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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1月9日清晨一打开手机，就在微信朋友圈看到一条转发的消息：“语言文字学家曹先擢去世，享年85岁。”马上打开链接，是来自《光明日报》的消息，得知曹老师于11月7日在北京仙逝。我在文章留言处写下了这样几句话：“曹老师走了。上学时曾跟着曹老师学过一个学期的‘说文段注’课，每次上课曹老师留的功课都是‘画字’，当时颇有些不以为意，没想到出国后教中文却派上了大用场。感谢曹老师。曹老师一路走好。” 我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了四年本科、两年半硕士，期间上过曹老师专门为我与同门章必功兄开设的专题课，可是说来惭愧，六年半中，我既没有拜读过曹老师的任何一部专著，也不曾看过曹老师写的任何一篇文章。即便是上他的专题课的时候，也是如此。直到离开中国辗转北美，转而以教中文为生以后才猛然发现，就是这40课时的专题课让我在不经意间掌握的一技之能，使我在定居海外后受益良多。这些年来，每当我在中文课堂用从曹老师那里学来的“说文解字”法，向海外学生介绍每一个汉字所蕴含的文化意义、字形、字义的来源时，总会情不自禁地想起曹老师。 1 说曹老师做“小学问”，其意义却是极其深远。惟有学养深厚、博古通今、知识渊博的大学者方能当此大任。而曹老师就是其中的一位佼佼者。 与曹老师相识，始于他的“说文解字”专题课。1982年初春，我开始读北大中文系古代文学硕士研究生。当时导师褚斌杰先生正在为中央电视大学录制中国文学史先秦两汉课的电视教学节目，便委托同教研室的费振刚老师安排我与章必功兄第一个学期的学习计划。费老师给我们开了书目，说段玉裁注的《说文解字》不但是先秦两汉研究生的必读书，也是必备书。如果没记错的话，当时段玉裁注的《说文解字》要价不菲。一本《辞源》大小开本的棕皮精装本要七、八块钱。那时的七、八块可不是小数目，差不多就是学校食堂一个月的伙食费了，何况我刚刚买了中华书局出的许慎《说文解字》影印本，就不太想再买段注本。费老师看出了我的心思，但他还是坚持说研究先秦两汉文学，一定得备段注《说文解字》才行，并说该书资料翔实，读段注是研究先秦文学的基本功。最后，费老师索性正式通知我与必功兄，他已经请了曹先擢老师为我们两人专门开一个学期的《说文解字》课，就用段注《说文解字》为教材。事已至此，我周末只好去琉璃厂买回了一部段注《说文解字》，没想到，那天在书店又发现了新出的影印本《十三经注疏》，于是一咬牙，顺带也给买回来了。 一个星期以后，我们正式跟着曹先擢老师上课。 那时曹老师在古代汉语教研室执教，同时兼任系党总支书记。一般来说，担任行政职务的老师很少承担教学工作。但曹老师跟其他做行政的老师不太一样，他既是总支书记，又是学者，而且还是个做“小学问”的大学者。说曹老师做“小学问”，不是说他的学问不大、不重要，更不是说这门学问容易做，而是说曹老师把自己毕生的精力都花费在研究那一个个小小的方块字上，也就是“说文解字”上。我这里所说的“说文解字”，并不单单指研究许慎的那本书，更包含了对构成中国传统文化最基本因素的汉字的起源、发展、演绎过程的探索，对汉字字形、发音、义理之间存在着的直接或间接联系以及形音义三者之间联系规律的研究，以及对每一个汉字所包含的特有文化意义、历史底蕴的发掘。这样的研究很少可以做成鸿篇巨制，往往就是千把字的一篇短文，分析解读的就是一字一音一形，貌似“小学问”，其意义却是极其深远。惟有学养深厚、博古通今、知识渊博的大学者方能当此大任。而曹老师就是其中的一位佼佼者。 曹老师的第一堂课，首先让我们感受到的是他对《说文解字》的熟悉，从版本、体例到内容，一说起来，简直是如数家珍。记得课上曹老师问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是谁确立了汉字的偏旁部首？尽管从小就知道查字典需要掌握汉字的偏旁部首，大大小小的各种字典也用过很多种，可究竟是谁第一个创立了偏旁部首的概念，却从来没有想过，更没有研究过。