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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20年》，公布了陈寅恪《对科学院的答复》，将1953年中央决定请陈寅恪担任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汪篯赴命南下、汪篯出言不慎引起陈寅恪反感并拒绝北上担任所长之事公之于众。书中讲述陈寅恪提出担任所长的条件，将陈寅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名言演绎得非常充分。《陈寅恪的最后20年》在当年引发阅读热潮，也使陈寅恪进入了公众视野，在当代阅读史上的地位无可置疑。但时间过去近三十年，关于晚年陈寅恪，有很多新材料公布，《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一书中的若干论述，有可能、也有必要作出细化、深化，甚或重述、修正——陈寅恪辞谢历史二所所长一事，就是其中一个显例。 一 1953年，中央决定设立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责成中央宣传部提出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1953年7月26日，中宣部提出委员会的名单上报，共11人，“陈伯达、郭沫若、范文澜、吴玉章、胡绳、杜国庠（现在广州）、吕振羽（现在沈阳）、翦伯赞、侯外庐（现在西安）、刘大年、尹达（人民大学）”。经毛泽东审议，8月5日，中央批准了这个名单。“毛泽东的批语，指定陈伯达担任委员会主任。在‘吕振羽（现在沈阳）’项下，改‘沈阳’为‘长春’，显然他看得比较仔细，对人员情况了解准确。吕振羽这时担任东北人民大学校长，校址在长春，不在沈阳。”（刘大年《〈历史研究〉的创刊与“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历史研究》1986年第4期，第5－6页） 历史研究委员会的工作，就从增设历史研究所、办刊物等做起。蔡美彪先生说：原来中国科学院只有一个历史研究所，就是近代史研究所，由范文澜担任所长。后来决定扩大，成立三个研究所，即历史第一所研究先秦历史，由郭沫若院长兼任所长；近代史所改为第三所；第二所研究秦汉以后明清以前的历史，中央议定请陈寅恪当所长。请陈寅恪的事“交给范文澜办，他是中央历史工作指导委员会的成员，也是科学院党组的成员。筹备一所、二所都由郭沫若和范文澜经办”。当时郭和范不能自己去请陈寅恪，“就想到了北京大学的副教授汪篯，因为他是陈寅恪的研究生，解放后刚刚入党，他是党员、又是陈先生的学生，由他去讲党的政策比较方便”（王维江采访整理《“不是治学方法问题”——蔡美彪访谈》，《史林》2013年增刊（总第143期）。下引此文简称“蔡美彪访谈”）。 说到汪篯，就不能不讲讲他与陈寅恪的关系。汪篯与王永兴是同班同学。他们既是陈寅恪先生指导的研究生，又曾任陈先生的助手。1939年秋，在昆明的北大恢复了文科研究所，主要是进行学术研究并指导研究生，由傅斯年和郑天挺主持工作，陈寅恪被聘为文科研究所导师。 陈寅恪先生原计划“1939年夏去香港候船赴英讲学。因正值欧战爆发，未能成行，乃于是年10月20日回到昆明。是时研究所汪篯、王永兴两先生已投入其门下，在陈老指导下进行隋唐史之研究”，“陈老是汪篯及王永兴两人的主任导师，郑（天挺）先生亦以导师名义协助指导”（郑克晟《陈寅恪与郑天挺》，载胡守为主编《陈寅恪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第746页、第747页，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下引此文简称《陈寅恪与郑天挺》）。陈寅恪于1940年6月17日离开昆明，到香港后又未能赴英国，就在香港大学任教。 1946年暑假后，西南联大解散，原北大、清华、南开复原，陈寅恪又回到清华大学任教。