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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谈谈您少年时期的阅读吗？ 赵玫：小时候，家中书多，喜欢乱翻。而真正的阅读记忆，似乎可从十三四岁开始。跟众多同龄人相仿，当时的课外阅读，常常处于一种冒险、兴奋的秘密氛围中。邻居玩伴间，要好同学间，悄然传递着不知从哪儿弄到的文学书籍，并多是后来才知道的外国名著。这些不少被撕去封面，或者被另行拆订成册的书，几乎都需要限期看完，准时奉还。在这一事儿上，交情与诚信同等重要。两次以上爽约，往往会使你断绝书籍的来源。种种阅读中的陌生快感与传递时的刻意掩饰，都是真实、具体的，又都是飘渺、恍惚的，非常奇妙，数十年间，常在记忆中可触可感地浮现出来，其清晰俨若前天、昨天一般。 回顾一下，您有过系统的阅读经历吗？ 赵玫：没有，只是“一直”在读而已。至少同代人中，我算得上幸运。进入大学时，恰逢国门敞开。同学们如饥似渴相互攀比的，就是借书、买书、读书、谈书。南开大学非常值得怀念，图书馆藏书丰富，阅览厅宽敞安静，东门马路对过还有一家二层楼的中型书店。尤其是老师与同学之间，建立起平等讨论的书评氛围。今天想来，我其实很后悔。从小养成的随心所欲式读书，没能在老师的指教下得到根本矫正。曾有数门专业课的教授都开过“必读书目”，我都虔诚地找来、打开，凡觉喜欢的，便会手不释卷地读完；凡觉枯涩的，便会浅尝辄止地放弃。我只读那些开卷就能让人兴奋的书，包括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理论。列出它们的书名，会是一份长长的单子，往往超出老师布置的数量。但我这种兴之所至，必然与系统阅读相去甚远，也是造成我知识结构先天不足的原因之一。所以，说自己的阅读乏善可陈，是实事求是的真话。 相对而言，外国文学和中国文学，是否前者对您的创作滋养更多？ 赵玫：至少表面看是这样的。前边谈到的书目，一多半是早有定评的名著，出自欧美作家之手。我不懂外文，读的都是译作。好在从前的翻译者，几乎个个都是学贯中西的大家，学风严谨，文字老到，思绪飞扬，情感真挚。他们的译本，不少可以媲美原著，因添加上东方文化的蕴藉，甚至不逊于原著。所以，我喜欢的作品，无论何种体裁，何种题材，无论时空相隔多久多远，在我眼前，都能生动地展露出一幅幅迷人的异域图像。扑面而来、沁入心脾的，全是不曾见识过的风物、人情、社会、历史。于是，常常感觉很奇妙，毫无瓜葛的事物仿佛近在咫尺，闻所未闻的理念能够洗礼自己。这种种阅读的偏好，后来干脆诱导我的写作，进入悖于常规的路径而难以自拔。 一位朋友，职业医生，但喜欢文学，似乎也同时喜欢“诊断”我的写作。她曾这样说过： 赵玫的创作，通常抓不住重大题材。所谓宏伟叙事，于她始终怀一腔真挚的愿望，但又总是有一些“够不着”的遗憾。因此，我能看出她的苦恼，同时也能看出她的放松。她的题材，她的故事，她的人物，她的念想，无非一些生活中的细枝末节，杯水风波，轻喜剧，小悲剧，甚至对生活有些故意的疏离，有些不符实际的想象，更乐此不疲的，有些虚妄的精神诉求。于是，她的作品便给人迥异的观感。已经厌倦生活真实的读者，会高看、会喜欢她的写作；始终纠缠生活真实的读者，会低估、会质疑她的写作。一些企盼被物欲“勾引”的男性读者及评论家，对赵玫作品，都会深感失落而无话可说。但不少出版机构保持着持续的追逐，因为一大批女性读者是购书的主力。而这些多个年龄段、从事不同职业的女人，都对社会，尤其对人性怀着巨大的期待，或者，怀着深刻的失望。她们都想在赵玫的书里，找到启迪，找到答案…… 我知道，我的书里没有灵丹妙药，但能成为她们的朋友，引起她们的共鸣，一道去探究人生的无穷奥妙，终归是一件让人充实、让人知足的事情。 可能这就是“思辨”的魅力所在，也可能正是您喜欢伍尔夫、杜拉斯的原因吧？ 赵玫：是的。是她们，让我见识到了四面八方陌生的景象与声音，知道了笔下可以有千变万化的文字组合。于是，我会在许多场合，感恩般地想到、讲到、写到她们。在对她们锲而不舍的“弘扬”中，我根本不会去顾虑他人是否厌倦，而始终表现出坚忍的执着。 