见我和必功兄两人面面相嘘谁也没吱声，曹老师先把偏旁部首的来龙去脉娓娓道来。原来汉字的部首最早就是由东汉的许慎根据对汉字形体的分析以及字源的考究而创立的。他将当时所见到的9353个汉字，按照540个部首划归为14大类，另外还收了1163个异体字，一共是10516个汉字。自此，汉字的解释与字典的编撰，几乎都采用了许慎确立的偏旁部首分类法。在这个意义上，许慎的《说文解字》堪称是中国文字学的奠基之作。 曹老师还给我们特别介绍了许慎《说文解字》对汉语言文字学的开拓性贡献。除偏旁部首的创立以外，许慎还开启了从训释汉字的本义出发，进一步阐释其引申义、比喻义的词汇分析法。曹老师说，在反切注音尚未出现的汉代，许慎采用的这种先训释词义，然后分析词形的构成，并且用“读若”、读与某同等方式记录读音，从义形音三方面注释词汇的方法，对后世训诂所采用的“因音求义”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也是在曹老师的课上，我第一次了解到所谓“文字”中的“文”与“字”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许慎《说文解字序》说，“仓颉之初作书也，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寖多也。”就是说，描摹世间形象的早期的象形字是“文”，而后来把形与声结合起来产生的才是“字”。直到今天我还清楚地记得，曹老师讲到这里，站起身走到黑板前，一边在黑板上“画”着早期的象形字，说明何以为“文”，何以为“字”，一边介绍说在许慎之前，只有六书的名称，却没有对任何汉字的具体阐释分析。是许慎第一次给六书的“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下了定义，并且运用六书的观念解释汉字的来源。 曹老师大概从费老师那里得知，为了买段注《说文解字》我们两人都颇咬了番牙。因此在第一堂课上特意从版本发展的角度，说明段注的重要与意义。曹老师说，现在所能见到的《说文解字》的最早版本是唐代写本，但那只是残本。明清时最流行的《说文解字》是南唐时期徐铉、徐锴兄弟整理的二徐本。而清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以徐铉本为底本，在许慎形义音三者相互推求的基础上，旁征博引，详细考订了《说文解字》所例举的所有汉字字义的演变，其中光引用的书目就达226 种之多；同时，段玉裁还为《说文解字》所收的九千多个汉字一一标出了音韵系统。所以说，段注《说文解字》是一部划时代的巨著，耗费了段玉裁毕生的心血，极有创见。清代另一位大学问家王念孙称其为“盖千七百年来无此作矣”。曹老师还说，正因为如此，熟悉段注《说文解字》不但是研究国学必备的基本功，这部书也是研读先秦两汉文献必不可缺的工具书。这就是为什么费老师要我给你们开“说文解字”段注课。 曹老师的第一堂课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渊博学识，他的宽厚谦和，他对《说文解字》情有独钟的热爱至今历历在目。 2 汉字是中国文化的载体。探索每个汉字的不同构件所表示的不同意义，不难发现几乎每一个汉字就是一部文化书，而这千千万万个汉字又共同组成了一部独特的中国文化史。 曹老师的课每周两课时，每次课曹老师都会选择若干个汉字，从其偏旁部首、声符、义符三方面入手加以分析。在解释每个汉字所蕴含的字义以及文化意蕴时，曹老师特别注重探索汉字形音义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汉字的古今演变，强调研究方法的重要，引导我们掌握训诂的基本要义。 在曹老师的课上，我最喜欢听他“侃”字。汉字是中国文化的载体。探索每个汉字的不同构件所表示的不同意义，特别是从形音义三方面解读汉字，并从汉字的起源、本义看汉字的演变与发展，理解其中所包含的文化内涵，不难发现几乎每一个汉字就是一部文化书，而这千千万万个汉字又共同组成了一部独特的中国文化史。