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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舜徽先生自述一生经历，主要是与书打交道，即读书、教书、著书三件事。他读书之勤奋刻苦，我们从其若干自述和《壮议轩日记》可见一斑。他的教书与著书，已有不少学者回忆和研究。以下只是从个人的求学经历，来谈谈张先生教书、著书给我留下的一些切身感受。 教书育人矢志不渝 1979年，我考取张先生的首届研究生。我们那一届研究生同学比较多，共有六人。对首届研究生的学业，张先生格外关心。在最初设置课程时，他决定亲自开设中国文献学、文字学和经学源流、史学流别四门课程。他最先讲授的是文献学这门课，采取提纲挈领的方式，从文献的本义（从孔子到马端临所言“文献”）讲起，直到文献学应该承担的具体任务。《华中师院学报》从1979年第1期（仅空该年第2期）到1980年第2期（共5期），接连发表了张先生的《中国校雠学叙论》和《中国校雠学分论》（上：版本；中：校勘、分2期；下：目录），他将这些论文数万字的抽印本发给我们，人手一份，作为我们的教材。加上他早先出版的《广校雠略》，作为我们课后的参考书，使我们对文献学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有了较深的认识。 文字学的讲授，兼及训诂学、音韵学。张先生要求每人购置一部《说文解字》，细心阅读，认真临摹。教材则是他在学校印刷厂内部印制的《广文字蒙求》。他一生对《说文解字》一书下的工夫很大，早年是从清人王筠《文字蒙求》起步的，故以推廓《文字蒙求》的形式来引导后学进入文字学之门。内容包括首先需要了解的几个问题（如古代文字的创造不出于一手也不成于一时），借用“六书”分类法说明古代文字发生、发展、变化的情况，从古文字中探索远古史实三个部分。经过这样的讲解，使我们感到古文字学并不枯燥，钻研起来挺有趣味的，从而调动起了我们学习的积极性。音韵学因内容复杂，古今变化大，较难掌握，用时较多。张先生讲授基础知识后，恰巧刚从武汉师范学院调进来的王昌茂老师是音韵学专家，就另外安排他加以系统讲解。 经学源流、史学流别两门课则是稍加变通，以讲授《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叙》的形式完成的。张先生亲自赶往汉口江汉路的古籍书店，购买“四库提要叙”白文本发给我们，人手一册，要求各自标点，并抄写一遍，使每人对四部分类法有初步的了解。然后，他分经史子集四讲，讲述其要点。在讲解《史部总叙》之前，他有一席话在我看来相当深刻：我们要有封建时代学者实事求是、刻苦收集材料的精神，资产阶级学者将材料条理化、系统化的本领；我们生活在社会主义时代，又应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去分析史料。这是一段开场白，按先后顺序叙述各时代学者特点，说得很轻松，我却认为是他深思熟虑的认识，当即在笔记上把这段话记了下来。 在分部讲解后，如我们仍然有不懂的地方，张先生让我们汇总后再具体回答。我手头至今还保留着他回答提问的稿纸，上面有施和金同学所汇集经部“何为象数”、史部“何以谓小正尚存夏道”、子部“孤虚王相之内容如何、风云气色指什么”、集部“‘然如艾南英排斥王李之故’，事实不明”等12个问题，张先生都一一作了简明的解答，交给我们传阅。这些不厌其烦的解答，扫清了我们理解《四库提要叙》的拦路虎。将《四库提要叙》来回翻看，不仅熟悉了经学源流、史学流别，对子部、集部书籍的部类分合也心中有数了。尤其是史部，张先生的《中国古代史籍举要》《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也在1980年代初重版了，我们也各买一部，对史部素养的提升大有助益。 在课程教学之外，外出学术考察是我们重要的学习方式。三年之中，我们到南方、北方各一次。其中到南方的考察时间特别长，从1980年9月下旬到11月上旬，足有一个半月。我们研究生同学六人，由李国祥、周学根两位老师带队，从武汉到南京，在无锡短暂停留后到达上海，经宁波到杭州，再到广州，最后一站是长沙。沿途参观各地图书馆，皆有负责人介绍馆藏情况，并实地目验，如浙江图书馆收藏的文澜阁《四库全书》；拜访了一大批学界名流，程千帆、徐复、金启华、陈千钧、朱杰勤、商承祚等著名学者还先后给我们作了学术报告，或举行座谈会交流。