此时，由于陈先生眼疾严重，需要助手，就于10月30日给北大史学系主任郑天挺写信，提出“暂请北京大学研究助教王永兴君”来“助理教学工作”。王永兴由此而回清华任教。当时陈寅恪的另一学生汪篯在吉林长白师院任教，他由于不适应东北严寒，曾多次给郑天挺写信，希望仍回北大教书。“现在，郑先生为感谢陈老对北大文科研究所的情谊，又为照顾先生的身体，遂想方设法将汪先生于1947年调回北京大学，担任史学系教师，而做清华大学陈先生的研究助手，薪金待遇全部由北大支给。”（《陈寅恪与郑天挺》，第748页） 正是因为汪篯与陈寅恪有这样密切的师生情谊，郭沫若就给陈寅恪写了一封信，“汪篯拿着信，就去广州找陈寅恪了”（“蔡美彪访谈”，第120页）。还有一说，即汪篯“是自告奋勇主动要去的，自以为有把握把先生请来北京，结果是苦笑着说没想到碰了壁”（胡戟《试述陈寅恪先生对士族等问题的开拓性研究——附言：被“逐出师门”后的汪篯先生》，胡守为主编《陈寅恪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第38—39页）。汪篯当时是一位37岁的充满理想的青年教师，那时刚入党，“汪篯见到陈寅恪，第一天谈得还比较好，后来陈寅恪就问他:‘你们请我当所长，对我的著作有什么看法？’”汪篯就对陈先生著作评论起来，他“跟陈寅恪讲，我们主张历史研究要为政治服务，要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您研究唐代关陇集团，应该做阶级分析等等”。“这下把陈先生讲火了，说既然这样，为什么还要我当所长？！”（“蔡美彪访谈”，第120—121页） 陈寅恪先生与汪篯第一次谈话后就不再见他，后来陈师母给他说：“您不见他不行，他是中央派来的，总得给个回话。”“这么一劝，陈先生才在汪篯临走前做了一次谈话。”这一次谈话的时间是12月1日，陈先生比较心平气和，虽然还有气，但冷静一点了，不那么火了。据《陈寅恪的最后20年》所引汪篯的记录，“他主要讲了两层意思：‘我不反对现政权，我拥护现政权，我在德国学过马克思主义，我也知道马克思主义，我一向主张研究不要介入政治，如果叫我当所长，一个研究所，不能只讲马克思主义，不能马克思主义一家独尊，应该有开放的自由。’”“后来一传，这话就传成了‘第一不准讲政治，第二不准讲马克思’，这就有出入了。”（“蔡美彪访谈”，第121页）就是在这次谈话中，陈寅恪口述了一篇文字，这就是大家现在熟知的《对科学院的答复》。（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20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第109—111页） 12月1日陈寅恪与汪篯的谈话内容及陈寅恪《对科学院的答复》，12月3日北京方面还不知道，所以当天的科学院常务会议还专门讨论了“历史所人选，上古史所郭院长兼，尹达为副；中古史所陈寅恪为所长，向达和侯外庐为副；刘大年为近代史所副所长”（《竺可桢日记III（1950—1956）》第399页，科学出版社1989年。下引此书简称《竺可桢日记》）。 当汪篯离开广州后，陈寅恪就立即将自己的不满告知了北京的朋友。12月6日向达致郑天挺的信说（《陈寅恪与郑天挺》，第750页）： 毅生先生左右： 上月科学院派汪篯去广州，邀请寅恪先生北上。不料汪君抵粤后语言不慎，以致寅恪先生大怒，血压增高。最近致书锡予（汤用彤）、心恒（邵循正）、（周）一良先生及弟，痛斥汪君，大发牢骚，其致弟及一良函末，并属将情形特告先生（指郑），而陈师母另函又谓不必将函转陈。锡予先生亦同此意，谓如此可以不致广为宣扬，云云。其实陈先生致汤、邵、周及弟共二函，俱已原件交科学院矣。用陈梗概，尚祈察鉴，幸甚！ 幸甚！ 敬颂 道安！ 弟向达谨上 十二月六日 汪篯是12月1日与陈寅恪先生最后长谈的，仅仅过了5天，北京的朋友们就收到了陈先生和陈师母的信，向达还将此信息写信告诉了在天津的郑天挺先生，说明当时信函的递达还是很畅通和迅速的。 从向达先生的信可知，“汪君抵粤后语言不慎”，确是陈寅恪拒绝北上出任所长的原因之一。 据蔡美彪先生回忆：“陈寅恪晚年有两个知心朋友，一是吴宓，一是向达。向先生在一次会议吃饭的时候对我说：‘汪篯把事情办砸了。