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现代“龙学”的萌芽期“龙学”界把黄侃《文心雕龙札记》看成是现代“龙学”诞生的标记，但是对于这个《札记》产生前前后后的故事，探索者不多，我们在研究百年“龙学”的时候，不能只著录成功者的花环，也应该著录失败者的眼泪。我们细究现代“龙学”产生、发展的路径，发现它也像其他事物发展一样，一路走来，经历了前赴后继的历史。知道黄侃《文心雕龙札记》是他在北京大学教书期间的讲义稿，但是对于这份讲义最初是从哪一年开始的，学界没有形成共识，只笼统的说是“黄侃1914至1919年任教北大时的讲义。”我也只能把资料摆在这里，让大家自己判断。 （一）黄侃讲《文心雕龙》的时间问题 罗家伦在《元气淋漓的傅孟真》一文中说：
同一件事，傅斯年也曾经亲口对王利器说：
以上两段文字说明给傅斯年等人讲《文心雕龙》的最初是朱蓬仙先生，但是因讲义和言论有低级错误，被学生赶下讲台，继之者为黄侃。 其中提到了几个当事人物：蔡元培、朱蓬仙、傅斯年、罗家伦、顾颉刚、黄侃。通过这几个人物，我们可以考订出黄侃给傅斯年等人讲授《文心雕龙》的时间上限是1917年的下学期。因为蔡元培是1916年12月26日被任命为北大校长的，任职令公布的当天，蔡元培就聘任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具体开始工作是1917年1月份；罗家伦考入本科的时间是1917年夏天。顾颉刚和傅斯年都是1916年夏天由预科升入本科，又考虑到罗家伦是外国文学门，顾颉刚是哲学门，傅斯年是中国文学门，因为跨学科听课混得如此熟悉，当不会是罗家伦入学的第一个学期之初。因为罗家伦是从外地考入的，熟悉北大学风需有一段时间，因此最上限应该是1917年底发生了把朱蓬仙赶下“龙学”讲台事件。 《黄侃年谱》1917年度说：
这条资料的价值应该有折扣，因为徐复不是黄侃在北大的学生，而是在金陵大学的学生，“民国六年”之谓是听来的。但是考虑到这篇补文首次刊于《国故》1919年第一期，（1925年又刊于《华国月刊》第三期），可知这篇文章当是黄侃讲授《文心雕龙》课的产物。但是“民国六年”黄侃再次公开研究《文心雕龙》，并写出部分讲义稿，在《钱玄同日记》里，还真能找到证据：《钱玄同日记》1917年1月3日记：“……季刚所编《文心雕龙章句篇札记》，余从沈尹默处借观，觉其无甚精采，且立说过于陈旧……”，这说明蔡元培主政北大的第一个月初，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就早在教师之间已经传播开来。这又使我们产生一个想法：在给傅斯年、顾颉刚他们开讲《文心雕龙》之前，是否已经在其他年级开讲《文心雕龙》？1917年的下学期，傅斯年、顾颉刚已经是二年级了。罗家伦1917年夏季升入北大文科外国文学门，他又是亲历者，这个时间问题是钉钉卯卯的事，不好更改。而黄侃《文心雕龙札记》的部分篇章又出现在《钱玄同日记》的1917年1月3日里，这也是钉钉卯卯的事。1917年11月29日《北京大学日刊》刊载了黄侃、刘师培二人1917年在北京大学携手共讲中国文学课，在当时的中国文学门中，一年级“中国文学”课每周六小时，黄侃、刘师培各授三小时；二年级“中国文学”课每周七小时，黄侃四小时，刘师培三小时（4）。这记录的是1917年下半年的事，因为刘师培是1917年夏天进入北大。 《钱玄同日记》1917年2月1日记：
这1917年2月1日，正是春节后的正月初十，安排的是春节后的课程。而此时的一年级正是傅斯年、顾颉刚的年级，1917年下半年进入二年级的上学期，这“文学”课，旧称“词章学”。但是朱蓬仙上学期担任的“三代秦汉之文学”涉及不到《文心雕龙》，如果顺延，下学期必定是魏晋南北朝文学。但是由于1917年下半年一、二年级的文学课，由于刘师培的加入，1917年11月29日的《北京大学日刊》明文记载，一、二年级的文学课是黄侃和刘师培交叉讲授，不见朱蓬仙了。这当是11月29日之前，朱蓬仙就被赶下台了。如果我们这样考证算是接近史实，再考虑到罗家伦是亲历者，朱蓬仙被赶下讲台的时间，就应该是1917年下半年的后期了。 