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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新疆方志中的唐音回响

http://www.newdu.com 2020-12-10 国学网 夏国强 参加讨论

    新疆方志编撰历史久远,唐代就有《西州都督府图经》问世。至于清代,方志的“资政、教化、存史”功能在治理边疆中进一步凸显。学者们意识到方志除记录地方历史掌故之外,尚有彰明教化、巩固边防之用。成书于嘉庆十二年(1807)的《三州辑略》就承载了这一社会历史功能。编者和瑛作序云:“史馆铭勋,儒林作传,以国书等其韵,辨舌齿于微茫;以汉楷和其声,叶羽宫之巨细。”强调了修志的文教一统作用,并在志书中别设“艺文”一门,集中收录清代诗作106题258首,改变了此前清代方志不专设地方文学作品集的体例。入选作者身份各异,民族多样,是新疆文化交融特性的具体体现。所收诗作题材多样,情态纷繁,亦可为清代西北边塞文学之区域代表。
    一如撰者所云“龙堆瀚海,数千里同轨行车;金岭松塘,几万里置邮传命”,方志艺文在同轨同治的大前提下,充分发挥了弘扬文德、化育地方的诗教功用。和瑛在小序中驰骋想象,追思汉唐,以所选诗作为“青莲之什”的再续。这些来自不同地区的作者们步入新疆,将文章气骨、盛世风华也一并带入,在浩瀚广阔的天地里书写唐风汉韵。
    承继盛唐雅音传统:《艺文门》收录了两位特殊作者,分别是《西域图志》的作者与读者。乾隆五十三年(1788)夏五月,王芑孙在避暑山庄读完《西域图志》,感慨国家版图辽阔,人民众多,汉唐以来所不能清晰了解的风土人情,在方志之中一一展现,可谓“一旦入我版图,登我掌故,于戏盛矣”,故此写下六十首《西陬牧唱词》。而作为编撰者的褚廷章虽未亲历新疆,但精通和瑛所说“等韵和声”之学,凭借对文献材料的熟悉而得以纂修图志。褚氏分咏南北疆名城十二首,自序“补史乘所未备,且借以咏歌盛烈,窃附于《江汉》《常武》之义云”。《江汉》《常武》之篇,列于《诗经·大雅》之中,是四方安定,文德盛大的象征。清人评褚诗效法元白,卓然大雅,所谓“大雅”,就是唐人关注现实的传统。李白在《古风·大雅久不作》中抒发了躬逢文教兴盛,复作大雅的抱负;唐人樊晃、宋人黄庭坚皆称杜诗为“大雅之音”;白居易推崇杜诗寓合六义,有风雅传统。褚廷璋踵步元白,作品中也续写了唐人的伟大志向。两位作家赞颂国家一统、民族融合功业的时代强音,是对唐人大雅文教的传承与延续。这也是两人未履新疆土地,却能在新疆方志艺文中占有一席之地的重要原因。
    再现唐人漫游精神:唐人的漫游风气,是唐诗骨力的形成动因之一。与六朝文人相比,唐人登临广阔,境界宏大,以高、岑为代表的边塞游历之作自成风格。和瑛在《艺文门》小序中列举了司马迁、李白、张载广泛的行旅经历,以之为作品宏大格局的基础。《艺文门》中收录了大量纪行诗歌,一方面符合地方志记录事实的特点,是唐代岑参诗中漫长丝路的时空延伸;另一方面也融汇了唐人的漫游精神,是唐诗真情实感的再现。
    《艺文门》纪行诗作除描绘通都大邑之外,还保留了唐人以路线描摹和驿路古迹为诗题的特点,与方志融为一体。既有洪亮吉《从乌兰乌素至安济海雪皆盈丈,十余日不见寸土,因纵笔作》这样细致生动的行旅描述;也有秦承恩、颜检,李銮宣三人同题长流水驿站,借水之长流吟诵汉唐以来追求稳定和谐生活的文化思考。这些作品上承岑参《过碛》《经火山》《题铁门关楼》等写实诗题而来,又增添了更多细节,放大了唐人漫游的旅途经历。从一个人到一群人,是丝路余音不绝的传递证明。
