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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对于荣新江先生来说，又是一个学术丰收之年。 他在今年与史睿合作编著《吐鲁番出土文献散录》（2册，中华书局），新编学术随笔集《三升斋续笔》（浙江古籍出版社），增订再版学术论集《敦煌学新论》（甘肃教育出版社），为《于阗史丛考》（与张广达先生合撰）增加索引之后重印再版（上海书店出版社），将《华戎交汇：敦煌民族与中西交通》一书改版重印为《华戎交汇在敦煌》（甘肃教育出版社），并出版了日文专著《从粟特到中国——丝绸之路史论集》（汲古书院），与党宝海合编的《马可波罗研究论文选粹（中文编）》（中西书局）也将于近日面世。 《吐鲁番出土文献散录》收录了中国、德国、俄罗斯、美国、芬兰、日本等6个国家22家公私收藏单位所藏373件吐鲁番文献。该书分为两编，上编为典籍类文献，下编为公私文书。每件文书均有定名、解题、参考文献及录文，部分附有高清图版、旧照片或复原图。该书是荣先生历时三十年寻访、十余年团队协作，才得以最终完成的集体研究。荣先生1985年作为合作培养研究生负笈莱顿大学之时，即开始寻访散藏于海外的吐鲁番文献，其早期的海外调查收获收录于《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一书，早已成为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的必备工具书。其后荣先生及其学生在德国、美国、芬兰继续寻访，加之海内外敦煌吐鲁番文献陆续公布，荣先生遂于2005年组织团队整理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的同时，一并对散藏吐鲁番文献进行集中校录和考释工作，经过十余年的努力，终于将散藏世界各地的吐鲁番非佛教汉文文献汇于一编。其中每件文书的缀合、录文、解题都凝聚了课题小组的集体智慧，学界相关研究亦皆胪列于参考文献中，为学者利用吐鲁番文献提供了一部绝佳的工具书，必将极大推动吐鲁番文献研究的进步。 敦煌学是荣先生最早关注的学术领域。他在1996年出版的《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是敦煌学研究的必读经典之一。他还陆续发表了大量敦煌学研究的专题论文及书评，先后收入《鸣沙集——敦煌学学术史与方法论的探讨》（新文丰出版公司，1999年）、《敦煌学新论》（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和《辨伪与存真——敦煌学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当中。《敦煌学新论》再版之际，他对原书篇目进行了调整，将不属于狭义敦煌学范畴的几篇文章移出，新增了近年新发表的敦煌学的论文与书评，将所收文章分为“敦煌历史”“敦煌文献”“敦煌学术史”“敦煌书评”四个部分。通过此书，读者既可以对敦煌及莫高窟的历史获得较为全面的认识，也可以看到关于敦煌文献与历史的精彩个案研究，而从学术史与书评栏目也可以管窥海内外敦煌学的发展历程。《华戎交汇在敦煌》是由《华戎交汇：敦煌民族与中西交通》一书改名重印，作为普及型读物，是书虽省去了长篇累牍的注释，但学术性并未因此而打折，作者对于敦煌文献与考古材料信手拈来，结合深入浅出的叙述方式，使该书成为了解敦煌历史和丝绸之路的高水平入门读物。此书曾被日本学界以《敦煌の民族と东西交流》之名译为日文出版（东方书店，2012年），可见该书之风行。 《于阗史丛考》（上海书店）于1993年初版，是张广达先生、荣新江先生合著的关于于阗史研究的论文集，包含师徒二人自1982年至1989年间合作发表的10篇专题论文，也是荣先生的第一部学术论著。2008年，该书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增订再版，收入了师徒二人于1997-2002年间合写的三篇于阗史论文。该书广受赞誉，不过由于这些论文过于专业，其中牵涉到大量的多语言文书材料，即便学者查核亦颇为吃力，此次上海书店将其列为“经典力量”丛书之一再版，作者新编制了专名与文书编号索引，为利用该书提供了便利，也更加符合国际出版规范。在于阗研究因为新出土文献再度活跃的当下，该书的价值将进一步凸显。 《三升斋续笔》是荣先生在去年出版的《从学与追念：荣新江师友杂记》（中华书局）、《三升斋随笔》（凤凰出版社）之后的第三部学术随笔集，收录18篇文章。第一部分“问学求索之路”包括治学方法的经验分享以及莱顿问学时的见闻；第二部分“跟着大家读书”包括作者阅读陈寅恪、郑天挺、傅斯年、季羡林、饶宗颐、姜伯勤等前辈学者的著作而写的阐发性文字或者学术总结；第三部分“把握新材料与新动态”收录《柏林通讯录——与徐文堪先生有关中亚研究的论学书札》等文章。作为浙江古籍出版社“问学”丛书之一，该书是作者问学历程的生动写照，既有作者海外访书的壮阔经历，也有转益多师的读书心得。读者可以借此看到作者数十年间对于学问的不懈追求，也可以感受到学人之间相互扶持、薪火相传的动人温情。 