但是上面摘录傅斯年与王利器的谈话内容中，还有一条信息，这就是“不久，这个课就由黄季刚先生来担任。又不久，五四运动开始了。章门弟子大多回南方去了。”这条资料又似乎促使我们考虑，事件似乎应该发生在1918年的下半年。1918年下半年黄侃担任的是新入校的新生一年级课程：“文，三时；诗，二时”。这个课程表刊登在1918年9月26日《北京大学日刊》（213号）上。这里黄侃给新入校的一年级讲的“文”内容是否是《文心雕龙》？“诗”是否是《诗品》不好确定了。但知黄侃在北大不仅有《文心雕龙札记》讲义，也有《诗品讲疏》讲义是不争的事实。 这里还有比傅斯年、顾颉刚、罗家伦更早的学生，在自己的文章里提到听黄侃讲《文心雕龙》的事情。这就是范文澜《文心雕龙讲疏自序》：
这说明范文澜也亲自听黄侃讲授《文心雕龙》，而且是顶着“词章学”的帽子。范文澜的同学金毓黼《静晤室日记》1943年3月10日日记中说：
张之强在《读〈文心雕龙札记·章句〉》说：
根据上面这段资料，再结合1917年1月3日《钱玄同日记》从沈尹默处借观季刚所编《文心雕龙章句篇札记》看，结合钟歆《词言通释》的《叙》《附言》言及的《文心雕龙章句篇札记》，可知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散篇在1917年前已经在师生之间传开，是钉钉卯卯的史实了。前面录用资料中范文澜、金毓黼都谈到听黄侃讲《文心雕龙》是不容怀疑的。范文澜是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一年后升入本科国文门。金毓黼是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本科国文门。金毓黼《静晤室日记》：“先师黄季刚先生曾于戊辰岁首写《金缕曲》一首贻余……余授业于先生之门凡二年，时为民国三年秋至五年夏，肄业北京大学文科之倾。及十六年秋先生来沈，膺东北大学之聘。翌年春去沈，转就南京中央大学之聘。所谓戊辰元日，即十七年旧历正月初一日也。当先生在沈，余自长春来谒，旋即别去。”（8）金毓黼《静晤室日记》1927年11月7日载：“不见季刚师已十一年矣，今日往谒东北大学，相见之下欢若平生……先生言尚有一札，昨日发出当已邮到，又留余至其寓舍午餐，谈至二时许始辞去。”（9）20日金毓黼再次拜谒黄季刚，并赋诗记之。我似乎感到金毓黼了解黄侃1927年出版的《文心雕龙札记》的内情。金毓黼与黄侃数次见面，必定谈到出版不久的《文心雕龙札记》。说自己“黄先生《札记》只缺末四篇”，似乎《札记》之谓不是指1927年7月已经出版的《文心雕龙札记》，而是讲义稿的末四篇，给人以《文心雕龙》全书五十篇讲义稿他手头只缺最后四篇之感。我们还可以根据金毓黼1927年《静晤室日记》得知，黄侃逝世后中央大学《文艺丛刊》印行的《原道》以下十一篇，是组织出版《神思》以下二十篇舍弃的稿子。这似乎又与潘重规台湾文史哲1973年6月本《文心雕龙札记》跋语“先师平生不轻著书，门人坚请刊布，惟取《神思》以下二十篇畀之”相印证。二十篇《札记》，“以非精心结撰也”，是“门人坚请刊布”的产物。这样推理，又似乎与范文澜：“黄先生授以《文心雕龙札记》二十余篇”相矛盾。史料相互抵触，令我们难以正确判断。但是，范文澜是1917年夏季毕业生，黄侃继续在北大讲文学概论，并以《文心雕龙》为教材，这是1917年升入中文本科的赵亮功亲自经历的。加之学生听课，打破学科界墙，没有年级限制，随便选科。章太炎在日本《民报》馆内讲授《文心雕龙》虽然时间短，仅用五次就把《文心雕龙》五十篇讲完了，黄侃在北大法定开设的课程中必定将全书讲授完毕，我们可以从他以单篇刊布的“龙学”文章和1927年出版的《文心雕龙札记》，连题目都效法章太炎称之为“札记”可以断定，他也一定效法其章师讲完全书，只是他的讲义按篇发散，又加本人不善保存，一致散失，至今难以觅全罢了（当然，这也只是揣测而已）。 通过以上资料辨析，我们可以断定，黄侃在北京大学既给1916年毕业的金毓黼班讲《文心雕龙》，也给1917年毕业的范文澜班讲《文心雕龙》，也给1919年毕业的傅斯年班讲《文心雕龙》，也给1920年毕业的赵亮功班讲《文心雕龙》（忽略跨年级、跨学科听课）。如果我的这个考订接近史实的话，那么李平教授说：“在黄侃到来之前，北大已开设《文心雕龙》课，黄侃是代替别人讲授《文心雕龙》的。（文民按：以下引用了前面我提到的傅斯年与王利器讲的撤换朱蓬仙的事）”（10）。李教授的这个说法有两点可以提出来商讨：第一，黄侃是1914年入北大，朱蓬仙是1915年入北大，黄在前，朱在后。第二，前面提供的资料证明，撤换朱蓬仙的事，发生在蔡元培主政时期，即1917年1月以后，而在1917年1月3日，钱玄同就从沈尹默处拿到了《文心雕龙章句篇札记》的讲义。这似乎可以说，黄侃在接替朱蓬仙之前已经开设了《文心雕龙》课。 （二）《文心雕龙札记》是什么课程名称下的讲义 范文澜说：
