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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忠实老师起初给我最深的印象，是他夹着雪茄，满脸沧桑，在白鹿原上眺望和沉思的凝重表情。站在他的墓前，望着辽阔的灞河河川和沟壑纵横的黄土塬坡，我脑海里浮现的，依然是他那坚毅而深邃、普通而伟大、平常而奇伟的神情。 记忆中的这一瞬，是1993年春夏之交，陕西电视台为陈老师拍摄的纪录片中的一个特写。此时，《白鹿原》已在文坛引发“地震”，被评论界誉为“开天辟地”“一部令人震撼的民族秘史”。6月份，《白鹿原》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隆重推出。陕西电视台推波助澜，专门拍摄了纪录片，在不同时段滚动播出。这在当代小说史上，应该是史无前例的。彼时，我还是初中一年级的学生，周末回家取馍得空，盯着电视不放。——那只神奇的白鹿一下子就把我吸引住了： 很古很古的时候，这原上出现过一只白色的鹿，白毛白腿白蹄，那鹿角更是莹亮剔透的白。白鹿跳跳蹦蹦像跑着又像飘着从东原向西原跑去，倏忽之间就消失了。庄稼汉们猛然发现白鹿飘过以后麦苗忽地蹿高了，黄不拉几的弱苗子变成黑油油的绿苗子，整个原上和河川里全是一色绿的麦苗…… 神奇的白鹿的传说，经由主持人活色生香的讲述，一时让人置身于迷离的幻境之中。电视画面上这时也出现了一只影影绰绰的白鹿，在开阔的白鹿塬上，奋蹄而起，飘逸地奔腾……我的思绪完全被这只白鹿带走了。 十几年后，在陈老师二府庄的工作室聊到当年的情景，聊到那只俶尔远逝、往来翕忽的白鹿，聊到主持人的解说，陈老师吸了一口雪茄，身子往后靠在沙发背上，爽朗地笑了起来。有次谈到他的“三体验说”（生活体验、生命体验与艺术体验），他也是这样，起身弹弹烟灰，爽朗而不失谦虚地笑着说：“那就是我个人的一点心得。没有啥。”跟他聊天如春风拂面，暖阳沐颊，轻松，惬意，享受——他朴素，真诚，耿直，睿智，厚道，大气，让人置身于莫大的陶醉和难得享受之中，更难得的是他敞开心扉，将自己的生命体验和艺术体验毫无保留地托盘而出，仿佛聆听者是他多年的故交挚友一样。 我与陈老师的直接交往，缘于一篇《白鹿原》版本比较的文章。2008年初，我翻阅《当代》旧刊，看到《白鹿原》的初版本，大约在朱先生墓被红卫兵挖掘的一节，觉得同我阅读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九三本”有着较大差异，于是便萌发了将二者比较的念头。过刊不能外借，我便从家中拿来《白鹿原》的“九三本”，与《当代》刊发的初版本进行仔细的比较。不同之处，或标记在书上，或抄写下来。大约花了一个星期的工夫，做完了这项工作。半年后，文章在四川的一家刊物刊出。这件事就到此完成了。文中我认为，《白鹿原》为了获得茅奖，陈老师做了妥协，对此颇有微词。但我没料到陈老师看到我的文章后，委托一位老作家约我，希望春节后能见一面。后来阴差阳错，最终没能见成。老作家说，陈老师埋怨他没有安排好，并要他代转歉意。其实是我这边的原因，我觉得很抱歉，也很遗憾，答应后面有时间一定去拜访陈老师。 一晃就是两年多。2011年7月21日，我打电话给陈老师，说想去拜访，陈老师说他家中有事，等几天再见，要我将手机号码给他发过去。三个月后的10月22日，他打来电话，说最近有空，可以一见。我问次日可否，他说可以。次日，下起了小雨。一大早，我到石油大学北门，在门口买了一条长城牌细支雪茄、一箱奶，还有一些水果，直奔他的工作室。2003年开春，陈老师从西蒋村老屋回到西安，一直在这里工作见客，直到病重住院。工作室在一幢上世纪90年代修建的旧楼上，同周围簇新的高层比起来，显得颇为陈旧和沧桑。门铃上的数字已漫漶不清，需要按照排列顺序来推测。反应也很迟钝，按了好久，才听到陈老师的声音。上到三层，防盗门已经推开。我喊了一声陈老师，他连声说：“进来，进来！”踏进屋内，陈老师从沙发上起身，说：“来就行了，带东西干啥？”我说这是晚辈见长辈的礼节，笑着将手中的东西放下。他招呼我坐下，拿纸杯，打开茶叶罐，用长柄的小木勺舀茶叶。我们平时招呼客人，都是用手捏茶叶，由此可见，陈老师是个心很细的人。给我留下难忘印象的还有他的灰蓝色的已经泛白的秋裤。这种秋裤，在《白鹿原》出版的90年代，我也曾穿过，那已是近二十年前了，此时已经很少见。 