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毅：罗先生，据我所知，您的第一部著作《李杜论略》是1980年出版的，那时您研究生毕业已有十五年，接近“知天命”的年龄了。能否谈谈您当时著书的情况，以及你们那一辈人从事学术研究的不易。对文史哲等人文学科而言，人生的历练和世事的洞明，是否也是一种学术积累？您是如何把读有字书（前人著作）与读无字书（人生体验）结合起来的？ 罗宗强：《李杜论略》是1978年开始写，1979年写完，1980年出版。这本书是在没有充分学术积累的情况下写的，书出版后就后悔了，觉得写得很不满意。写这本书的起因，是在“1966—1976”期间，看到郭开贞先生出版的《李白与杜甫》，把杜甫贬得一无是处。那时我在江西偏远地区，大部分书都被抄走了，只剩下一部《鲁迅全集》和一部《杜诗镜铨》。这两部书成为我渡过艰难岁月的精神支柱，一有机会就反复地读。以我当时的处境和心情，非常喜欢杜甫那些沉郁、悲愤的诗，真是感同身受。看了郭开贞的书就非常反感。那时没有想到要写文章，当然也不可能写。1978年以后，才开始带着情绪写《李杜论略》。我们这辈人，真正从事学术研究的时间很少，一旦开始学术研究，真是困难重重。 那时候经济状况也不好，人总是感觉很疲劳，但是十几二十年没有从事学术研究的环境，书生老去，机会方来。我写过一首诗，有两句是“待到升平人已老，空留锦囊贮哀词”，这就是当时的心情。有了机会了，当然非常珍惜，就是凭着一种爱好、兴趣，以及对杜甫的那种感情，我写下了这本书。可以说这本书是一种情绪化的东西，学术水平不高，但写这本书使我有个体会，人文学科的学术研究，特别是文学研究，里面包含着很多人生感悟的东西，含有对人性的理解在里面。真切的人生体验对文学研究很有好处。人生多艰，人生不易！但是多艰的人生也让人对生命有更深沉的感悟。理想和向往，受到挫折以后的感慨，各种各样的生存境遇和体验，使人对文学作品可能会有更真切的感受，对人性也会有更深的体悟。所以我后来在文学研究中，特别重视人性的把握、人生况味的表述;当然，古人与今人的思想观念距离很远，但是人性中总有相通的地方，对人生的体悟也有相通的地方。你看我的书里有许多情绪化的东西，带有自己人生体验的感情色彩，这跟我的人生经历是有关系的。 张毅：您是性情中人，有诗人气质，笔端常带感情，这我深有体会。在《李杜论略》出版后，仅十年左右的时间，您又出版了《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唐诗小史》和《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等著作，在《中国社会科学》等杂志发表了不少有影响的重要论文，获得了学界的普遍关注和好评。如傅璇琮先生所说：“无论是审视这一时期的文学思想史研究，还是回顾这个阶段的古典诗歌特别是唐代诗歌的研究，您的著作问世，总会使人感到是在整个研究的进程中画出一道线，明显地标志出研究层次的提高。”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内不断推出学术精品，您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罗宗强：我这几本书并不是什么精品，只能说研究时确实下了点功夫，对历史有自己的一番真切感受，能真诚地说出点跟别人不一样的看法，如此而已。我写这几本书的时候，国内的古代文学研究在十年浩劫后刚刚恢复。1966年之前的十七年，衡量古代文学作品好坏的标准基本上是三个性和两个主义，就是强调人民性、现实性、阶级性，还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用三性、两主义的标准去套古代的作家和作品，去衡量是非。现在看来，能够留下来的优秀的古代文学研究成果并不很多，由于有了一个固定的框框，就让人感到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研究古代文学、古代文学思想，我的想法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在史料清理的基础上，尽力地去还原历史，并且要有自己对文学、对历史的看法，去判断是非，不人云亦云。