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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话是国家通用语言，它有明确的含义，那就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对于北京话中的儿化词语是不是普通话的成分，人们还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普通话既然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而北京语音里并不包含儿化，所以普通话里也不包含儿化。有些方言的语音里面没有儿化，讲这样方言的人学习儿化比较困难，把儿化排除于普通话之外，有利于推广普通话。也有人认为，普通话既然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北京话里的儿化词语自然也就是普通话里的规范词语，二者是一致的。我认为这两种看法都有偏颇之处，需要经过讨论，才能统一认识。 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这里说的北京语音指的是北京语音的结构系统，也就是指它的声、韵、调和音节构成。这样的语音系统构成了北京话的物质外壳。北京语音里的er作为音节，独立使用时很少，只有“儿、而、耳、尔、二”几个字。它的主要用法是附着在其他韵母的后面，使该韵母发音时带有卷舌成分，构成儿化韵母。许多儿化韵母的基本意义是表示小的，在情感上常有喜爱的意味。普通话有39个韵母，儿化后产生了26个儿化韵母，增强了语音的表现力。因为儿化韵母有自身的作用，所以北京话的语音系统必须包含儿化韵母。至于讲某些方言区的人学习儿化韵母有困难，这和学习zh、ch、sh、r这套翘舌声母一样，都是可以解决的。 既然北京话的语音系统包含有儿化韵母，普通话里也应该包含儿化韵母，二者是不是完全一致呢？不是的，普通话里包含或不包含哪些儿化词语是词汇问题，要结合普通话词汇系统来考虑。我们认为北京话里的儿化词语，有两类可以进入普通话。在阻击新冠肺炎疫情中经常用到的“加油”和“口罩”这两个儿化词，正可以作为儿化词进入普通话的代表。 先说“加油”。《现代汉语词典》解释是“添加燃料油、润滑油等”，例如“加油站”。在普通话里还有一个和它相关的儿化词“加油”，意思是“比喻进一步努力，加劲”。例如现在我们常说的“武汉加油”。这两个“加油”读音不同，意义也不同。这样的儿化词语应该进入普通话。下面是同类的例子，第二个词语是必须儿化的： 天：晴天|天不错（第二个“天”表示天气，要儿化） 面：面粉|磨成面（第二个“面”表示粉末，要儿化） 曲：弯曲|小曲（第二个“曲”表示乐曲，要儿化） 印：印刷|脚印（第二个“印”表示痕迹，要儿化） 歌：唱歌|扭秧歌（“秧歌”指民间舞蹈，要儿化） 好：要好|叫好（“叫好”表示赞赏，要儿化） “口罩”属于另一种情况。它没有意义不同的非儿化词语，不具有区别意义的作用，但是习惯上要儿化的，这种习惯已经被多数方言区的人们所接受。例如“口罩”，《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卫生用品，用纱布等制成，罩在嘴和鼻子上，防止灰尘和病菌侵入。”现代汉语里虽然没有和它对应的非儿化的“口罩”，可是它必须儿化。人们不接受没有儿化的“口罩”。这样的词语在北京话里有许多。例如：拐棍（手杖）、被面（被子不贴身盖的一面）、床单（铺在床上的长方形布）、窗花（剪纸的一种，多做窗户上的装饰）、杂牌（非正规的，非正牌儿的）、大杂院（有许多户人家居住的院子）等。我们怎么断定这样的儿化词语已经被人们所接受，进入了普通话？主要靠它具有明确性、必要性和常用性。 语言的基本词语带有稳固性，而一般词语是经常变化的，儿化词语属于一般词汇。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话里的儿化词语有减少趋势。在老北京话里，“隔壁”读为Jièbiěr、“猜谜”读为“cāimèr”、“火柴”读为“qǔdēngr”，这些儿化词语早已不说。有些原来要读为儿化的词语，现在也可以不再儿化。例如：上班、聊天、逗哏、晚辈、对联、眼镜等，这样的词语自然也成为普通话的成分。 从词语的应用说，上述北京话里的两大类儿化词语已经进入普通话。下面再说已经进入普通话的儿化词语，在用汉字写成的书面语里要不要写出“儿”字来的问题。可能是受到一个音节写为一个汉字的影响，这样的儿化词语在书面语里一般不写出其中的“儿”来。例如“冰棍、麻花、门槛、对联、收条”等。现在也没有人把“口罩、武汉加油”写成“口罩儿、加油儿”。北京有些带有儿化的地名，如“大栅栏、灯市口、校场口”等，也不写“儿”。这些词语北京人不会读错，方言区的人也很少产生误解。至于学习普通话的读物、语文工具书，对于一定要儿化的词语要注明，或者写出汉字“儿”，或者用拼音注明“-r”，不能马虎。例如《现代汉语词典》“口罩”词条的注音是“kǒuzhào（～儿）”、“拐棍”词条的注音是“guǎigùn（～儿）”。至于使用汉字写成的汉语书面语如何准确地记录汉语，提高阅读效率，还有许多问题需要专门研究，才能提出有价值的意见。 （作者：苏培成，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