这次收获丰硕的考察，张先生虽然没有亲自带队，但行程是他安排的，途中需拜访的重要学者，张先生还写了信。带着他的亲笔信，我们沿途的考察自然就较为顺畅了。这种精心安排访学线路、确定各地主题的考察方式，一直延续到我们后来历次考察以及晚届研究生的考察环节中。 毕业论文关是每个研究生都得经历的，关键是选题，这需要有一定的积累。为此，张先生要求我们各从性之所近、或较为熟悉的领域中，挑选一部典籍系统地钻研，然后了解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确立选题。我当时处于学术起步阶段，还谈不上对哪部书感兴趣，只因“前四史”是“二十四史”中最受人称道的名著，而《三国志》在前四史中篇幅最短，易于把握，就选择了《三国志》。突破口一确定，马上将这部书读了一两遍，熟悉了全书篇目和基本内容。随后，就找到杭世骏《三国志补注》、赵一清《三国志注补》之类清人的考据学著作来读。起初的打算，是在接受清人考据学成果的基础上，在《三国志》的版本校勘上做点文章。后来从清人校勘时常提到的形近而误，感觉到《魏志·武帝纪》建安九年注引《魏书》中有一处文字中有“升”“斗”字形之误，由此引起了我钻研曹魏田租制度的兴趣。研究田租制度跟通常的文献学文章路数不同，张先生以他一向的博大气象，认同了我的研究趣向。在他的鼓励下，我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终于拿出了毕业论文《曹魏西晋租调制度的考实与评价》。答辩时，受到了评委们的充分肯定。 对于首届研究生的论文，张先生总体上是满意的。他根据形势需要，撰写新作《关于整理古籍的问题》，又让李国祥老师提交《吕不韦〈吕氏春秋〉评价赘言》一文。随后联系学报编辑部，将我们师生八人的文章20多万字编成《中国历史文献研究辑刊》，以《华中师院学报》1982年增刊的形式发表出来。这一做法，在全校是绝无仅有的，此后似乎也再未出现过。这是张先生培养首届研究生的一个总结，也是他学术地位尊崇的反映。学报增刊的出版，扩大了我校历史文献学专业的影响力。就我个人而言，我的那篇文章随即为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对我之后与学界同行交往提供了便利。 1982年夏，我在获得硕士学位后留校工作，随后考取张先生的在职博士生。由于首届博士生全校仅三人，不可能像后来那样开设公共政治课、外语课。为了提高我和张三夕同学的外语水平，张先生亲自带着我俩结识外语系教师，让其对我俩多加辅导。专业方面，攻博期间的课程比硕士期间少，关键是要善于自学，多听张先生和众多外校专家的学术报告。我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调研后，博士论文打算在硕士论文的基础上继续做下去，张先生认真听取我的汇报，表示赞同。此后，论文写作得到他不少的帮助，包括观点的提炼和文字上的改动。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1983年秋，我想要参考兰州大学赵俪生先生的《中国土地制度史》，该书当时还没有正式出版，只听说有内部印刷本。张先生得知后，急我之所急，说这个问题好解决。他立即写信给他在兰州大学工作的友人，请友人借了一本邮寄过来，供我使用一个月。使用之后，再由张先生邮寄回去。 在我们1985年11月博士论文完成后，进行了预答辩，随后张先生对正式的答辩会做了精心安排。考虑到春节前天寒地冻，外地专家来往不方便，在征得学校有关部门同意后，决定把答辩放到次年春天。对预备聘请的专家，都是他亲自出面邀请。从现存材料中，我们还可见到他给北京师范大学何兹全教授、山东大学王仲荦教授、南京大学程千帆教授、贵州大学张振珮教授、湖北大学朱祖延教授的书信。如1986年元月给何兹全教授的信中说：“阔别以来，为日已久，每从朋侪之自京至者问讯起居，知身体康强如昔。远道闻之，至为欣忭。兹有恳者，此间攻读文献学博士研究生二名，学习期满，定于三月十二日举行答辩会，敬请高明惠临指导。其时春回气暖，宜于出游。务望拨冗命驾，惠然肯来也。博士论文二份乞俯赐审览，以便开会时提出高见为祷。近日厉寒，惟眠食珍重。”其余四封信篇幅大体相当，但根据各人情况措辞有所变化。 在张先生如此热情而郑重的邀请之下，何兹全教授、张振珮教授特地如期远道而来，担任我和张三夕两人的答辩会主席。这是我校历史上最早的一场博士生论文答辩，主要校领导、有关部门负责人都参加了，整个答辩过程紧张而有秩序，最终结果很圆满。