我接到陈先生的信，说是年逾花甲，乃遭逄蒙之射。’年过六十，被学生射了一箭。陈寅恪用这个比喻，说明他确实很不满，汪篯对他的自尊心伤害得太厉害了。”（“蔡美彪访谈”，第121页） 二 可以说，陈寅恪先生未能北上担任历史二所所长，原因很多，并不完全是不与新政权合作。因为随后陈寅恪答应担任《历史研究》编委。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研究所前所长林甘泉先生记述：《历史研究》创刊时“编委会由17位史学家组成，其中既有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史学大师如陈垣、陈寅恪、汤用彤等，也有几位在当时史学界已经很有影响力的中年学者；既有共产党员，也有非党员。创刊号印出的编委名单，陈寅恪列名其中，是不是得到陈寅恪的同意，这是许多人关心的问题”。林先生指出，陈寅恪1954年1月23日致郭沫若的一封信中写有“一九五四年一月十六日手示敬悉。尊意殷拳，自当勉副”字句，判断这是陈寅恪对郭沫若邀请他担任《历史研究》编委的答复。郭沫若1954年1月 16日致陈寅恪的信，是在陈寅恪拒绝担任历史二所所长之后发出的。这时《历史研究》编委会的名单中央已经批准，其中就有陈寅恪。这个名单要在1954年2月份出版的《历史研究》创刊号上刊载，所以郭沫若赶在创刊号出版之前给陈寅恪写信，告知他被邀请为编委的消息。陈寅恪随即在1月23日复信表示“自当勉副”，“表示同意担任编委，语气是相当诚挚的”。（林甘泉《在〈历史研究〉创刊初期的日子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求真务实六十载：历史研究所同仁述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下引此文简称《在〈历史研究〉创刊初期的日子里》） 林甘泉先生强调：郭沫若与陈寅恪1954年1月份来往的两封信，“是在汪篯已经回到北京并带回陈寅恪拒绝担任历史二所所长的答复之后，这一点很重要”。陈寅恪在给科学院的《答复》中说：“我提出的条件，科学院接受也不好，不接受也不好。两难。我在广州很安静，做我的研究工作，无此两难。去北京则有此两难。动也有困难。我自己身体不好，患高血压。”林甘泉认为，“这是陈寅恪认真而坦率的实话，其中固然有对共产党缺乏了解的偏见”，但陆键东在《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一书中说这是陈寅恪“向北京最后关上了大门，关闭之严密，没有留下一丝余地”，“这种没有根据的说法，是对陈寅恪形象的极大歪曲”，“完全是无稽之谈”。（《在〈历史研究〉创刊初期的日子里》） 蔡美彪先生也有大致相同的看法：“现在看来，陈寅恪的话有点过激，但并没有大错，因为学术为政 治服务这 口 号本身就不妥。……当时中央决定请陈寅恪当所长，绝不是请他来讲马克思主义。请他来就是为了团结各方面，贯彻百家争鸣。所以严格说起来，他这两条跟中央政策并没有根本性的冲突。”（“蔡美彪访谈”，第121页） 蔡美彪先生说：“汪篯回京后，向范老汇报，基本属实，但对自己的责任有些遮掩。范老同大家研究此事，派一个研究生持函去请陈先生就欠妥，应该‘三顾茅庐’才合适。陈寅恪不来，就去请陈垣，陈垣跟范文澜过去是辅仁大学同事，范文澜在辅仁教过书，范文澜亲自到兴化寺街陈垣家里去请，他代表科学院来请，陈垣欣然接受。”（“蔡美彪访谈”，第121页。） 正是因为吸取了派汪篯持信去请陈寅恪担任所长的失误，范文澜才亲自上门请陈垣先生。当邀请陈寅恪担任《历史研究》编委时，除了郭沫若亲自写信外，还曾通过陈寅恪的挚友冯乃超做工作。据蔡美彪先生记述：“除了筹办历史所，另外就是筹办《历史研究》刊物，要请陈寅恪先生当编委，这次就不再派研究生了，而是通过中山大学党委书记、副校长冯乃超去请……陈寅恪接受了做编委的邀请，他一次拿出两篇文章，一篇是《论韩愈》、一篇是《论唐代李武韦杨婚姻集团》，《历史研究》创刊号上先登了《论唐代李武韦杨婚姻集团》，第二期登了第二篇，两篇文章照登，一字不改，他很满意。这证明汪篯造成的误会得以消除，疙瘩解开了。