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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底，当时尚未自号“东坡居士”的苏轼结束了长达130多天的铁窗生涯，戴着一顶“黄州团练副使”的虚衔，由御史台差人押解着流放黄州。“乌台诗案”本是因诗文引起的文字狱，可是苏轼一出牢门，便作诗说：“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又说：“却对酒杯浑似梦，试拈诗笔已如神。”他对文学写作的热爱，真是历劫难改！话虽如此说，苏轼到达黄州之后，对于御史们从其诗文作品中吹毛求疵地寻找罪证的伎俩毕竟心有余悸，不敢多写诗文。好友滕元发来书求作《萧相楼记》，苏轼谢绝说：“得罪以来，未尝敢作文字。”后来他勉强为成都的僧人写了一篇《经藏记》，还特意写信向滕元发解释：“《经藏记》皆迦语，想酝酿无由，故敢出之。”意思是该文中都是佛教用语，估计政敌们无法“酝酿”即锻炼成罪。所以苏轼在黄州度过了四年零三个月，诗文作品的产量比先前大为降低，只有词与书画作品的数量不减反增，因为后二者不大会引起有关政治的联想。苏轼在黄州平均每年作词19首，远高于一生的平均数。他在黄州的书画作品也数量巨大，艺术水准则臻于炉火纯青之境。比如名震古今的书法《杜甫桤木诗》《黄州寒食诗》，以及绘画《枯木怪石图》，便都创作于黄州。对此，研究书法史与绘画史的学者论述已多。本文的讨论重点是，苏轼在黄州时经济困窘，他有没有出售书画作品以解燃眉之急呢？ 流放黄州的苏轼已经没有正常的俸禄可领，官府只发给一份微薄的生活补助，而且往往不发现钱而以实物充抵，有时甚至领到一堆酿酒用过的旧布袋来充数。一向不甚留意钱财的苏轼不得不精打细算，他与夫人王闰之商议决定，全家二十多口人每天的生活费不能超过150文钱。于是每月初一，苏轼便取出4500个铜钱来，分成30串，挂在屋梁上。每天早晨用叉子挑一串钱下来作为当天的费用，然后藏起叉子，严禁超支。即使这般节俭，一年以后苏轼便囊中羞涩，不得不在城东的山坡上开荒耕种。那块荒地原来并无地名，苏轼为它取名为“东坡”，且自号“东坡居士”。东坡居士在东坡上辛苦耕种，一心盼望多打粮食养活全家，这在其《东坡》诗中有生动的记录：“崎岖草棘中，欲刮一寸毛。喟然释耒叹，我廪何时高？”可惜荒地过于贫瘠，产粮不多。于是东坡在经济上依然捉襟见肘，到了第三年的寒食，在那个人称“人间佳节”（邵雍语）的节日，他家的生活竟是“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 困窘的生活与失落的心态并未影响东坡对艺术创造的巨大兴趣，他在黄州创作了海量的书画作品，数量最多的首推手札。手札原是古代书法名作的主要文本形态，陆机的《平复帖》、王羲之的《十七帖》、颜真卿的《争座位帖》皆是范例。苏轼在黄州写了大量的手札，有些流存后世，成为书法史上的名帖，比如写给陈季常的《新岁展庆帖》《人来得书帖》以及被后人刻进《晚香堂苏帖》《景苏园帖》的写给章质夫、杜孟坚、刘攽诸人的书简。此外，东坡还曾书写过其他内容，一是古人的诗文，例如李陵苏武诗、杜诗、《阿房宫赋》、孟郊诗、欧阳修诗等，写得最多的是陶渊明诗文，有题跋记载的即在五次以上。东坡也常书写自己的作品以赠人，例如元丰六年秋曾书《后赤壁赋》赠范百嘉，年底又书《赤壁赋》寄赠沈辽，次年离黄之前还为里人潘大临兄弟书赤壁二赋。被后人誉为“天下第三大行书”的《黄州寒食帖》就是元丰五年即兴挥毫的属稿，帖中保存着多处涂改勾乙的痕迹，字里行间洋溢着牢骚悲怆，所以八年后黄山谷为此帖题跋说：“试使东坡复为之，未必及此！”东坡在黄州的画兴也不浅，尤其喜画竹石。