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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千年前，古老的丝绸之路把亚洲东西两端的国度和人民连接在一起，通过这条路上往来中国和中亚、西亚各地的官方使者、商队、僧侣等各国得以互通使节，贸易货物，交流文化。也因此，中国在明代的时候就和西亚帝国——奥斯曼帝国建立了各个层面的联系。如今的土耳其共和国，正是奥斯曼帝国崩溃后的新国家。巧合的是，在土耳其获得新生之后26年，崭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建立了。遗憾的是，由于古代丝路的断裂和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和土耳其之间的联系也仅仅停留在外交和经贸层面。如果外交和经贸为骨肉，则文化必为筋脉。只有文化的连接才是紧密的深入人心的连接。“一带一路”倡议中的民心相通直指这一关键。文化的传播必离不开精通对象国语言的专家，包括教师和翻译家。遗憾的是，土耳其长久以来对西方的倾斜导致了对东方的忽视，尤其是对中文人才的培养。这也是在土耳其出版的中文译作寥若晨星，翻译质量也比较低下的原因。 好在凡事都有转变。多年以来，土耳其始终有着一些热爱中国文化，立志传播中国文化的中文学习者；当今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在国际上地位的提高也赋予了土耳其汉学家和翻译家介绍中国文化的使命。他们当中就出现了一位风度翩翩的青年才俊——吉来（GirayFidan），如今他在土耳其安卡拉大学（AnkaraHaciBayramVeliUniversity）的翻译系任教。下面就是他的故事。 缘起：“神笔马良”结下的中国文化之缘 中国著名的童话“神笔马良”可谓家喻户晓，它富有想象力的情节让七、八十年代的中国儿童深深为之着迷。在这个童话里，生活在古代，贫穷但是酷爱绘画的少年马良在梦中得到了一支神笔：他画出的鸟能飞，画出的马会跑，画出的鱼可以在水里游。他不畏权贵，拒绝了地主和皇帝画金元宝、金山银山的要求，在与非正义力量的斗争中，靠着神笔机智地赢得了胜利。神笔马良的故事不仅在中国深受儿童的喜爱，在国际上也拥有不亚于安徒生童话的影响力。曾几何时，远隔中国万里之外的土耳其也刊印了“神笔马良”的漫画书。 谁曾想到，这本小书居然影响了一个12岁的少年。中国文化的神奇想象力让他对中国有了初步的了解，产生了接触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趣。这个少年就是今天已经成长为汉学家、翻译家的吉来。 沿着“神笔马良”画出的道路，吉来在高中时开始接触一些翻译成土耳其语、有关中国历史和哲学的书籍，如《老子》《孙子兵法》等。这些书籍使他对中国的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加深了认识，也促使他希望更多地了解中国。1998年在报考大学填写志愿时，吉来选择了并不为多数人看好的安卡拉大学历史地理文学院的中文系（也称“汉学系”），从此开启了他的汉学之路。似乎缘分已定，他也将像马良那样手握神笔，去挥洒历史、讲述文化，为增进土耳其和中国的相互了解而奉献心血和汗水了。 求学之路：从安卡拉到北京 吉来是幸运的，他入读的安卡拉大学是土耳其共和国最早建立的大学之一。这所大学在1935年便开设了汉学专业，它的创始人是一个来自德国的研究突厥史的女士安玛莉·冯·嘉班（AnnearieVonGab⁃ain）——可以想见当时的土耳其极其缺乏中文人才和资料。 吉来在中文系学习的时候，师从欧钢（PulatOtkan）教授。欧钢教授其时已经是土耳其第四代汉学家，他在中国的台湾和日本都曾访学多年，尤其精通文言文。他的研究领域主要是南北朝十六国时期北方政权历史，专著有《五胡乱华对中国文化、经济、社会的影响》和《拓跋魏时期的政治社会研究》等。