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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引发考古学新关注

http://www.newdu.com 2020-06-05 国学网 杜金鹏 参加讨论

    新冠病毒仍在全球肆虐。有专家表示,疫情防控将是一场持久战。这促使考古学者深入思考如何构建人与人、人与自然间和谐关系,从而重新梳理研究方向。
      考古揭示人类社会发展模式
    考古学通过考古发掘获得实物资料,研究古代社会及其发展规律;发现和保护重要文化遗产,教育启迪后人。考古学者一直苦苦思索:人类社会发展的正确道路是什么?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中,兴衰迭替。如史前时期辽河流域红山文化、海岱地区龙山文化,均盛极而衰。太湖地区良渚文化甚至盛极而亡。这究竟是天灾还是人祸?我们从中可以获得什么启迪?
    考古学成果揭示的答案表明:农业、畜牧业的发明,是人类在保护自然界秩序同时摆脱自然界束缚之重大成果,为人类自由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手工业的发明和进步,逐步提升了生产效率和生活质量。原始宗教以神的名义劝导人们尊重和遵守自然法则,趋利避害。在神权和兵权双重加持下的政权,主要致力于保障对生产和生活资料的占有,保障生产和生活资料在国、族内部的有序分配。
    考古学也致力于探索人类精神世界的演变。古代中国人的精神体系由自然神崇拜和祖先神崇拜构成,分别解决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人与人关系问题。商代甲骨文中大量祭祀活动之记录,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对于包括动物在内的自然界,我国先民始终怀着敬畏和崇拜之心。从新石器时代开始的龙凤崇拜(龙凤均为多种动物的集合体形象),便是最好说明。墓葬的产生,大约始于距今3万年左右的北京山顶洞人时期。其直接起因似乎是对先人的敬仰,而背后原因其实还有防疫。死人(鬼)作祟,不如说是疫病夺命!中国人常说“入土为安”不仅指死者安息,也是为了生者更安全。从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的祭坛和大墓,到明清天坛、地坛与皇陵,实则一脉相承。红山文化石筑祭坛和石筑大墓,规模宏大;良渚文化人工堆筑土丘,然后砌筑祭坛、布置高等级贵族墓。夏代都邑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有专门的祭祀区域,分布着一些圆坛、方墠,这是早期天坛和地坛的雏形。及至商代晚期,在安阳殷墟发现了与宫殿共存的宗庙与社坛遗址。至此,中国的左祖右社、前朝后寝制度,基本形成。历代帝王祭祀天地神祇、祈求政权稳固的“封禅”制度,也是从新石器时代发轫的传统。
      考古经常发现古代灾难现象
    洪水故事在世界许多地方都有,我国著名的大禹治水故事,更是中国从方国时代走向王国时代的标志。考古发现有许多龙山时代晚期洪水遗迹,如在河南西金遗址、大通河遗址、山东尹家城遗址都曾有过古洪水遗迹存留。
    在内蒙古通辽哈民忙哈遗址,发现大量集中掩埋的人骨,现已清理出两百余具。其中在一座房子里出土了97具人骨,包括了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人,底层尸骨有摆放的痕迹,上层的则比较凌乱,房子被焚烧。有学者研究认为,当初这些人过着以狩猎采集兼营农业的生活,可能在某年的春夏之交,因为食物不足,人们挖掘穴居动物的洞穴捕食动物而感染了瘟疫——最有可能是鼠疫,造成大量人口死亡,幸存的人仓促将死者集中在一些房屋内焚屋埋葬后,仓皇逃离了。
    笔者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也曾发现一些龙山文化晚期灾害遗存——在窖穴、灰坑和灰层中,随意掩埋大量人类尸骸,葬式各异,无任何随葬品。其实,我们所发现的只是古代灾害中的极少个例。但它们已可勾勒出先民曾经遭遇过包括瘟疫在内的无数灾害之历史画面!
    人类是在与各种灾害、疾病做斗争中生存和发展的。
    安阳殷墟遗址出土的3000多年前商代甲骨卜辞中,记载了许多种疾病,如有关寄生虫病症的记载:“疾其惟蛊”,“有疾不蛊”(《合集》13796),应指肠道寄生虫。卜辞还记载“琥亡”、“琥亡孽”,甲骨文琥字与疟字通用。《说文》云:“疟,寒热休作。”《黄帝内经·素问》云:“疟,先寒而后热者。”上述卜辞把最早的疟疾记载上推到商代晚期。
      新冠疫情给出哪些启示?
    应对大灾大难,需要一个完善有力的全球治理体系。怎样构建人类健康共同体?如何防灾、避害?如何应对突发公共灾害?需要从法律、伦理、机制、技术等方面,做出应对。
    考古发掘成果,大多都是古人无意之遗存、废墟。考古人常想,要是古人有意识有系统地给我们保存一些具有重要史料甚至就是直接的历史记录,该多好啊!文学家曹植《说疫气》云:“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此乃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描述了1700多年前那场大疫病及其产生原因,当时著名文学家“建安七子”健在的5位悉死此疫!可惜,考古学对研究此次疫情尚无重要贡献。
    因此,今天的我们,应有主动存留“物证”作为文化遗产传给后人的意识,以将我们经历的重大历史事件——譬如这次中国和全球的“抗疫”之真相和经验教训,告诉我们的后代。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新冠疫情也将推动考古学全新领域的发展。
    1 加强人居环境考古学研究
    《易·系辞下》说:“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字,以待风雨。”我们祖先的居宅经历了山洞式、地穴式、半地穴式、窑洞式、地面式、土台式、干兰式等多种建筑形式,以适应不同居住环境和建筑条件。聚落形式和规模也在不断变化中,城市的出现成为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今天,在城市化发展中,须从古代数千年人类发展史汲取有益智慧——在生产生活资料获取、利用与供给,生产生活条件创建,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寻求正确道路,创建宜居环境。
    2 加强灾害考古学研究
    古人经历了无数次灾害磨难,有时胜利,有时惨败。而那些令人惊奇的大工程——譬如良渚文化大型水坝,面积庞大人口众多的大型城邑,积极意义和负面影响各是什么?而今广域、快速人员与物品交流,大规模建设与环境破坏,加速了地质、气候、物种之变化,我们怎样借鉴古人,趋利避害?
    3 加强动物考古学研究
    动物驯化是人类文明进程中一大创举。如今,古代动物的社会性——古人如何保持人与动物之间的和谐与平衡,如何合理利用动物促进人类社会健康发展,成为动物考古新课题。
    同时,我们也要思考:人类怎样找准自己在世界万物间的位置,实现可持续发展。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考古学会文化遗产保护专业委员会主任)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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