研究唐代的文学思想，就从唐代文学创作的实际出发，去认真地看唐代作家的集子，要从最基本的原始材料和历史文献入手。从自己阅读时的真实感受出发，着重于看其艺术上的成就，分析其艺术特点，从这个角度感受文学观念变化的是是非非。我更喜欢真实表现人性的优点和弱点、真实表现个人情怀的作品，所以我对白居易新乐府评价不高，对唐代古文运动评价也不高，而特别喜欢王维、李白、李贺、李商隐，喜欢他们作品的强烈的艺术个性，所以对这些人评价就比较高。根据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根据作品本身，根据个人的感受，真诚地说出自己的看法，这是我写这几本书时的初衷。当然，这种出于一己爱好，用自己的文学观念去衡量作家作品是非的做法是否恰当，那只能由他人去评说。我的原则，是决不说违心的话。 再有一点就是从第一手材料出发，决不取巧，不相信和转引二手材料。当我没有看过大量原著的时候，在没有对大量原始资料进行认真梳理之前，我是不敢动笔的。对一些重大的文学事件，对一些重要的文学观念，对一些人和事，我尽力做到把它的来龙去脉理清楚。如在写《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的时候，牵扯到对魏晋时期很多人的评价、很多事情的是是非非。在当时的环境下，魏晋士人面对生活的基本态度，他们的行为，他们的内心世界，究竟是怎么回事？我的一个基本的想法是：力求做历史的还原，尽量根据史料推测当年到底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当年的真实情况如何，在此基础上来判断是非。所以这部书可能对魏晋时期一些士人的心态，说出了跟别人不太一样的看法。从写《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到写完《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中间有将近十年的时间，我在研究过程中注意两个最基本的方面：一个是真诚地面对历史，尽量做历史还原的工作，再就是对作家的衡量以人性作为标准，看其在作品中如何真实表现他的性情、他的个性，如何表述他的人生感悟，当然，也看他艺术表现的特色与成就。从这些来推测他在创作中的崇尚，来理解他的文学观念。 张毅：中国文学思想史学科，既不同于中国文学史研究，也不同于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在这门学科的建立过程中，您的《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堪称标志性的著作。能否就这两部书的写作，谈谈这门学科与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的区别，以及中国文学思想史学科的发展情况。 罗宗强：中国文学思想史的学科性质，我想在我给你的《宋代文学思想史》所写的序里，已经讲得比较清楚了。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的特点，主要在于了解、掌握一个时期文学思潮变化的过程，根据思潮的变化说明文学观念的发展演变。这里面有从文学创作中反映出来的文学思潮的变化、文学观念的变化，也有文学批评和理论方面的总结和表述。从文学创作中反映出来的思潮和观念的变化，与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的表述不一定总是吻合的。怎么说呢，有互相契合的时期，也有互相分开的时期，也有矛盾的时期。假如专门研究文学批评史，仅仅从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着眼，就会忽略文学创作中反映出来的文学思潮、文学观念变化的复杂情况，很难全面地、准确地把握文学思想潮流、文学观念流变的风貌。对于整个文学思潮走向的把握是这样，对于一个人的文学观念的把握也是这样。有的人，他的文学批评，他的理论表述说的是一套，而他在创作中反映出来的文学思想倾向又是另一套。只根据他的理论表述来论定他的文学思想，就不会是全面的、准确的。