赵亮功在《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一书对1917年暑假以后的教师教学分工有一个记述：
安徽师大李平教授在《论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一文说：
栗永清先生在《学科史视野下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从黄侃在北京大学开设的课程说起》一文下，第二个小标题《〈文心雕龙札记〉是哪门课程的讲义？》，栗永清说：
栗永清在他大作的第三个标题《从“中国文学概论”到“文学品评”》下说：
范文澜先生说的“词章之学”，我们从1917年2月1日《钱玄同日记》可以知道，1917年以后的“文学”课，就是“旧称词章学”。“前此因‘词章学’之名费解，故担任者皆各以意教授学生，实无从受益者。”1913年教育部规定的大学课程中，“文学门”下，所含范围很广，“词章学”是其子目之一。我们还从1917年2月1日《钱玄同日记》看到，蔡元培到北大之后，与陈独秀及部分教师酝酿对北大的学制、课程、教师授课用的语言等进行改革。特别是除了外语课，其他文科一律用汉语授课。其中就有“文学概论”。到1917年12月2日的《北京大学日刊》（第15号）刊登的《改定文科课程会议记事（第二次、第三次会议决案）》，以及12月9日、10日（第21、22号）刊登的《文科改定课程会议决议案修正》，规定“文学概论”为必修课，并且把“文学概论”排在中国文学门国文学类课程的第一位。因此1917年夏季升入中文本科的赵亮功说：“黄季刚先生教文学概论以《文心雕龙》为教本”的说法是对的，范文澜从黄季刚“治词章之学”也是对的，二者并不矛盾。这些看似矛盾的事，使得诸多朋友不解的原因是忽视了蔡元培主政北大之后的课程改革。李平教授所言“文章作法”之谓，我曾在《黄叔琳与中国古典“龙学”的终结》一文中袭用，但又总觉得不像一门课程名称。在自己没有研究明白之前，只得采用了李先生的提法。 栗永清先生的文章由于一直囿于“词章学”的限制，进入了糊涂盆，只得强调“词章学”，甚至把黄侃所讲的“词章学”与“古代文论”推入了矛盾中。虽然把蔡元培和陈独秀入主北大进行的课程改革纳入研究范围，因为没有参考1917年2月1日《钱玄同日记》，也没有参考当时听课者赵亮功提供的资料，如果看到的话，这个矛盾就会迎刃而解。而要说“文学概论”的课程，在1913—1917年还以“词章学”的帽子处在模糊期的话，“文学概论”这门课，在1917年末就已经明确下来了。栗永清先生说“南开大学‘文论’课的出现，则无疑是‘古代文论’学科自觉的一个重要标志”，我感到是不妥的，以后的范围不局限于《文心雕龙》，只能说是发展和完善。1917年12月份几期《北京大学日刊》公布的课程会议决议案和决议修正，已经明确将“文学概论”列在国文门文学类的首位，这就应该看成是一个自觉的重要标志，因为已经走出模糊期进入了明朗化。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词章学”之谓，是在蔡元培先生主政北京大学之前，包括清代，学术界对“文学类”内容的笼统称谓。因为我们见张之洞在《书目答问》中，也是用“词章”。张之洞说：“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由经学、史学入理学者，其理学可信；以经学、史学兼词章者，其词章有用；以经学、史学兼经济者，其经济成就远大。”张之洞说的这个“词章”显然是指文学类内容。