另外他还发表过《拓跋氏——从部落联盟到国家》《四世纪中国北部少数民族人口与分布》《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世界汉学研究简史》等文章，译著有《汉书》《史记》《魏书》以及鲁迅先生的小说等。正是在欧钢教授的精心指点下，吉来获得了系统学习中文的机会，接触了大量关于中国历史的知识，现代汉语流利，还掌握了对外国人来说很难学习的文言文，并且从老师那里传承了中国历史的研究方法。 本科毕业后吉来继续攻读研究生，志在获得博士学位。“百闻不如一见”，虽然在土耳其也可以借助网络学习和阅读中国的文化典籍，但毕竟没有亲身经历过中国的生活，如隔靴搔痒，始终无法真正了解中国文化以及现代中国的发展情况。因此，吉来利用政府提供的奖学金，踏上了前往北京的访学之路。 在北京语言大学虽然只有短短一年多，但对吉来来说，“胜读十年书”。他的五道口求学之旅除了饱读诗书，也有对街边小摊、书报亭的观察，对京味文化如炸酱面的品味；利用假期在中国各地的旅游也给了他观察当地民俗风情的机会，而这种接地气的文化体验是他在土耳其绝不可能得到也无法想象到的。 最为重要的是，中国的学术界对他开阔视野起到了重要作用，如著名语言学家、翻译家王力先生，文化部原部长、当代作家、学者王蒙，著有《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的楼宇烈教授，还有当代作家张炜等，都深刻影响了他对中国语言、文化的解读，帮助他改进了原有的认知模式，使他开始从新的视角来学习、传播中国文化。 汉译之路：从浩瀚文字中探寻文化的联系 由于历史的原因，土耳其在安卡拉大学的汉学系之后，很长一个时期似乎并没有其他大学开设过中文课程，因此仅仅依靠安卡拉大学培养的人才，无论在中文作品的翻译还是中国文化研究上，成果都乏善可陈。值得一提的是，土耳其第一位本土汉学家穆德累（MuhaddereNabiOz⁃erdim）女士在担任安卡拉大学汉学系主任期间，针对中国哲学、文化、文学以及突厥史研究做了很多翻译工作，使土耳其学习汉语的学生有机会接触到第一手的中文资料，由此也培养出了欧钢教授和偏重历史研究的奥兹坎·伊兹吉（OzkanIzgi）教授、阿依赛·欧娜特（AyseOnat）教授等学者。正是这些土耳其汉学界的中坚力量，传承了土耳其汉学研究的严谨精神和客观态度，这对后来如吉来这样的从事汉学、汉译的学生来说是弥足珍贵的。 之后，吉来在大学担任了一段时间中文老师，并翻译出版了几本重量级著作，进入安卡拉大学的翻译系担任教授。在这里，他一方面为土耳其培养有志于从事汉语翻译的研究生；另一方面，教学之余，他可以尽情用手中之笔，把古老的中国字变成土耳其文字，把中国的经典一部部介绍给土耳其的读者。 从他的博士论文《奥斯曼帝国的火器向中国的传入与中国的奥斯曼人》开始，他的研究和工作方向就确立为唐代以后中国对土耳其的认识、中国古代哲学典籍的翻译以及通过对现当代文学作品的译介来促进中土之间的交往。作为博士论文，吉来主要讲述了火铳（又称鲁密铳）从奥斯曼帝国传入中国的历史。奥斯曼帝国在明代被称为“鲁密”，此名称的来源一说是源自罗马帝国的发音，另外可能源自于最初在小亚细亚土地上建立的突厥公国的名字“罗姆苏丹国”。早在15世纪初，鲁密国就和明朝建立了关系并经常派使者来朝进贡，据史料记载，鲁密入贡计有19次，仅明嘉靖年间就有8次。除此之外，一些西域入贡的记载虽不甚明确，但似乎也与鲁密有关。例如嘉靖八年（1529年）六月，天方国、撒马儿罕等处速来蛮王等各差使臣贡马匹方物。这里的速来蛮王，则显然指当时在位的奥斯曼帝国苏莱曼一世。来自鲁密国的贡品则包括狮子、马、珊瑚、琥珀、金刚钻、花瓷器、羚羊角、西狗皮等方物。但出乎意料的是，来自鲁密国的火铳和日本的鸟铳都是在明嘉靖年间由民间传入中国的。由于明军和日本交战中日本鸟铳的威力远大于明军仿制的鸟铳，因此明朝改用火铳，这就是火铳被明朝用于战争用途的原因。 万历年间，明朝赵士桢从时任游击将军的陈寅处得知，鲁密国使者朵思麻曾为该国掌管火器的官员，此人之前因进贡而留居北京，手里有一件威力巨大的火器。当时已高龄74岁的朵思麻向赵士桢展示鲁密火铳的使用方法后，赵士桢立即组织力量精心钻研仿制鲁密火铳，并于1598年绘制《神器谱》上呈皇帝。新设计的火铳具有携带轻便、射程远、威力大、命中率高的特点。