文学思想史研究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把文学创作实际中反映出来的文学思潮、文学观念的变化给清理出来，结合当时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的表述，二者互相印证。文学思想史与文学史也不一样。文学思想史也研究文学创作，但着眼点是创作所反映的文学观念。文学史研究就不一样了，文学史主要研究文学创作本身，它主要研究文学创作在艺术上的成就，文学创作中作家、作品、流派所表现出来的特点，没有与文学批评理论相印证的问题。另外，文学史研究以作家、作品的个案研究为基础，而文学思想史研究的着眼点不在单个作家或某部作品，虽然它也研究重要的文学家、文学理论家的文学观念，但更注重的是整体的思潮研究。 文学思想史的研究，除了对一个时期的文学思潮、文学观念的整体观照外，还要加强对流派文学思潮、地域文学思潮的研究。我最近看了一下这十几年出版的文学思想史著作，如涉及到西汉的《西汉文学思想史》就有三部，还有汉代诗歌思想史，汉代文学思想流变史等，大概四、五部吧。这四、五部看起来都各有特点，每本书的方法和侧重点都是不—样的。我想文学思想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就是要往细部做，往深里做，要做得很细致，除了大的脉络之外，恐怕就是要研究流派的文学思想。在文学史方面已有一些流派研究著作，但侧重点在作家作品，不在思想观念上，对流派的文学思想的特点、来龙去脉和价值所在，缺乏专门的研究。做某一流派的文学思想研究，可以在局部做得很细，可以研究他们理想的东西，他们的题材选择趋向、审美趋向，他们善于使用的表现技巧，和这些技巧背后的艺术观念的性质，他们的文学主张，他们的文学观念之所以形成流派的种种原因，他们的文学观念与其他流派的差别与联系，他们的文学观念与文学主潮的关系，他们的承传和影响等等，这些方面的研究现在来说还不是很充分。再就是地域的文学思想研究，地域文学观念的特点到了明清以后就表现很明显了。我最近正在研究明代嘉靖前后江右（也就是江西）地区的文学观念，就感到很有意思，觉得那时江右地区的文学思想倾向，跟吴中的那批人像文徵明他们的思想很不一样。江右是王阳明心学影响极大的一个地区，王阳明的第一代弟子、再传弟子数量很大，这些人深受王阳明思想的影响，他们的人生态度，他们的生活趣味，他们的诗歌，他们的文学观念，带有很浓的地域文化的特点。地域文学思想与主流文学思潮发展的关系也是值得研究的课题，所以文学思想史除了研究一个时代的文学思潮，除了研究流派和个人的文学观念，还应该研究不同的地域文化对文学思想的影响。 今后文学思想史研究的发展，进一步就是要往细部做，要做流派的研究、地域的研究。这会涉及很多问题，会有很多空白等待我们去开拓。近来有研究者发表文章，说古代文学批评的研究，从构架到史料的开拓，后来者恐怕很难有新的突破了。这一说法是极不准确的，是对于文学思想潮流、文学观念的历史实际知之不多的表现。事实是：不少的原始材料都还有待清理，出土的新材料将要改变我们对先秦文学观念的一些看法就不用说了，历代经注中反映的文学观念我们都还没有认真地清理，大量的别集都还没有认真全面地细究，大量的诗话包括流传于地方小范围内的本子，都还没有清理出来，明清两代尤其如此。近年蒋寅、张寅彭、吴宏一等先生都在做清代诗话的搜集、整理工作，听说数量极大。这其中可能会有非常精彩的、有价值的东西。总之，无论是文学批评史还是文学思想史，研究的空间都还非常广阔，空白的研究领域是大量存在的，并不是到此为止，问题是要往细里做。 当然，文学思想史研究的最终目的，是要弄清我国古代的文学思想潮流演变的整体风貌，弄清文学思想潮流演变的诸种原因，弄清它们和文学创作或繁荣、或衰落的关系，弄清在文学思想发展演变的过程中，有些什么样的观念是最有价值的，发展的主线是什么？至今，我们对于什么是我们的文学思想的主线，什么是最为优秀的传统，什么样的文学观念是推动我们的文学发展的真正力量，都还并不清楚，或者说，都还没有深入的探讨。梳理当然是为了继承。这可能就涉及到文学思想理论遗产如何继承的问题。 张毅：研究古代文史的学者，多就个人的禀性和兴趣爱好决定自己的学问路数，有的偏重于史料的收集考辨，以竭泽而渔的方式整理文献;有的擅长理论思辨，每借助现代观念来结构著作;还有的倾向于审美感悟，以灵心慧性感知文学的妙趣真谛。您的著作，可以说是以上三个方面的有机结合，既有强烈的实证精神，又充满浓厚的思辨色彩，还兼备审美把握的细腻准确。