据有关方面介绍，这也是武汉乃至整个中南地区的首场文科博士生论文答辩。张先生礼数周到，为感谢何兹全教授、张振珮教授的大力支持，亲自陪同他俩游览黄鹤楼。几位老先生登高望远，兴致盎然。当管理人员准备好笔砚，希望张先生留下墨宝时，只见他当即挥毫，以几位老先生的名义题词纪游，抒发答辩以来的欢快心情，给同游者平添一份雅韵。 上述张先生在培养首届硕士生、博士生期间的辛勤付出，从课程设置到最后的答辩环节，他极费心力。同届的其他同学，也各有需要他操心的事，他都尽量满足大家的愿望。在首届之后，张先生在崔曙庭、李国祥等教授的协助下，还培养了博士十余人、硕士四十余人，继续把握培养、指导的大方向。那时还有一些没有授予权的高校和科研部门，北到山东，南到广西，每到五六月份都有一些研究生来我校答辩，申请硕士学位，经常让张先生一场答辩一坐就得大半天，这对70多岁的老人来说实在够劳苦的。张先生晚年承担如此繁重的研究生培养工作而不辞辛劳，无疑是他一生以教书育人为己任的自然延伸，艰辛原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 著书立说老当益壮 关于张先生的著书，且从他的一次私下谈话说起。那是1983年冬，因身体健康原因，张先生在东湖边的一个疗养院调养身体，我和硕士期间的同学李守清一起去探望他。说起病情，张先生心情多少有点抑郁，语带感伤。可是一聊到学术，他的双眉逐渐舒展，心情豁然开朗。半年前，他一生中花费精力最大、篇幅最长的《说文解字约注》由中州书画社影印出版，他一提到此事就感到兴奋。他为写作此书的付出实在太大，能够亲眼看到书的出版，感到没有虚度光阴，此生真是值得。他说，虽然才70多岁，却做了一般人80多岁、90岁也不一定做到的事情，这就是相当于自己已经活到80多、90岁了。他还很风趣地告诉我俩，他用杆秤称过《说文解字约注》影印本，有六七斤重。张先生这一次的谈话，使我看到张先生重视生命的长度，更重视生命的密度。生活得有质量、有效率，撰写出令别人获益、自己满意的著作，实际上是延长了自己的生命，活出了比实际年龄更大的岁数。这可以视作张先生的生命观，他就是抱着这种观念笔耕不辍，让有限的生命变得更有价值的。 张先生所说的“六七斤重”，我后来做了验证，是3430克，市制六斤八两多。如果说这“六七斤重”的《说文解字约注》是张先生前大半辈子最费工夫的著作的话，那么他晚年最花心思的著作就是《中华人民通史》了。他编述通史正是我求学期间，对其大致经过是较为了解的，有些情景至今仍然历历在目。 张先生编述通史虽然较晚，发愿却是在青年时代。当《说文解字约注》《周秦道论发微》《郑学丛著》等著述整理出来之后，就准备要重点完成编写通史的任务了。1979年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成立之后，张先生设想借助会员们的力量，共同完成通史的写作，使其成为文献研究会的研究专著。1980年5月，文献研究会在武汉召开第一届年会，他在大会上作了《编述〈中华人民通史〉的初步设想》的长篇发言，说明编述《中华人民通史》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希望鸠合有志之士埋头苦干，分工合作，完成通史的编撰工作。让张先生始料不及的是，在分组讨论会上，虽然大家肯定编述通史的意义，但参加的意愿却不强。不过，这并未能改变张先生的初衷。在1981年8月70周岁生日数日后，他立下宏愿：“我一念到全国人民的精神很贫乏，连一部内容丰富、首尾完整的中国通史都没有，这是我们历史工作者莫大的缺陷和耻辱。我虽年已七十，却还有余勇可贾，积极想编述一部《中华人民通史》，来弥补这一缺陷。编述此书，以广大人民为历史的主人，着重阐述劳动人民在历史上的作用，把过去旧史家轻视少数民族，轻视妇女的思想、积习，纠正过来。打破以历代王朝为叙述中心的体系，而以崭新的义例出现。” 1982-1983年之间，张先生考虑既然不能借助文献研究会会员来实现理想，转而希望本单位青年教师来承担一部分篇目。记得当时几位年轻朋友如彭益林、李长弓等人都领了任务，承担的是地理部分。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众人修史不易协调、统稿困难的问题逐渐显露出来。张先生感到年事已高，缓不济急，此事再拖下去只会是“弥伤老大，俯仰兴悲”，于是考虑放弃集体编撰的方式。1984年即他73岁时，下定决心凭一己之力撰作通史，不避艰巨，负此重任。