中央进一步提出，请他当政协委员、常委，他也接受了。政协常委的政治性比历史所所长要强，因为是政权机关。后来中央文史馆请他当副馆长，他也接受了，但是他一直没到北京来，没正式就任。”（“蔡美彪访谈”，第121页） 另外，经党中央批准，中国科学院1954年下半年开始筹备成立学部委员会。陈寅恪被提名为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学部委员。在酝酿过程中，由于陈先前辞任历史二所所长，对他的提名曾有一些不同意见。据科学院原党组书记张稼夫回忆，最后请示了毛主席，毛主席指示“要选上”。这次提名的信息，是由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宣传部副部长、与陈寅恪私交不错的杜国庠面见陈传达的。陈寅恪表示同意。杜国庠专门到北京向张稼夫和郭沫若作了汇报。 林先生指出：“辞任历史二所所长，但同意担任《历史研究》编委和科学院学部委员，这三件事是一个完整的史料链，反映了陈寅恪基于自己的价值观和身体状况有条件地与共产党合作的态度。有的人千方百计想把陈寅恪称道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放大为拒绝与共产党合作的政治态度，这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在〈历史研究〉创刊初期的日子里》）蔡美彪先生也有大体一致的看法，认为陈寅恪先生“有过去士大夫的派头，很平易近人。请他当所长，不想当就会婉言谢绝，不可能提出条件——不谈政治，不谈马克思主义，这不大合乎情理。他不是政治家。我们接触过陈寅恪先生的人都知道，他平时说话很谦和……后来传闻失实，越传越厉害。这个事大概没人知道，只有我知道”。（“蔡美彪访谈”，第121页） 三 陈寅恪《对科学院的答复》并拒绝北上出任历史二所所长之事，很快就上达最高层。1954年1月28日，周恩来在政务院第204次会议上的讲话中说:“老科学家中一部分思想未改造好，思想上的隔阂要进行教育，使大家好好作工作。也会有个别坏的，在改造中个别淘汰，但绝大多数要团结，有的思想上守旧者如陈寅恪为历史学家，但他是爱国的，英国不去，美国不去，俞大维是他的妹夫，傅斯年也是他的亲戚，我们请他作中古所所长，他要两个条件，第一个是不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另一个要毛、刘二长保证，我们怎么办呢？ 第一我们问他是否是爱国者？ 是否新中国比旧中国好一些，因为他不去台湾，与美英帝国主义国家比较也好些。思想界线很保守，有反动思想不特言，他身体很坏，学问也不是了不起的，我们等待他，他已六十多了，曾留学美国，在旧中国呆了五十多年，在新中国只有几年，能有我们这样觉悟吗？ 他对参加政协的先生们大骂；虽然旧思想很严重，但是爱国者（根据我们的材料），我们等待他，看他四年、八年、十年，他会变的，苏联科学家十年之久才转变的很多。这样人科学院为极少数，大多数热爱祖国，是爱国主义分子，学习苏联很赞成，因而更应团结，思想方法上有问题慢慢教育帮助。”（王少丁、王忠俊编《中国科学院史料汇编1954年》第31页，中国科学院院史文物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1996年12月） 谢泳对周恩来的讲话进行了考证，认为这个讲话“因为是记录稿，未经讲话本人审阅，常见记录笔误难免。比如说陈寅恪‘学问也不是了不起的’，按讲话逻辑和语气，我猜测当是‘学问是很了不起的’之笔误。此外说陈寅恪‘对参加政协的先生们大骂’，可以反证陈寅恪平时有些言论通过特殊渠道上达了高层”。（谢泳《周恩来谈陈寅恪》，载《中华读书报 》2016年11月9日第3版） 周恩来谈陈寅恪，在《竺可桢日记》中也有简略的记述，即1月28日下午政务院会议，有三项议程，其中之一是科学院工作报告，周总理在总结讲话中说：“要团结一切爱国分子，如陈寅恪，要考虑科学家待遇。”（《竺可桢日记》第415页） 正是由于陈寅恪拒绝出任历史第二所所长，1月30日的科学院常务会议决定“向达为中古史第一副所长，侯外庐第二”（《竺可桢日记》第416页），所长之位暂时空缺。 