请问这是不是一种有意识的学术追求？ 罗宗强：是有意识的追求，但是还没有做好，心向往之，力不能至。研究文学思想史的人，如果离开坚实的史料基础，他就不可能去感知、去把握文学思想的真实面貌。他对于一个人、一个流派、一个时期的文学思想的描述，就不可能有历史实感。以自己的理论框架去套古代的文学思想现象，就好比给司空图穿上西装、结上领带，显得不伦不类。但对于研究文学思想史的人来说，只停留在史料上同样不够，还有一个理论把握和理论表述的问题。应该说，在描述文学思想现象时，如何处理理论表述问题，是很难的。我非常不喜欢摆理论面孔，特别不喜欢把简单的问题作深奥的表述。我在描述文学思想现象时，力图把理论色彩淡化，把它藏在描述的行文中，藏在行文的内在逻辑里，让思辨的力量从行文中自然表现出来。表述时要淡化理论色彩，又要把理论问题说清楚，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我现在也还在探索之中。至于审美感悟，这可能跟个人的气质、经历和素养有关系。怎么讲呢，我是个重感情的人，爱激动，爱感慨。我较早受到古诗词的熏陶，十五六岁时就爱写诗，和一些好朋友，常在一起写一些感伤的诗，有这么一个善感的气质。我读古代的诗歌、古代的散文，对感情浓郁的作品很容易引起共鸣，有一种生命的感发和激动。所谓审美感受，恐怕主要是对古代作品的那种感情的共鸣，我注意在书中把那种感情的共鸣传达出来，这可能就是我在研究过程中要把个人的感情注入到里面去的原因。当然这里有一个审美积累的问题，由于我从小读的古诗比较多，自己也写一点，所以对诗词、散文在艺术上的好坏，有一种比较敏锐的感受力。但是这种感受力偏向于自己所爱好的东西，比如我读钱钟书先生的《宋诗选》，他选的诗中有一些是写得很活泼的，我却不喜欢这样的诗。我喜欢人生感慨深沉的诗、感伤的诗、悲愤的诗，这可能跟个人的爱好有关系。 张毅：个人气质和审美感受应该是很主观的东西，易表现为才华横溢;但是您的著作却具有很强的历史感，在叙述事件时抱定一种客观的态度，注意对历史文献资料作认真的清理和考辨，决不只依据古人的只言片语作随意发挥，杜绝不切实际的无根游谈。这种严谨的学风和认真的态度又是如何形成的呢？对文学研究有什么帮助？ 罗宗强：这可能跟我个人的经历有关系。我少年时代是很毛躁的，学习也不认真，中学老逃学。但是在考入南开之前的上世纪50年代初期，我在海南岛的橡胶种植场工作了几年，做计划统计工作。那时是计划经济，每年都要制订下一年的生产、管理、财务计划，总有六、七大本，每一本都几十页，有很多表格和一系列的数字，每个数字都和前后有联系。开始做的时候总是出错，只要错一个数字，全部表格就都要从头返工。那时没有计算机，全靠算盘。通宵通宵地返工，越返越乱;所以必须每做一步都很细心，丝毫不敢马虎。这段经历，训练出了一个细心的习惯。后来把这个习惯带到了文学研究里面来，在研究一个问题时，没有把应该看的材料看完了、想清楚，不敢动笔写，总是胸有成竹了才写。这样，工作习惯的严谨就跟个人气质自然地结合起来了。我现在就养成了这样的习惯，做什么事情都要有条理，井井有条，乱了绝对不行。我读大学本科的时候，四年级时曾提前毕业，在文艺理论教研室工作了一年，后来才又念研究生的。这一年认真看了几本理论书，例如，康德的《判断力批判》，我就看了半年多。这书很不好懂，我就一段一段地读、想，一行一行地拆开来读，看他的逻辑思路，看一遍不懂，就看第二遍、第三遍，直至大概弄明白了。读西方的哲学著作，对于理论思维的训练很有帮助。读理论著作，不在于同不同意理论家的说法，更不在于搬用他们的理论，而应当是一种思维能力的训练，训练思维的敏锐性，训练思维的逻辑层次感。 但是话又得说回来。对于研究文学思想的人来说，仅有严谨的学风，对史料作认真的清理是不够的。文学思想的最为基本的东西是文学，面对大量的文学现象，就有一个审美感受的问题。要有审美能力，才能分辨优劣，才能分辨审美趋向的细微变化。我最近在好几篇文章中都提到这一点。现在一些年轻的研究者，比较缺乏审美能力，一首诗艺术上好在什么地方看不出来，只能从思想上来分析问题。搞文学研究，若没有敏锐的审美能力，没有感情的共鸣，只靠纯理性的分析是不行的。文学不是哲学，也不是历史。现在研究文学的人，有的光搞史料清理，或者光搞历史背景研究，历史背景的种种问题，当然对于全面了解当时的文学有必要，但是研究完这些问题以后，一定要回到文学上来。