见于记载的就有元丰四年三月为章质夫画枯木拳石丛篠，元丰五年八月为方竹逸画竹石，同年岁末为李昭玘画竹石，元丰六年五月为蔡景繁画扇，同年七月在里人王齐愈（字文甫）家画墨竹等。元丰四年九月，米芾来访，亲见东坡将一幅观音纸粘在墙壁上，画上“两枝竹，一枯木，一怪石”，然后赠予米芾。元丰七年六月，刚离开黄州的东坡在当涂郭祥正家里画竹石于墙壁，并作诗云：“空肠得酒芒角出，肝肺槎牙生竹石。”可见东坡在黄州的书画都是对胸中不平之气的宣泄，是不吐不快的抒情作品。 东坡的书画在当时就受到广泛的欢迎，无论朝中官员还是在野士人，都将东坡的手迹视为墨宝。东坡在黄州结交的土著朋友近水楼台先得月，收藏了大量的东坡书画。比如王齐愈之子王禹锡，相从东坡三年，积累的东坡书帖竟有粗如牛腰的两大卷。后来他要入太学读书，无法携带太重的行李，乃将部分书帖藏于箱内，封锁牢固后才交给其父保存。王齐愈埋怨说：“我俩之间本有关系，何至如此！”东坡觉得此事甚为有趣，特地作书记录并赠给王禹锡。又如曾向东坡问学的少年何颉之，收藏东坡墨迹甚多，传至其子何琥手中尚珍藏无恙。甚至黄州的妇女都有收藏东坡墨迹者，元丰四年秋，东坡到友人陈季常家小饮，曾当场作字赠给在座的一个“村姬”。元丰七年四月，东坡即将离开黄州，曾在友人祖行席上作字赠给营妓李琪。如此受人欢迎的书画作品当然是有市场价值的，东坡的好友王诜曾在信中对他说“吾日夕购子书不厌”。九江的刻碑工李仲宁则因专刻东坡书法而获温饱。当时甚至出现了以制造东坡书法赝品而闻名的高述、潘歧一流人物。所以黄山谷题跋东坡书帖云：“今日市人持之以得善价，百余年后想见其流风余韵，当万金购藏耳！”东坡离黄回朝后供职于翰林院，闲暇时常写字作画，且任由同僚争抢持去。僚友韩宗儒经常借故给东坡送去便函，每次得到东坡回复的短简就转赠给酷嗜东坡书法的殿帅姚麟，后者便答谢他十斤羊肉。黄山谷闻之，乃援引王羲之以书法换取白鹅之故事，戏称东坡书法为“换羊书”。北宋羊肉价昂而猪肉价贱，黄州的猪肉甚至价贱“如土”（东坡予秦少游书中语）。假如东坡在黄州时愿意出售几幅书画作品，那么寒食佳节时就能为其妻儿炖上一锅“东坡肉”，何至于“空庖煮寒菜”？可是东坡在黄州从未出售书画，他仅有一则题跋说到卖字：“王文甫好典买古书画诸物。今日自言典两端砚及陈归圣篆字，用钱五千。余请攀归圣例，每日持一两纸，只典三百文。文甫言甚善，川僧清悟在旁知状。”（《书赠王文甫》）陈归圣是当时的篆书名家，但书名远逊于东坡。这则题跋分明是好友之间的戏谑之语，不能当真。 那么，友人们收受了东坡的书画作品，却从不表示谢意吗？当然不是。比如收受东坡书帖甚多的陈季常，便时常在物质上接济东坡，东坡曾作书致谢：“至身割瘦胫以啖我，可谓至矣！”至于其他友人，往往以笔、墨、纸、砚等物相赠，例如唐林夫赠诸葛笔，庞安时赠李廷珪墨，郑元舆赠绢纸，段君璵赠令休砚等，皆见于东坡在黄州所作题跋。凡此种种，都是朋友之间礼尚往来的互相馈赠，决非商业活动。换句话说，东坡赠给友人的书画只是礼品，友人回赠的文房四宝也都是礼品，后者是东坡创作书画作品必需的艺术耗材。一切商品都是有价的，真正的艺术品则是无价的。东坡在黄州时衣食不周，捉襟见肘，却从不出售书画以谋利，他的写字作画皆是纯粹的艺术活动而非商品制造。正因如此，他的作品才会那般生机勃勃，元气淋漓。韩愈咏石鼓文曰“鬼物守护烦挥呵”，东坡的书画作品也是如此。衣若芬女士说得好：“很少有文物能像苏轼的《黄州寒食帖》那样‘生命力’顽强。九百多年来，几度历经火患，让收藏者冒死抢救。”所以我认为，东坡的《黄州寒食帖》《枯木怪石图》等作品，都是属于全人类的文化瑰宝，它们的价值决非举槌吆喝的拍卖师们所能估算出来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