课时候的样子，感受到他生命的跳动。所以写本是有生命的，每一个写本就是一个生命体。 伏俊琏 西华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包括中国古代文学（先秦两汉、唐代文学）、敦煌学以及中国古典文献学等。著有《敦煌赋校注》《敦煌文学总论》《俗赋研究》等。近十年来，从写本学角度研究敦煌文献和早期文献，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5—11世纪中国文学写本整理研究”，牵头成立了国内高校第一家写本学研究机构“西华师范大学写本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