假如不回到文学本身，那就不是文学研究，而是历史学研究、社会学研究或别的什么研究。陈寅恪先生的《元白诗笺证稿》，是大家都公认的一部学术名作，利用文学来研究历史。我们往往容易产生错觉，以为陈先生那样一种学问的路子是文学研究，其实不是。所以要回到文学上来，要尝试新的路数，用科学的方法，而不是沿用过去的方法，过去的方法只是鉴赏呀、风格呀，等等。到底如何解读文学作品，应该利用新的途径、现代的途径，来解剖各个时期、各个流派、各个作家艺术上的成就，把它说清楚了。文学研究应建立在审美感悟的基础之上。 张毅：现代社会是个讲功利的社会，流行实用主义，所以研究古代文学和古代文论的学者，不太愿意回答文学研究有什么用这样的问题，因这问题本身就蕴含着研究文学无用的世俗观念，以为文学不能当饭吃，没有什么实用价值。您一向对“古为今用”有不同看法，又不太赞成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是否含有要脱心志于俗谛的意味？是不是主张以非功利的态度来对待文学，注重文学自身的审美属性，赞赏用“为学术而学术”的态度来从事文学研究。 罗宗强：这个问题我考虑过很长时间，也写过文章，我看这与社会文化的发展有关，不能简单地说有用与无用，也不能简单地说功利与非功利。我认为社会文化构成是分层次的，有普及的大众文化，有精深的高层文化，还有处于中层的文化。高层文化只能是少数人来研究，不能大家都来搞。我想，古代文学研究应该是属于高层文化研究的范围，所以搞古代文学研究的人只能是少数，多了没有必要。真正的研究、高层次的研究只能是少数人的事业，中间有大量的过渡式的承传，如大学、中学里的古代文学教学、各种讯息媒体。通过学校教育和文化传播，把古典文学知识和优秀作品普及到社会上去，满足大众的审美文化需要。只有普及了才谈得上发挥社会作用。但是普及性的大众文化并不能完全反映我们民族的精神、民族文化的整体特点，所以注定还要有高层次的文化研究包括文学研究，以提高整个民族文化水平的层次。比如说对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哪些是精华的东西，哪些是应该留下来的，要通过高层次的研究来清理、探讨，再经由中间的传递，就逐步地渗透到一般社会民众中去了。 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吸收是无形的，如春雨之润物。在我们的思想行为里，如果追究起来，有许多就是文化传统的遗存。对于古代文化的研究，就是要辨明哪些是有益的，哪些是有害的，我想，这关系到国民性的塑造，是民族发展、民族生存的更为根本的东西。不能把对文化传统的利用和继承，局限在当前的政治需要和商业利益上，不能只着眼于当前需要，而应有一个长远的目标。就拿古代文学研究来说，古代文学在今天的作用，主要在情操的陶冶和人格的塑造上。我们的古代文学作品里，有许多非常高尚的值得珍视、值得自豪的思想情操;但是从情操熏陶和人格塑造上来看待古代文学的作用，我们似乎还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这里我要讲一点题外的话，因这涉及到有用与无用的问题。近些年来，报纸上可看到一些让人惊心动魄的报道，如说有四个青少年，最大的十八岁，最小的十六岁，抢劫了一辆出租车，杀死了司机，抢得了一百元。四个人商量如何处理尸体，其中的一个说，煮来吃了，不留痕迹。又一个报道，说一个十五岁的少年，因为奶奶没有满足他的一个要求，就用榔头把奶奶砸死了。还有砸死亲生母亲的。没有人性、没有亲情、没有爱，只有欲望。这些当然是个别现象，但这个别的现象却告诉我们，在我们的教育中缺少了什么。我想，就是缺少善良的感情的熏陶，缺少健全的人格教育。光是知识教育是不够的，光是思想教育也是不够的，一个人要成长为一个有健康人格的人，感情教育就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在这个时候，古代文学就有它的作用了。我们的文化传统里保存的善良人性，在文学里有充分的反映，乡土的爱、亲情、友情、爱情、同情心等等，都有非常真诚、非常生动的表述，都能在健全的人格塑造、丰富的健康感情的培养中，起到很好的作用。但是这作用不是立竿见影的，不是今天讲了，明天就起作用的，不是拿来就用的。它是长期的无形的熏陶，是细雨润物。