和今天的情况不同，以前的学者不愿意担任行政职务可能是常态。如抗战时期的1940年代初，中央研究院拟成立民族学研究所，当时朱家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就托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出面请李方桂担任所长，李先生坚辞不就，最后不耐烦地说：“我认为，研究人员是一等人才，教学人员是二等人才，当所长做官是三等人才。”这样才辞谢了所长的聘请。（参阅马学良《悼念我的老师李方桂先生》，《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6期，第49页）另如语言学家赵元任1947年本已辞掉哈佛大学教职，准备回国之际，时任教育部长朱家骅发电邀请他担任南京中央大学校长，赵元任就断然辞谢，并决定推迟回国。（参阅张荣明《竺可桢与陈寅恪》，第44页，漓江出版社2013年）1950年代初“中国科学院成立时，中宣部曾提名范文澜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兼历史研究所所长，他执意辞谢不就”，未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刘大年《〈历史研究〉的创刊与“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历史研究》1986年第4期，第5页）范文澜辞谢的理由是：“我长期在延安，现在希望专心写书，不愿多管行政的事。”（“蔡美彪访谈”，第122页）由此可见，学者不愿意担任行政职务，也不仅仅是陈寅恪先生一人，从而也没必要过度解释。“陈先生不当所长，还有一个理由，就是他很满意广东的环境，住得很好，不必北上了。”（“蔡美彪访谈”，第122页） 蔡美彪先生说，陈寅恪拒绝出任历史二所所长，“当时这个事情没有引起太多议论，近年来忽然成了大家议论的热门话题，原因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山大学‘左’派大字报上的攻击，不当所长是不服从党的领导、反对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是海外右的观点……说陈先生反对共产党。这都不符合事实，事情不是那么简单，有具体的背景、环境”。因为“历史情况往往很复杂，要考虑到多方面的因素，不能简单地以对或错加以判断。有时候时间隔得太远，不理解当时的情况，光从字面上做简单推理，比如中山大学‘文化大革命’中的档案，红卫兵讲的，怎么能够拿来作为依据？ 台湾那边一些人没见过陈寅恪，他们的推测更不能作为依据。陈寅恪有时写诗发牢骚，那时候不只陈寅恪，很多共产党员老干部也都有牢骚，因为搞得太‘左’了，很多人有意见”。（“蔡美彪访谈”，第122页） 刘大年、林甘泉和蔡美彪先生都是陈寅恪拒绝出任历史二所所长的当事人或知情者。刘大年是1953年成立的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成员，还是《历史研究》初创时期的负责人之一。《历史研究》创刊时，郭沫若是召集人，主编尹达和副主编刘大年负责具体工作。林甘泉是《历史研究》创刊时的编辑，后到历史研究所工作。“解放之初历史学家的核心是范文澜”（“蔡美彪访谈”，第122页），蔡美彪当时就在范文澜手下工作，并长期任范文澜的助手。 刘大年的回忆文章写于1986年，蔡美彪的访谈时间是2008年11月2日，林甘泉的文章是2013年整理成稿的。他们是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背景下涉及此问题的。将三位当事人或知情者的回忆与有关资料结合起来，并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可以比较全面、客观地了解陈寅恪拒绝出任历史二所所长的背景和原因。（作者为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