例如讲到“盟”字，《说文》是这么解释的：“盟，《周礼》曰，‘国有疑则盟’。诸侯再相与会，十二岁一盟，北面诏天之司慎司命。杀牲歃血，朱盘玉敦，以立牛耳。从囧，从血。盟，篆文，从朙。盟，古文从明。”曹老师说，“盟”的本义就是诸侯结盟。古人认为血是生命的象征。所以在结盟时，要在地上挖坑，在坑边杀牲畜，把牲畜的血滴入器皿之中，并割下牛耳放在盘中。通过这样的仪式公开发誓从此命运与共，永不背弃。这便是“歃血为盟”的由来。曹老师还说，这里的“明”字，既是声旁，也是形旁。作为形旁，“明”表示“公开”。了解了“盟”字的来源，就很容易理解现代汉语中结盟、盟军、盟国、联盟、盟约、海誓山盟等词语的由来以及其中所包含的深厚的文化内容。 当时我的感觉是曹老师对《说文解字》已经达到了烂熟于心的地步。随便从中拈出个字，都能讲出一番道道来。曹老师上课，很注重实践，也就是要学生运用段注《说文解字》以及前代学者开创的各种训诂考据方法来解释分析汉字。在课上，曹老师时不时当堂给我们几个字，要我和必功兄在不翻看任何参考书的前提下，仅凭字的形音义来阐释分析其本义、引申义与假借义。每当我们解析得八九不离十时，曹老师总是给予我们很大的鼓励。但也有的时候我们的理解与本义相差甚远，甚至风马牛不相及。遇到这样的时候，我们总不免要先自我嘲讽一番，再听曹老师纠缪。 《说文解字》课虽然只上了一个学期，但从中学到的训诂学方法对我后来做学问有着很大的启发与帮助。上世纪80年代，我主持编写“中国文学宝库”中的《先秦散文精华分卷》、参与《红楼梦大辞典》的编写、主持《中国古代寓言选》的选篇注释，承担《中国古代十大悲喜剧集》中李渔《比目鱼校注》；90年代，主编《中国民间风俗信仰词典》、编写《庄子散文选》；近年撰写《庄子的世界》一书、研究有关《坛经》的学术项目，就都用到了很多训诂考据的解析注释法。 3 相对于王力、吴组缃、周祖谟、林庚等老先生，曹老师在北大中文系只能算是小字辈。但他的渊博的学识以及谦和宽厚的秉性，都让我们觉得他很有些老先生的风范。 曹老师《说文解字》课的另一个精彩处，是看他在黑板上用小篆写汉字。曹老师写小篆绝对已经到了了然于心、出神入化的地步。小篆字体的构图与现代汉字很是不同，又有着那么复杂的笔画，曹老师从来都不需要看书，信笔就可以把一个个小篆汉字写在黑板上。而且他的小篆写得十分漂亮娴熟，每个字都像是一件艺术品一样。虽然那时曹老师不过50来岁，在老一辈学者如林的北大中文系，相对于王力、吴组缃、周祖谟、林庚等老先生，曹老师还只能算是小字辈。但他的渊博的学识以及谦和宽厚的秉性，都让我和必功兄觉得他很有些老先生的风范。 闲聊中得知曹老师是1954年考入北大中文系的，1958年留校任教。读书期间他曾追随著名语言学家王力、魏建功先生致力于汉语言文字的研究。在治学道路上特别受到王力先生的提携。因此，老一辈学者做学问的精神与方法对他治学有着直接的影响。每次跟我们聊起他自己致力于《说文解字》研究的经历时，他都很感慨于自己所获得的老一辈学者的指导与教诲。 70年代初，曹老师有幸被北大推荐参与《新华字典》的修订工作。《新华字典》是新中国出版的第一部现代汉语字典，最初是由魏建功先生主持编纂的。这部字典初版于1953年，此后的十多年间先后再版过四次，但都没有做任何大的修订。直到1971年6月所出的这一版，才在前几版的基础上做了重大修订，包括增减词条、修改注释，并重新排版发行。因此，1971年版《新华字典》的版权页并没有按照出版顺序标为第五版，而注明是“修订第一版”。由此可知这一版《新华字典》的历史地位。由于当年的字典编纂工作没有电脑，全部词条都要靠人工摘抄卡片，工作量巨大。参加修订组的一共有来自北大、中科院、商务印书馆的50多人。曹老师担任了1971年版《新华字典》修订组副组长。说是副组长，其实曹老师担任了字典修订的实际主持工作。由于历史的原因，当时的正组长是由工宣队、军宣队代表出任的。自此，曹老师便与汉语辞书的编写结下了不解之缘。