张岱年先生在2002年12月，为中华书局“国学入门丛书”写的序言中说：“清代学者论学术，将学分为三类：一为义理之学，二为考据之学，三为词章之学。义理之学即哲学，考据之学即史学，词章之学即文学。这是举其大略，详言之，词章之学包括文艺学、文字学、修辞学等。”张岱年先生的这个说法是延续了桐城派的分法。这个“清代学者”之谓，显然是指桐城派学者。姚鼐说：“余尝论学问之事有三端焉：曰义理也，考证也，文章也。”（15）姚鼐是桐城派的集大成者，属于桐城派的三大鼻祖之一。曾国藩又进一步分之为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义理者，在孔门为德行之科，今世目为宋学者也。考据者，在孔门为文学者也，今世目为汉学者也。辞章者，在孔门为言语之科，从古艺文及今世制义诗赋皆是也。经济者，在孔门为政事之科，前代典礼、政书，及当世掌故皆是也。”（16）曾国藩的划分对应孔门学科划分并与今人之划分相联系，使得词章之学明确为“从古艺文及今世制义诗赋皆是也。”至此，我们就可以明确地说，民国初年到清代的“词章学”，就是涵盖现在的文学学科内容。（严格说，曾国藩也属于桐城派） （三）成功者的花环和失败者的眼泪 黄侃在北京大学授课，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在当时的学生评论和日后学界的评判，都可以证明。 1915年夏季升入北京大学的冯友兰先生，在《三松堂自序》中，有一段话，可以证明黄侃的成功和北大学风。冯友兰说：
这说明黄侃虽然在“五四”以后，离开了北大，但是在北大期间他的授课是很受欢迎的。冯友兰的话，可以看成是学生给他的花环。他离开北大是因为他反对新文化运动，自感与北大学风不适应，这就是傅斯年说的“又不久，五四运动开始了。章门弟子大多回南方去了。”这个“大多”说的很有分寸。章门弟子钱玄同就留下来了，因为他提倡白话文，支持新文化运动。 从史料来看，罗家伦考入北大的1917年之前，黄侃就在此讲《文心雕龙》，而且名声大噪，而又何故使得朱蓬仙也开讲《文心雕龙》课呢？却偏偏给“学术黑老大”傅斯年班讲呢？（18）由于资料问题，这个谜不好破。但是朱蓬仙在1917年11月30日《北京大学日刊》（第10号）公布的《专任教员题名》中，列为“文科预科教授”，已经不在中文本科授课了。 朱蓬仙与钱玄同来往比较密切，时常出现在《钱玄同日记》里。我估计朱蓬仙在1917年底被学生赶下大学讲堂之后，就专任文科预科教授，教授文字学。这在《钱玄同日记》里也可以看得出来的。《钱玄同日记》1918年1月28日记载：“与蓬仙谈语言得音之源。……”，3月4日《日记》记载：“蓬仙示我以小学讲义，对于章君之说而小变之，谓建类言形、一首言音、同意相受为义……”，这说明此时的朱蓬仙已到预科改教文字学了（19）。而这位被傅斯年、罗家伦、顾颉刚等人赶下台的朱蓬仙是怎样的教授呢？他的名字曾经出现在本文前面章太炎讲《文心雕龙札记》的记录者中。 朱蓬仙（1981—1919）名宗莱，字蓬仙，浙江海宁人。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赴日本留学，一年后，因父病回国，父亲病逝后，曾在安澜学堂教文史课。光绪三十年（1904年），与祝学豫等人组建“海宁州教育会”，筹建“海宁州中学堂”、“正蒙女子学堂”，创办了海宁州图书馆。同年（1904年）复往日本入早稻田大学研习文科。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章太炎出狱后，在日本创办国学讲习班，朱蓬仙前往听讲（20），并在此加入同盟会。民国初年任浙江省立二中国文教师；1915年受张宗祥（时任教育部视学）之邀，执教于北京大学。1919年秋天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时年39岁。死后萧条，没钱安葬。据1919年9月25日《北京大学日刊》记载的蔡元培撰写的《为朱宗莱教授募赙金启示》（21），得知蔡元培、刘复、刘文典、朱希祖、钱玄同、马寅初、沈兼士、马叙伦、沈尹默等20位北大著名教授联名启示发起募捐，以安葬朱蓬仙。我们可以想象，他是含泪而去。 