这款武器得到皇帝首肯后，赵士桢在朵思麻的协助下在沿海地区大力推广鲁密火铳以抵御外敌。鲁密国进贡的珍稀方物并未受到明朝皇帝的喜爱，反倒是这私藏的火铳帮助了明朝抗击倭寇的侵袭。这也算是当时的奥斯曼帝国和中国明朝间独立于外交进行往来的一件趣事。 不同于其他汉学研究者，吉来注重双向研究，他也通过研究中国的史料来观照土耳其，这对于厘清两个古国间的渊源应是一大贡献，因为土耳其很多关于中国的资料以及中土关系的（尤其是古代）史料大多来自于汉语第一手资料的外语翻译。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之前的奥斯曼帝国对中国的影响，中国如何看待奥斯曼帝国等研究领域是吉来首先涉猎的，反映这一研究成果的有《中国人眼中的奥斯曼帝国：康有为突厥游记》和《共和国的客人》这两本书。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被迫流亡海外十六年，曾前往美国、加拿大和欧洲等国，写了许多有关这些国家的旅行记录。1908年，康有为前往奥斯曼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这正是欧洲帝国主义试图对中国和奥斯曼帝国建立唯一霸权的时候。《康有为突厥游记》不同于其他对康有为本人的维新改革等政治思想的研究，而是从一个访问者的角度了解了康有为对奥斯曼帝国的观感，折射了奥斯曼帝国末期的政治和社会状况。在康之前从未有过中国学者到访土耳其并留下片言只语，因此这本游记为我们了解那个和清朝末期处于同一时代，同样面临着变革的奥斯曼帝国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清末的中国处于巨变的前夜，康有为的土耳其之行对于验证其本人的政治改良思想是一个极好的机会，他仍然希望通过横向比较来寻找治国救病的药方。在他眼里，奥斯曼帝国也已江河日下，奄奄一息，被欧洲列强贬称为“西亚病夫”，和清朝一样，两个帝国都努力维持着封建制度，都在面临西方强国的欺凌。甲午战争以来，他开始频繁引用土耳其，作为大清国运之参照。1898年康有为上呈光绪的《进呈〈突厥削弱记〉序》中，将土耳其作为清廷应以为训的弱国典范，其中写道：“横览万国，与中国至近形似，比拟同类，鉴戒最切者莫如突厥（此指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矣。”“今中国之形，与突厥同；中国之病亦与突厥同。”康有为对奥斯曼帝国“削弱”之原因的追溯，当然倾注了他自己的关怀。他认为奥斯曼帝国的弊病在于奥斯曼皇帝——苏丹“废宪法，复守旧”，中国应从中汲取的教训，在于须坚持立宪与维新。在1908年的《突厥游记》稿本中，康有为极力赞赏当年青年土耳其党人的立宪运动（其1913年刊本则质疑青年土耳其党人选择的宪法模式，此为后话）。而在光绪去世、国会请愿遭受挫折时，康有为一度主张仿效青年土耳其党人发动“兵谏”。 在普林斯顿大学近东研究系从事博士后研究期间，吉来注意到了这一选题并展开了研究，他希望通过这本书来研究康有为对奥斯曼帝国的观察情况，并试图分析康有为的宗教、文化观念、政治思想如何影响其对奥斯曼帝国和伊斯坦布尔的理解。在这本书里，吉来也描述了当西方帝国主义势力企图针对中国和奥斯曼帝国都实行扩张和霸权政策之际，有机会身处奥斯曼帝国首都的康有为对时局的体验与看法。 即将出版的《共和国的客人》这本书，是继《康有为突厥游记》之后第二本反映中国人对土耳其看法的书。这本书的主角是民国学者胡石青、中国首任驻美国大使施肇基、曾担任国民党中央主席的胡汉民和中国驻土耳其共和国首任全权公使贺耀祖。他们分别写下了从土耳其共和国成立的1923年到1939年之间的游历感受。吉来认为由于他们的学识和身份，他们几位的记录很有代表性也带有一定的客观性，因此这些游记对土耳其来说也是珍贵的史料，可以通过他们的文字来了解当时的共和国各方面情况以及中国对土耳其的态度。 作为一个翻译家，传播对象国的文化是天然的职责，这点从吉来的著作和译著中可以得到印证：《生存在中国》是为了向土耳其企业家和生意人教授商务汉语，内容包含如何在中国生活和创业，同时介绍了中国的风土人情和商业环境。