要讲眼前功利，它做不到，它的作用，是百年树人，是世世代代，是缓慢的改变民族性格。从长远看，它又是很有用的。 古代文学思想的研究也是这样。一些研究题目，在当前看来，可能是毫无用处的，既不能配合当前的政治需求，也没有商业利益，但是对于我们认识我们的传统，对于文化积累，对于提高文化层次，却可能是不可少的。从目前看，它可能毫无功利可言，是为学术而学术；但从长远看，它在文化建设中又是有用的。功利与非功利，有用与无用，在于你怎么看。简单化的实用主义的功利目的，结果可能是帮倒忙。继承文学批评理论遗产，也不是简单的“话语转换”就能做到的。一定的话语都是当时当地的话语，都与当时的文化环境有关。比如说“自性良知”，我们就会想起明代的心学；说“斗私批修”，就会想起“文化大革命”。古代文论也一样，像“意境”，讲情景交融；可你读海子的诗，用“意境”是绝对解释不了的。海子诗那种心灵的自白，那种意象的组合，是一种观念性的组合，从东到西，从西到东，没有完整的意境，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但在奇怪的意象组合里，分明又可感受到生命本能的冲动，一种宿命的悲愤、苍凉。古代文学思想、文学理论遗产的继承，应注重精神实质，而不是简单的“话语转换”。关于这方面的意见，我在1999年第3期《文艺研究》杂志上发表的《古文论研究杂识》中有论述，这里就不多说了。 我们对古代文化遗产的继承，往往用非常简单的方法来对待，比如我最近听说，有些地方让小学生读《四书》《五经》。他们的目的可能是好的，是要继承优秀的文化遗产，但是什么是优秀的文化遗产呢？目前不是还在讨论吗？曾经有一种说法，新儒学能救中国，我对此一向很不以为然。提倡新儒学的人，对于我们的国情恐怕知之不多。退一步说，就算儒学能救国吧，那么《四书》《五经》中哪些是好的，哪些就不很好，也还是大可讨论的问题。小孩子还没有分辨这些的能力，小学的老师要说清这些问题怕也不易。在这种情况下，让孩子们读《四书》《五经》，这种作法我以为未必妥当。我以为这是一种极简单化的对待文化遗产继承的做法。你让一个生活在现代社会里的孩子，摇头晃脑地读“子曰”、“《诗》云”，我一想起来就觉得滑稽。没有分辨力的读经，和现实生活对照，只会造成孩子性格、人格的扭曲，造成他们价值观的无所适从。我想，这是一件近于荒唐的事。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把我们的文化传统中优秀的遗产通俗地传达给我们的孩子，而不是简单化地读经。从研究的功利与非功利，说了这么多题外的话，是不是把问题说远了！其实我要说的只是一点，就是：应从长远看功利，不应只看眼前利益。总而言之，古代文化的研究、古代文学的研究和古代文学思想的研究，是一种少数人的很专门的事业，但它是一个民族文化建设中最基本的东西，从长远来讲，它终究还是非常有用的。 张毅：记得您在《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的“后记”中说：“青灯摊书，实在是一种难以言喻的快乐。”以读书为乐，视荣华富贵如浮云，这样才能真正静下心来做一点学问。可当今的社会充满了急于求成的浮躁之风，追求时尚，玩学术，有将学术庸俗化和世俗化的倾向。对此您有何感想，学者如何才能保持心的宁静而甘于寂寞。 罗宗强：在古代文学研究日益边缘化的今天，要从事古代文学研究，没有点个人爱好是不行的，你自己非常喜欢这个行当，非常喜欢这个事业，你才会专心致志地去研究它。如果著书都为稻粱谋，只是把学问作为一种谋生的手段，不但总会使得自己有很大的压力，也容易把学问搞走样了，结果两败俱伤。如果你出于个人爱好，热爱学术研究，当你发现一条新材料，解决一个新问题，就会有无穷的乐趣，读书就不会感到有多少的压力。当然，人不能够脱离社会，在满足基本的生活需要之后，才能够坐下来安安静静地做学问。人文科学的研究有许多是要长期积累的，一时半会出不了好成果。我对人文科学研究以量化的标准来衡量一个人的成就非常反感，为什么呢？学术水平是不能够量化的，一些大师一辈子才能有多少著作？钱钟书先生一生主要的学术著作，不就是《管锥篇》《谈艺录》两部书吗？两部书就传世了，就不朽了。可是现在有些学者，一年就出三、四本书，还有人自称写了四十多本学术著作的，我就不知道他是怎么写出来的!著作不在多，关键在于你的著作是不是原创性的精品，精品一本也就够了，也能传下去。