一种很复杂的感觉顿时涌上心头：我不知道他是简朴还是恋旧，竟然还穿着早已淘汰了的旧物（在他离世前一年，在西京医院的病房里，我又见到了那条蓝灰色的秋裤）。我打量室内，客厅很小，是过去的两室一厅，大概五六十个平方。房门对面，是一条长沙发，上面和靠背上堆满了书籍杂志，剩余的空间，也就一个人能够坐下。茶几上香烟、卷烟和茶叶散乱地摆放着，烟灰缸的凹口上，搁着半截熄灭的雪茄。电视声音很小，正播着球赛。泡好茶，他在对面的沙发上坐了下来，点燃了那半截雪茄，开始聊了起来。他聊发表不久的短篇《李十三推磨》，讲到自己上高中时推磨的经历，很投入，我尽量跟着他的讲述，想象推石磨子的情景，不过那种辛苦却难以感同身受。他说自己最近打算写王鼎的小说，但材料太少，还在准备。聊到十二点多，我邀他一起吃饭，他说中午要午休，一般不同人吃饭。临走，他问有没有雷达点评的《白鹿原》，我说没，他说那送你一本，拿书，签名，盖章。我们一同出家属区门，他到学校食堂吃饭。 之后，隔三岔五，我就叨扰陈老师。有时是打电话，问候一下身体状况，交流一下文坛信息；有时是朋友来拜访，我带着一起去他那里；有时是带朋友同学找他签名，或者去拿字；有时我也把自己的文章或者跟他相关的评论拿给他。2011年底，我写了几首关于他的旧体诗词，拿给他看，他很高兴，说我要是愿意，他可以找个地方发出来。我觉得还不太成熟，就说先搁搁，我再改改，后面再发。说是这么说，后来的确也作了修改。但到他离世，这几首旧体诗词还是没有发出来，他也没有看到。我喜欢去拜访他，他关于人生、文学与社会的自由闲谈率性而至，夹带着自己的经验和体悟，都是书上学不来的。这种闲谈，当然少不了对文坛内幕的披露和一些作家作品的评价，一些情况是大多数人闻所未闻的。有次他聊到80年代末90年代，北京的从维熙、刘绍棠等人都有愿望担任中国作协的副主席。但副主席的人选安排要考虑到地域平衡，各种文体（比如诗歌、散文、小说等）的平衡，还要考虑到性别，民族等因素，也不可能让副主席都集中在北京，所以没当上的很遗憾。他也问我怎么评价一些作家，聊到他感兴趣或者熟悉的，他的意见，他的敏锐，总能让人眼前一亮。他也毫不避讳对某些作家的讨厌。比如说：某作家，有次采风不知道怎么了突然发神经，某作家睁着眼睛说瞎话，某作家给他一打电话，他头就大了……月旦人物之外，也臧否作品，记得柳青、刘心武、张炜、王蒙、刘震云、从维熙、张贤亮、雷抒雁、格非等人的作品，他都谈过客观而独到的看法。他也提醒我，写评论尽量客观，说我批评一些获得茅奖的作品有些尖刻。我诚恳地予以接纳，感谢他的提醒，表示以后会注意。 最后一次见陈老师是2015年7月8日。这天上午，我和妻子去西京医院看望他。陈老师住4号病房，门开着。我敲了一下门，她的女儿从洗手间出来招呼我们。她说父亲刚睡着，带我们到里面的套间。我一下子懵了，几个月没见，他竟瘦成这个样子，蜷缩在床上，左手打着点滴，人小了一半。我的眼眶一下子潮了：多好的一个人啊，多可敬的一位老人啊，像一个受伤的无助的小孩子，可怜地躺在那里。我示意不要惊扰，陈老师的女儿出于礼貌，还是喊醒了他。他努力睁开了眼睛，想看清来者是谁。他想说话，但喉咙里有痰撕扯的声音，我连忙让他不要说话。他看着我，昔日睿智有神的目光失去了神采，不住地叹息着，用手抚展着自己的衣服。那只曾写下皇皇巨著的右手，只剩下皮包骨头。两条腿也只剩下骨架，灰蓝色的线裤空空荡荡。我很愧疚，前几天竟然打电话给他，他吃力地同我说话。此时，我可以想见他说话时的痛苦样子。我说明来意，词不达意地安慰了几句，紧握了他那只瘦弱的手，很快离开了。我怕自己给已经痛苦不堪的他增加丝毫痛苦。他几乎是用尽全力，才抬起手来，挥了挥，表示送别。出了病房，妻子不住地说：太可怜了。她还没见过老人瘦成这样。我没有说话，只希望他能挺过去，为他祈福，默默关注他的病情。10月11日，在朋友圈看到陈老师跟朋友在老孙家吃泡馍，虽然消瘦了不少，但精神不错，就发短信过去，祝他早日康复。不大一会儿，陈老师打来电话，表示感谢，我连忙说不敢不敢，祝他早日康复。同病魔斗争半年后，他还是令人痛心地走了。 我接触的晚年的陈老师，仁义忠厚，待人诚恳，有古君子之风，汇聚了三秦大地淳朴美好民风的所有优秀点和闪光点，是众人皆赞的“好人”“好老汉”。他将自己与白鹿原、与关中大地融为一体，以自己如椽大笔所塑造的经典人物群像，成为当代秦汉大地上最为耀眼的文化标识和精神象征。正如有学者所评价的——“他的德性和他的作品是在同一高度的”。他永远活在这片土地上，也将永远受到人们的缅怀和思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