    唐人边塞诗中有“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的豪情,也有“阴山苦雾埋高垒,交河孤月照连营”的苦寂。岑参两次入疆,经历了情感的高低起伏。从“为言地尽天还尽,行到安西更向西”的怅惘转为“知君惯度祁连城,岂能愁见轮台月”的豪迈,直至“近来能走马,不弱并州儿”的自信。这些自然流露的情思,在《艺文门》中亦有延续。颜检《嘉峪关》云“出塞无惆怅,还思塞上翁”,和瑛《驰驿返宿苦水》则说“遥指北庭心胆壮,再尝苦水是甘泉”。清人诗作中的惆怅意味顿减,用更为写实的笔调,舒展了唐诗中固有的壮阔情怀,又强化了教化边陲、建功立业的自信和勇气。
    续写唐诗边塞奇思:“瀚海阑干百丈冰”“千树万树梨花开”的唐诗妙景在方志所收诗作中得以再生。广漠无垠的沙漠,千年不化的积雪,变幻无定的气候,使得初入新疆的诗人们在亲身感知唐代边塞诗写实性的同时,增强了祖国包容万象的自豪情感。颜检诗作中就有着生动的情绪变化:诗人始出嘉峪关时,感慨“极目流沙外,同居化宇中”,虽有认识高度,尚未与实体感知相结合。及至行走在新疆大地之上,才在《由巴里坤至鹻泉》中真切表达了这种感受:“图成西域壮山河,边外严城气概多。蜃海楼台呈色相,汉唐疆宇尽包罗。”
    作家的实地感受使得唐诗体验愈加真实,复写唐诗情境也就更为自然。洪亮吉《抵巴里坤》“晴天飞雪霰,即已没车轴”,与“胡天八月即飞雪”千载相和;和瑛在描述哈密十三间房至鄯善七克台四百余里的风戈壁时,高呼“石飞轻于絮,辎重飘若蓬”,恰是“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的唐音写照。
    除此之外,清代作家们还创作了新的景观。洪亮吉在松树塘看见万松并立,形态如一,写下慷慨高昂的《万松歌》。跨越地区的漫游使得平凡之景在诗人笔下焕发出独特的色彩,激发出作者的壮意,一扫路途遥远带来的颓气。再看丁棻《山市》中“宝光踅向甘泉浴,凭虚变幻迷长空”摇曳多姿的海市蜃楼,已有繁盛之气。这些地理奇观的描摹比起唐诗更为细腻多变,与地方志记录异闻佳景的特色颇有关联,于写实中平添了几分浪漫情致。
    在清人宗唐风气之下,唐诗影响无处不在,曹麟开《温泉夜雨》“依稀共话巴山夜,剪烛西窗忆往年”,化用李商隐故事;常均《题敦煌古寺》“高城月落飞羌笛,又见春光度玉关”有王之涣“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的影子;褚廷璋《和阗》“唐家风雨汉家烟”,又承接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而来。而“瀚海”“天山”“玉关”“寸心”的唐诗地理意象、词句典故等更是频频出现在方志所收清人诗作之中。在发掘这些唐诗传承元素的同时,我们更应注意到清代边塞诗对唐诗精神的内在承续,这些诗篇所蕴含的盛大气象以及关注社会现实的漫游纪实风格,在丝绸之路上代代传承。作者们以写实的笔法、浪漫的情绪书写国家强盛、丝路繁荣的记忆,《艺文门》将这种情感与方志纪实功能相融合,综合展现了清代边塞诗歌结合现实的特征,也使方志的文德教化功用得到了显扬。
    (作者:夏国强,系新疆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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