1986年至1993年，曹老师调任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副主任，兼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研究员，还曾担任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辞书学会会长。1999年被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聘为《现代汉语词典》修订审定委员会主任委员，商务印书馆辞书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几十年间，他主编、撰写了大量与文字学、语言学有关专著以及各类辞典，例如《通假字例释》（专著）、《字里乾坤》（专著）、《汉字文化漫笔》（专著）、《八千种中文辞书编目提要》（主编）、《汉字形义分析字典》（主编）、《新华多功能字典》（主编）、《汉字源流精解字典》（主编）等等，成果斐然。 不过，当曹老师跟我们聊起他参与《新华字典》修订经历时，他说得最多的却是他如何利用这个机会得以熟读《说文解字》。当年与曹老师一起参加《新华字典》修订的有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陆宗达先生。陆先生是国学大师黄侃的入门弟子，对音韵学、训诂学、《说文解字》、现代汉语语法均有深入研究。其中尤以研究训诂学与《说文解字》成就最为显著。曹老师曾虚心向陆先生求教，陆先生建议他从精读《说文解字》开始，并要求他一定要掌握小篆。曹老师认为这是陆先生给他指出的做学问的方向。于是，他每天一卷苦读《说文解字》，硬是把全书的小篆都啃了下来。后来回到北大，系里要曹先生开《说文解字》讲读课，王力先生已经通过了。当时朱德熙先生主管开课的事，建议曹老师先听周祖谟先生的课，然后再自己开课。就这样，曹老师又跟着著名训诂学、音韵学、文献学家周祖谟先生磨练了一年。曹老师如此不同寻常的经历，给他的《说文解字》研究以及辞典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曹老师的课上，他也要求我和必功兄学会写小篆。那时曹老师每星期给我们的功课都是照着《说文解字》上的小篆抄字。说是抄字，对我来说其实就是“画”字。曹老师的要求很高，所抄写的篆字，一定要熟悉到不看就能流利写出的程度。并且要像他分析汉字那样，根据字形说出这个篆字的含义以及演变。偏偏我是一个极为缺乏艺术细胞的人。汉字本来已经写得够难看的了，何况还要写如同美术字的小篆！所以这个作业，对我来说绝对是个苦差事。一个学期下来，我大概学会了一百多个篆字。可惜的是，由于过去几十年没摸《说文》，也没有接触到篆字，到如今，除了几个象形、指事、会意的简单汉字，我还能“画”出来以外，稍微复杂点儿的，都已经还给了曹老师，既不会认，更写不出来。很是遗憾。 4 二十年来，我教过的数以百计的华裔子弟从恨中文学校到热爱学中文，每当我看到学生们在中文学习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都不免满怀感激之情地说一句“谢谢您，曹老师。” 北京大学硕士毕业以后，我被分配到中央戏剧学院任教，从此走上了古代文学、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之路，并且把家也搬到了城里。而曹老师担负着许多社会兼职工作，很是繁忙，就再没有与他保持更多的联系。90年代初，我赴美探亲，几年后辗转定居加拿大，开始了教中文的生涯。不曾想，我当年上的那40课时的《说文解字》课在我后半生的职业生涯中派上了大用场。 90年代，一方面由于中国的经济实力迅速崛起，加拿大驻中国各级领使馆、驻华机构迫切需要会说中文的人从事各种与加中贸易相关的工作，中文成为了加拿大政府外语培训部门的一个重要语种，而且在加拿大普通人中也出现了学中文热。另一方面，加拿大多元文化事业方兴未艾，政府教育部门拨款扶持资助的各种少数族裔的语言文化教育项目遍及全国各地。特别是随着大陆移民数量的迅速增加，一所所以教简体字、拼音为主的中文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在加拿大各大中城市纷纷开办起来。