《后汉书》作者范晔评论东汉杰出史学家班彪有云：“敷文华以纬国典，守贱薄而无闷容。”为保持旺盛的精神状态，张先生将这段话书写为楹帖，悬挂在书房中时刻鞭策自己。他每天早晨四点钟起床，盥洗完毕即开始写作，到早餐时已工作三四个小时了，此即所谓“早起三朝当一工”。历经三个寒暑，终于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分地理、社会、创造、制度、学艺、人物六编，完成了100万字的通史写作。虽然觉得书中还存在缺点和遗漏，张先生仍然心潮澎湃。他在自序中说得很清楚：“一个国家的历史记载，实关系到民族的成败兴衰，必须鼓励人民学习它，精熟它，以发挥很大的作用。” 《中华人民通史》以人民为历史的主人，又是写给广大人民看的，把知识交给人民，用以激发其爱国之心，是一件极有意义的工作，读者群跟张先生过去出版的小学、经学、史学、哲学专著的受众是大不一样的。76岁高龄能够实现夙愿，了却一桩心思，自然使他如释重负，大舒一口气。1989年，《中华人民通史》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印行。1990年，这部书获得第四届中国图书奖一等奖；1991年，又获得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这是对张先生毕生追求经世致用目标的一个报偿。据张先生次子君和先生相告，当时国家主要领导人曾调阅过这部书，可见该书的影响不小。 张先生另外的一些著述，也是在强烈的使命感驱动下完成的。在历史文献学成为一门学科后，他感到带头开展文献学理论研究是其责无旁贷的任务。凭着过去几十年深厚的素养，他从文献学的范围和任务入手，总结前人整理文献的成果和业绩，提出今后整理文献的重要工作，且附以整理文献的基础知识，在1981年初撰成《中国文献学》一书。此书出版后被不少高校作为文献学教本或主要参考书，适应了社会的紧急需要，被人称誉为文献学领域的奠基性著作。在此书交付出版后，张先生为增进研究会会员对前人文献学成就的了解，又利用1981年暑假之暇，选录有关文献学之专著、论文、笔记、书札71个目次，编为《文献学论著辑要》，题为“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丛书之一”。先由学校印刷厂内部印刷2000册，以供全国文献学界取用。未几而闻风函求此书者纷至，以大专院校和大图书馆为最多，乃至无以应之。陕西人民出版社见到这种状况，提出将其正式出版。张先生于是扩充篇目到120个目次，使其包罗更为弘富，以便古籍整理工作者发越志趣，增长见识，在文献整理之业中有所作为。 从1982年到1992年，张先生几乎每年都有一部著作出版，有不少年份还出版两部，在并世学人中堪称高产著作家。在这十余年中，他除了教学和外出参加学术会议，其余时间都是埋头于书斋，专心致志地整理旧稿、创作新篇。当然，各种著述不是一时之间突发奇想说动手便能开始写作的，也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得益于他从前的苦读和自早年已经确立下来的研究目标。他晚年的大量著作，年轻时就已列入到写作规划之中，在大量阅读过程中日积月累，自然久久为功。这让我想起张先生赠送给我的条幅，正中篆体文字为“锲而不舍，日知所亡”。这八个字，实际上是张先生数十年中勤奋治学的真实写照。 张先生各种著作的价值，窃以为他的至交、著名中国思想史家蔡尚思先生的评说已经准确地昭示出来。蔡先生将张先生视为“三多”（多赠书、多通信、多奖励）好友，认为张先生以学术为生命，以读书著书为事业，无愧为有学问的通人，是1949年以后可以和柳诒徵、钱穆先生并称的仅有的几位国学大师之一。在《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一书中，蔡先生将张先生同古代的孙思邈、欧阳修、黄宗羲、顾炎武、唐甄，现代的胡明复、陈垣、俞振飞、华罗庚等人物归为一类，是“终生同时间赛跑，分秒必争”的人，称赞张先生“从少年到老年一直坚持努力研究，真是很可贵的一个模范学者”。好友相知，置身于文化长河之中叹美侪辈，数语足为定评，得其旨哉！（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学研究所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