荣先生在国际学界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其许多文章都翻译为英文、法文、日文、俄文、韩文等发表，其中以日文发表的文章数量达40篇之多，在日本汲古书院的支持下，他从中精选20篇论文，编为《从粟特到中国——丝绸之路史论集》一书，列为“汲古丛书”第168种出版。该书分为“丝绸之路史”“唐代都城与周边民族”“敦煌”“吐鲁番”“于阗”“粟特”六个专题，涵盖了他六个主要研究领域。汲古书院是日本最好的学术出版社之一，“汲古丛书”是日本中国史学界最为权威的史学名著丛书，池田温、堀敏一、竺沙雅章、中村圭尔等一众名家的著作皆在其列，荣先生与孙江、王宝平先生是少数非执教于日本高校而在此丛书出版专著的中国学者。 文章方面，荣先生今年也有一些重要成果：《敦煌文书所记丝绸之路的新篇章》（《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8期）是关于敦煌对丝绸之路研究贡献的最新总结；《丝绸之路研究热与中外关系史学科建设》（《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21年第3期）是对其主要专业方向的学科建设探讨；“The Earliest Ex⁃tant Example of Woodblock Printing:the Precept Certificate of the 29th Year of Kaiyuan(741A.D.)”（Pis’mennye pamiatni⁃ki Vostoka 18.3 (festschrift for Popova),2021.）研究了现存最早的雕版印刷品——开元二十九年戒牒，这是研究印刷史的学者从未发现过的，该文中文本尚未发表；《吐鲁番出土文献整理之一例——〈吐鲁番出土文献散录〉编纂感言》（《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2021年第7期）是关于出土文献整理的总结。 谈及即将过去的一年，荣先生表示：“其实今年不太用功，正经的文章不多。这一年我去了很多地方玩。不过我一向认为，做学问除了读书，还要走路。” 此外，他在去年年末出版的《龟兹石窟题记》（3册，中西书局）今年获得法国金石美文学院平山郁夫奖（Prix Ikuo Hirayama）。 凭藉突出的学术贡献，他还于今年7月荣膺英国学术院通讯院士（FBA）。在此之前，我国文科领域仅有陈寅恪、夏鼐曾获此殊荣。 这篇报道，仅限于2021年度来介绍荣先生的学术工作，但即便如此，我们也不难从中窥见他治学范围之广泛、工作之勤勉、成果之丰硕。而荣先生四十余年来的问学经历、学术思想、治学方法，都有太多值得总结梳理的。不过正如他常说的那样，“学术是没有止境的”，他未来的学术新篇章更加令人期待，总结梳理，只能留待来日。倘读者希冀对荣先生的学术世界多一些了解，那就展读他的著述吧。 问答 中华读书报：您先后主编了《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书》《龟兹石窟题记》《吐鲁番文献出土文献散录》等出土文献整理的巨著，受到学界好评，能否分享一下大宗出土文献整理方面的经验？ 荣新江：对于大宗出土文献的整理，首先应当与收藏单位精诚合作，充分尊重考古发掘工作者的前期辛勤劳动成果。最好是由考古发掘单位、文献收藏单位和高校或科研机构合作组成整理团队。因为要处理大宗出土文献，所以高校博士生、研究生的加入是构成团队总体实力的重要一环。项目负责人应当是该领域的学术带头人，并且具有团队领导素质，统筹规划。而团队中需要有几位既有水平，又有时间投入的核心成员。确定每一步骤的时间表，保质保量完成整理工作。在整理文献到初步阶段之后，统一分工进行个案研究，通过研究，才能更加准确地定名。最后是与出版单位密切合作，完成校对和出版。 中华读书报：丝绸之路研究近年来愈益走热，成果颇多，您在丝绸之路史研究领域耕耘多年，您认为该领域还有什么空白点亟需填补？ 荣新江：在基础工作方面，传统汉文典籍还有不少需要发掘整理，已经整理的典籍也需要利用新材料来重新整理、注释，更加需要的是翻译阿拉伯文、波斯文、希腊文、拉丁文中的基本典籍。陆上丝绸之路方面应当有更多的工作放在域外丝绸之路城址、遗址、道路等方面的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由于沉船考古带来一些新的认识，但需要更加全面地推进港口、航道、船舶、内陆商品生产基地等方面的研究。应当从更广阔的角度探讨丝绸之路对于沿路国家和地区在经济、文化方面的影响和贡献。 中华读书报：可否与学界同仁及读者分享一下您明年的研究和出版计划？ 荣新江：在整理完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文献和吐鲁番出土文献散录之后，最近把海外所藏及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和田出土唐代于阗汉文文书整理为两本录文集，并结合传世史籍和其他文字出土文书，希望完成《汉唐于阗史稿》的撰写工作。另一方面是丝绸之路方面的研究，特别是推动《马可·波罗寰宇记》的翻译和集注工作，出版《马可·波罗研究论文选粹（外文编）》，继续推动有关马可波罗及其行记的研究。我的研究工作向来是多头并进，在海上丝绸之路、敦煌文献、胡人碑志等方面，或许也有成果出版。（特约撰稿沈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