很长一段时间，我常常身临幻境，与她们朝夕相处，共赴喜怒哀乐，似乎已无诸如年代、环境、习俗、信仰、语言的羁绊。心灵的衔接、交汇、共鸣，已是零距离的心心相印。但莫名的感激总会从内心深处涌出，因为我的写作中，哪怕就是深陷于中国古代题材的时候，她们仍旧守在我的身旁，注视着我的劳作。自从“结识”了这些非凡的女人，她们之于我，便成为一个个座右铭式的偶像。 您的枕边书中，一定包括她们的著作吧？ 赵玫：回想一下，除少年时有过一阵儿“赶进度”的靠枕夜读，我还真无床头读书的习惯。伍尔夫、杜拉斯的书，都是在书案上读的；也只有伏案，从容阅读，从容摘抄，从容体会，好像才对得起她们。有几位朋友告诉我，枕边放书，睡前闲翻几页，是为了催眠。我多年来沾枕便着，便也无福消受有关枕边书的种种雅趣。 您早年作为《文学自由谈》的编辑，曾采访、评说过一大批当代作家。这种历练对创作有何帮助？ 赵玫：采访、点评作家，一开始是工作安排，后来变成一种自我需求。最早好像是从1985年开始，持续到1995年前后。我造访过的老中青本土及域外作家、评论家、编辑，有数十位之多，几乎同所有被访者都见过面、喝过咖啡、吃过饭。后来，部分访谈结集为《以血书者》出版。前些日子无意间翻出这本旧作，又重读一遍，好多鲜活的情景历历在目，令人泛起亲切与感动，禁不住回想起自己曾有过的勤奋与奔波。令人感慨的是，当年的受访者，有的已经辞世，唯留下音容笑貌；有的曾表现出与众不同的忧思，历经漫长岁月，仍回到原点，在他数十年前的困扰中挣扎；也有的已变作自命不凡的哲人、大师，甚至已物化为虚张声势的百科全书……但我不太在乎他们目前的模样，清晰残留记忆中的，还是他们当初直露的青涩或伪装的成熟。那是一个人人渴望腾跃、渴望飞翔的年代，也是一个众多面相可亲可爱的年代。受访者们从不同的角度，传递给我写作的兴趣和激励，当然也有镜子般的参照与警示。 前一段时间，赵大民先生的话剧《觉悟》复排公演。您愿意谈谈父亲当年的读书喜好吗？ 了解他的枕边书吗？ 赵玫：《觉悟》创作于四十年前，曾引起全国艺苑轰动，是我父亲的众多优秀剧作之一。比如，他执笔的京剧《华子良》，荣获所有全国性戏剧奖项，收入中国百年戏剧创作典藏集。歌颂周恩来的《觉悟》，今年由天津传媒学院易名《大江歌罢》复排；他们不是单纯照搬原剧，而在多环节加入纷繁崭新的艺术成分，给人物、故事及社会意义的综合质地添色甚多。此剧天津公演三场，场场座无虚席。近日参加深圳的全国校园戏剧节，一举成为获奖剧目。这也证明，衡量一位艺术家的价值，主要看其艺术生命的久长与否。我父亲毕业于河北乐亭汇文中学，从小饱读诗书，抗日战争加入八路军，从事文艺工作。博览群书，是他终生喜好。父亲是有枕边书的。床头一侧，始终摆放着更换阅读的书籍。九十岁去世之前的两三个月，我们遇到记不准确的文史典故请教他，老人家释疑答惑，如数家珍。 如果去无人岛，可携带三本书，您愿意选择哪三本？ 赵玫：既是无人岛，可以偷闲回顾人生，我会带上自己的三本书。 第一本《从这里到永恒》。这是一本异域行走的笔记。1994年，平生第一次深入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所见所闻、所思所想的刻骨铭心，一直延续至今。这本书获得全国首届鲁迅文学奖，是我进入写作盛年的标志。从那以后，我不再主动申报任何文学奖项，因为蛋糕有限，小时候就听惯父亲的教导：“大家匀着吃。”我觉得，无人岛上重温此书，可以保持自己对外部世界的不懈关注。 第二本《欲望旅程》。这是我赢得女性读者最多的一本书。每个女人的心路历程，因阅历背景的差异，总是各具形态。重温这本书，依然不能穷尽思考，但可以保持自己对内心天地的探寻激情。 第三本《高阳公主》。这是我“唐宫女性三部曲”中自己最为看重的一部。对这位大唐公主，我所依据的史籍，仅有《新唐书》中的三百余字。全书的故事架构、人物纠葛、情感演进，等等等等，一概出自我的劳动。之后众多影视作品所涉高阳，多与我的创作雷同，明显属于照搬。我从省事考虑，从未予以追究。携带此书上岛，只想保持自己对旧时岁月的追访兴趣。（主持：宋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