朱蓬仙先生的著述计有：《蛰庐读书记》《逸史徂》《说文叙补注》《文字学形义篇》《转注释例》等。其遗稿《文学述谊正名篇》由友人朱宇苍组织刊印问世。另校有《盐铁论》《论衡》《意林》未行刊印（22）。而他的这些著作，是否传世，现在的人知之者已经不多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王大鹏选编《百年国士》第三册，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2月。第263—265页。 （2）王利器《我与〈文心雕龙〉》，敏泽主编《往日心痕—王利器自述》，山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第95页。 （3）司马朝军、王文晖《黄侃年谱》，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7月，第122页。 （4）《文科本科现行课程》，《北京大学日刊》，1917年 11月29日。 （5）转引自司马朝军、王文晖合撰的《黄侃年谱》，第91—92页。 （6）钟歆《词言通释》曾在章太炎和黄侃办的《华国月刊》连载。 （7）陆宗达主编《训诂研究》第一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4月，第59页。 （8）转引自司马朝军、王文晖《黄侃年谱》，第235页。 （9）转引自司马朝军、王文晖《黄侃年谱》，第229页。 （10）李平《〈文心雕龙〉研究史论》黄山书社2009年10月，第48页。 （11）赵亮功《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黄山书社2008年1月，第19—22页。 （12）李平《〈文心雕龙〉研究史论》，黄山书社2009年10月，第49页。 （13）栗永清《学科史视野下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从黄侃在北京大学开设的课程说起》，《东方丛刊》2008年第3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9月，第67页。 （14）《东方丛刊》2008年第3期。第68页。 （15）姚鼐《述庵文抄序》，见《惜抱轩文集》卷四，同治丙寅（1865）省心阁重刊本。转引自贺昌盛《晚清民初“文学”学科的学术谱系——从“词章”到“美术”再到“文学”》，《学术月刊》2007年第7期，第114页。 （16）转引自贺昌盛《晚清民初“文学”学科的学术谱系——从“词章”到“美术”再到“文学”》，《学术月刊》2007年第7期，第114页。 （17）冯友兰《三松堂自序》，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第36—37页。 （18）傅斯年的班级学生确实厉害。据考察，俞平伯、许德珩、杨振声、康白情等为同班同学。而且以这个班的学生为主体，成立了三个对立的社团，创立了三个刊物：《新潮》《国民》《国故》。同班同学都分成三个阵营，可想而知当年新文化运动的震动有多大、分歧有多大、阻力有多大。与他们同班的新潮社社员俞平伯1979年赋诗《“五四”六十周年忆往事十首》（其五），记录和妙评这段轶事：“同学少年多好事，一班刊物竞成三”。 （19）北京大学文科很注重文字学，在预科设有文字学课，在本科设有文字学课，在研究所也开设文字学课。从《钱玄同日记》看，他曾利用晚上给研究所讲文字学，其深浅的程度不知如何分工的。 （20）我们从《章太炎讲〈文心雕龙札记〉》末页的五次考勤表中，发现朱蓬仙有三次未有听课。 （21）这篇《为朱宗莱教授募赙金启示》，收录在《蔡元培全集》第3卷。 （22）朱怿《朱蓬仙生平事略》，《鲁迅研究月刊》1984年第1期；又见李玉安、黄正雨《中国藏书家通典》，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2005年版，第855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