于是，学中文出身的我，在中文教学领域成了“抢手货”。我周一至周五白天在加拿大政府外语培训学校教授政府官员，晚上教中文学校的成人班，到了周末则教华裔子弟学习中文。 中文口语，除了四声稍微难些，对已经会说英法语的加拿大人并不难掌握。这主要是因为相比起加拿大英法两个官方语言的语法来说，中文语法实在太简单了。但是要想掌握汉字，能够会读会写，不光对母语是英法语的加拿大人是巨大挑战，就是对会说中文的华裔子弟仍非易事。当然，成人与孩子所遇到的学习难点截然不同，但在某种程度上又有着相通之处。 教成人汉字，我有时需要杜撰，杜撰也十分有效，但教华裔子弟学中文，这一招就完全行不通了。华裔子弟的父母虽大多理工出身，但都经历过国内高考的拼杀，个个都是中文了得。我手中必须得有金钢钻，才敢揽教华裔子弟的瓷器活。在海外教华裔子弟学中文实属不易。在周末中文学校，往往是老师在台上讲得声嘶力竭，可学生在下边玩的玩，聊天的聊天，打游戏的打游戏，看英文书的看英文书，全然成了自由市场。其次，中文的确难学。在海外出生长大的华裔子弟能听说中文已经相当不错，再要会读会写，谈何容易？ 每堂中文课，我都得颇动番脑子准备。一般来说，我总是先从生词中选出一些汉字，从字形、字源讲起，分析其本义，引申义，再穿插介绍历史典故，发掘其中所蕴含的的文化意义。这种借题发挥，旁征博引的讲法很有成效。记得最早介绍的就是很简单的“尖”“卡”“囚”“重”“出”等，一下子就把学生吸引住了，教学效果十分明显。孩子们不但记住了汉字，对学中文有了兴趣，而且还经常用在我课堂上学到的东西去考他们的父母。不少家长反映，自从送孩子到了我的中文班，周六接送孩子上学的路上以及饭桌上的话题都少不了转述中文课上所听到、学到的内容。他们非常感谢我激发起了孩子学中文的热情。可是华裔学生与家长之间对我的中文课的这种“讨论”，给我上课时信口而来的“说文解字”无形中也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一旦我讲错，很可能马上就会传遍当地华人圈，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笑柄。而我当时手头又没有段注《说文解字》之类可靠的工具书可供查找，只能根据当年曹老师教给我的方法去解析，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办法做充分的准备。 记得一次，一个学生在黑板上写了个“燹”字考我。全班二十几双眼睛一瞬间全都齐刷刷地聚焦在我身上。我知道这其实是孩子的父母在考我呢。我想了想说，这个字的读音应该是“xiǎn”，但不敢肯定，还需要查字典确认。那个学生很惊异地连连点头。接着我又根据字形分析说，这个字的上边是两头野猪，下面是火，火烧野猪，这个字当有野火、战火的意思。写字的学生更吃惊了，眼睛也瞪圆了。原来她爸爸教她这个字的时候颇有些得意地表示，倘若王老师能马上说出这个字的读音和字义，他就算服了。其实，真正让学生和家长心服口服的不是我，而是曹老师教给我的汉字形音义的分析方法。 就这样，在我二十多年教中文生涯中，常常是学生随时发问，我随时“说文解字”。有时为了帮助学生尽快记住汉字，我也采用非学术的“望文生义”的方式。这种“说文解字”与曹老师有根有据的训诂学指导的“说文解字”有着本质上的不同，但在教学实践中却成了一种成功、有效的汉语教学法。二十年来，我教过的数以百计的华裔子弟从恨中文学校到热爱学中文，并真正掌握了中文。而那些全职参加中文培训的中文学生毕业后则在加中文化贸易交流中无须翻译，就可直接用中文与中国同行交流沟通，还有那些每周晚上跟我学两小时的中文学生，也都由于掌握了中文，给自己的生活工作带来了极大的方便。每当我看到学生们在中文学习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都不免满怀感激之情地面对电脑上曹老师的照片，说一句“谢谢您，曹老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