《中国语言与中文语法》则是一本纯粹的汉语教科书，展示了吉来深厚的中文功底。《时间打不败的国家：中国》是吉来用土耳其语创作的一本书，其中文版将和中国传媒大学一位教授合作完成。这本书倾注了吉来对中国文化和历史的感情，他希望用一个土耳其人的理解，来讲述自己对中国这个拥有五千年连绵不绝文化和历史的国家的感受。他认为中华文明是地球上非常独特的文明，他认识到中华文明具有这样几个特征：它是世俗的，崇尚“天道”而不是宗教情怀或个人主义；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对外来文化的包容性和融合力；对待不同文化坚持“和而不同”，对优秀的文化采取“拿来主义”；中华民族有自己的群体价值观，即“天道”而非西方的“民族主义”。 除了教学和创作，吉来愿意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到对中国传统文化典籍和近现代优秀文学作品的翻译之中。他认为中国和土耳其在文化上有很多相似之处，如家庭和亲情观念，团结、勤劳等美德，他觉得土耳其读者能够很容易理解中国的文学作品。当然翻译的时候必须秉持“信、达、雅”的原则，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表达作者的原意，保持原作的文学性。与此同时，吉来也从翻译优秀的中国文学作品中获得了极大的满足感。因为他知道，土耳其读者不能只从电视和互联网了解中国，阅读中国的优秀文化作品有助于他们了解中国的历史，理解中国人的想法。 随着近年来中土两国的政治、经贸、旅游等各个层面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两国人民也有了更多的了解对方文化的需要。于是吉来首先完成了他的导师欧钢教授未完成的《孙子兵法》的翻译工作。这本书从2014年出版起已经在土耳其再版了14次。此外他还翻译了《论语》《古船》（作者张炜，曾获“人民文学奖”），这两部作品在土耳其也获得了不俗的成绩；目前还在翻译中的作品有《庄子》和《红楼梦》等。 路在脚下：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从走上汉译之路开始，吉来就站在很高的起点，因为他不仅是土耳其国内极少数汉学博士之一，而且是投入大量精力从事汉译工作的几个翻译家之一。勤奋加上天赋，使他在短短几年里就出品了不少有分量的作品。伴随着中土各方面关系的良好发展和“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推进，吉来的作品在土耳其很是畅销，也得到了中国翻译界的认可，2016年他还获颁“第十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青年成就奖”。2019年11月，国际儒学联合会第六届会员大会在京召开，吉来在这次会议上当选为国际儒联理事。此外，吉来也经常被国内各大学如中国人民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等邀请去做关于翻译的讲座。吉来也非常乐意向中国的学生尤其是学习土耳其语的学生分享他的学习和研究经历。在中国，吉来也和中华书局等出版社建立了合作关系，通过不同的形式在土耳其出版由他翻译的中国文学作品。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正是一点一滴的翻译工作产生了如此多的作品，造就了年青的翻译家吉来。“路漫漫其修远兮”，他还将上下求索，在中华文明的海洋中发现璀璨的珍珠，通过他的神笔介绍给更多的土耳其读者。 中国和土耳其同处古老的丝绸之路东西两端，商贾使者是当年相距万里的两国发生联系的见证者，吉来则是改革开放后的今天飞速发展的中国的见证者，也是当下和以后中土友好关系发展的参与者。 翻译是媒介，是桥梁。中土间的文化友谊使者之称，吉来当之无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