你匆匆忙忙写了十本书，可是过了几年，一本也没留下来，风吹过马耳，与草木同朽。制造文字垃圾，有什么意义？目前这个浮躁的学风，与学术评价的体制有关系，也与研究者的心态有关。急于求成，是不可能有什么大作为的。学者要能够真正坐下来，以平静的心态，凭自己的爱好，不管外界的干扰，一心一意地做学问，这样才可能会有所成就，不只是浪得虚名而已。将来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真正有大成就的人，一定是能够坐冷板凳的人，肯下笨工夫的人。五年、十年、二十年，能在某个领域孜孜不倦、锲而不舍的人，必成大器。 张毅：“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您对道家思想素有研究，尤其对《庄子》一书情有独钟，照理应有几分逍遥旷达的至人之心，无可无不可。但您却是一个十分认真的人，在学术上一丝不苟，常告诫我们：“出书要慎重，白纸黑字，是无法收回的。”这是为什么？是不是寄希望后辈心存远大？ 罗宗强：我喜欢《庄子》一书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向往它所表述的任自然的人生态度，一方面关系到对中国文学发展的基本看法。我认为在中国文学的发展过程中，特别是诗、词、文方面，真正有成就的作家，多数受庄子思想的影响。要真正了解中国传统诗文的艺术特质，了解中国文学创作的思想基础，《庄子》一书不可不读。至于我个人对《庄子》这本书的喜好，主要是生活情趣的问题、精神归宿的问题。怎么说呢，就是对生命的理解，对人生的感悟，《庄子》这本书讲得非常好。是是非非，可与不可，方生方死，说出了很多很深奥的道理。随着时间和条件的变化，当年可的，后来变成不可了，当年不可的，后来变成可了。是与非也一样，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人类社会就在可与不可，是与非的反复中不断地前进。庄子的很多思想，特别是对人生的感悟非常到位。 庄子所向往的那种自然境界是很难达到的。儒家讲的宁静致远是一个道德境界，而庄子讲的是自然人生的境界。王阳明及其弟子们讲无善无恶心之体，讲良知的虚灵，心境的平静，已是一种很高的境界了，但也还是道德是非判断，达不到天人合一的自然境界。庄子“心斋”的虚静就没有道德意味，没有是非判断，“天地与我并立，万物与我为一”，天人是融为一体的。我什么牵挂都没有，无所待，吾丧我，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这种境界是非常难到达的。记得张世林先生编《学林春秋》第三集时，让我写篇谈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的文章，要求要有一个题辞。我写的题辞是：“自强不息，易；任自然，难。心向往之，而力不能至。” 现在我已七十二岁了，依然可以刻苦奋斗，凭自己的爱好，朝着既定的目标日夜工作，我自己觉得，自强不息是做到了，可是要做到任自然却非常的难。任自然是什么呢，就是不为物喜，不为己悲，随遇而安，不受外界的干扰，保持完全平静的心境，这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庄子的任自然是个很高的人生境界，我们过去对庄子有一些错误的看法，认为他的思想是消极的，是绝对的虚无主义，其实是不对的。从我个人的爱好来说，从对人生的感悟、对人生的体验来说，我是非常喜欢庄子的。但任自然非常难，我做不到，问题在于我往往喜怒形于色，爱憎鲜明，喜欢就喜欢，不喜欢就不喜欢，从来不拐弯抹角。依我的气质和习惯，我达不到庄子那种理想的境界，所以只能是心向往之。理想化的东西，不容易做到；但做事要认真，要一丝不苟，却是经过努力可以做到的。 我希望我的学生认真，是我七十多年来的一点人生感悟，要办成几件事，不认真是做不成的。但是认真之外，还要超脱，要拿得起，放得下，一切顺应自然。这恐怕就更难一些，能和认真结合起来，那就更好了。 张毅：谢谢您接受我的采访。 来源：罗宗强， 张毅：”自强不息，易；任自然，难；心向往之，而力不能至”——罗宗强先生访谈录[J]. 《文艺研究》2004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