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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先生曾将中国儒学史分为六期:第一，先秦是创始期。第二，两汉是奠定期，以经学为主，而落实在一切政治制度、社会风尚、教育宗旨以及私人修养之中。第三，魏晋南北朝是扩大期，不但有义疏之学的创立，而且扩大到史学，从此经、史交称。第四，隋唐是转进期，儒学在经、史之外又向文学转进，杜甫之诗与韩愈之文都为儒学别开生面。第五，宋元明是儒家之总汇期与别出期。所谓总汇，指上承经、史、诗文的传统而加以融汇；所谓别出，则是理学。第六，清代儒学仍沿总汇与别出两条路进行，但内容已大不相同。尤其清儒的别出在考据而不在理学，至于晚清公羊学的兴起则更是别出中之别出了。 钱先生是以儒学的发展和领域的扩大、深化作为分期标准的。倘若我们改变分期标准，以儒学内涵在不同时期被突出了不同方面的角度来看，可分为重经学教育的两汉时期，重礼制渗透的魏晋南北朝时期，重心性修养的宋明时期，等等。若以儒学是否为官方意识形态为标准，则可划分为前两汉的非官方意识形态期，和两汉及其以降的官方意识形态期。总之，分期可随标准的转换而变。但是无论采用何种标准来划分，每个阶段都是极重要而不可或缺的。因为，没有这些阶段的彼此相沿，相互渗透，以及其中极繁复的相关历史现象的连续与断裂、融合与排斥、碰撞与迁回的交织共存，就没有近现代以来乃至今天的中国文化或日文化中国。 那么，魏晋儒学在中国儒学史上，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又带给了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 若欲给魏晋儒学在中国儒学史上以较为准确的定位，以两汉时期为参照是一个重要的角度。上引钱穆先生对两汉为奠定期的评价，我深以为然。即两汉将儒学的官方意识形态化，既保证在制度层面日渐深入地实行了儒家主义，又幸有近四百年的积累沉淀，从而对儒学能够占据中国文化传统的主体地位起了最为重要的作用。简言之，儒学之所以能成为中国文化传统的主体，两汉是坐实期，亦即奠定期。 以两汉的奠定期为参照，魏晋儒学在中国儒学史上的地位和意义如下所述: 其一，魏晋是奠定期后儒学三重角色互动期的起点。即自魏晋始，至民国前，中国儒学史嬗演的主线之一，就是儒学以文化传统的身份，对其作为学术思想与官方意识形态两重角色的涵摄与支撑，以及反过来，儒学作为学术思想和官方意识形态对儒学的文化传统主体地位的扩充和夯实作用。 魏晋儒学的这一起点地位，给我们认识魏晋以降儒学史的嬗演提供了某些思路。比如，因为儒学的文化传统主体地位的奠定，使得魏晋时期各家思想的兴起，都因敌不过儒学的实力，最后被儒学收编。可以推测，魏晋以降，无论何种思想走上历史舞台，在与儒学的角逐中，因实力的不对称，或被儒学汲取了精华后而销声匿迹，或在与儒学的妥协中争得一席之地，但没有一种思想能够最终占据、或日取代儒学的地位。再如，自从儒学的文化传统主体地位在两汉被奠定后，自魏晋始，儒学的不同内涵就在不同时期被挖掘和凸显着。面对汉末的诸多流弊，汉末魏初思想界从儒学中启用的应对资源是礼学。这一资源最终能蔚为大观，成为魏晋南北朝礼学兴盛的滥觞，正是有儒学的文化传统主体地位的强大基础。可以推测，魏晋以降各个时期的思想界应对其社会问题时，儒学资源应该总是要被想到并利用的，至于儒学的哪些资源最终被成功利用，取决于各个时代的需要。其结果是在那些被成功利用的资源中，儒学的某些内涵被挖掘和凸显了，魏晋南北朝之重礼制渗透、宋明之重心性修养....这是文化传统对学术思想的涵摄与支撑。 而也正是儒学的文化传统主体地位的奠定，使得魏晋及其以降的官方意识形态，都不可能不以儒学为基本框架，在举凡国家的“政治制度、社会风尚、教育宗旨以及私人修养”中，儒学始终是背景和底色。这是文化传统对官方意识形态的涵摄与支撑。 反过来，儒学对别家思想的吸收，以及其内涵不断被挖掘和凸显的同时，儒学的文化传统主体地位也在不断被夯实着，儒学作为文化传统主体的疆界也在不断延伸着。同时，在儒学始终占据官方意识形态核心的过程中，它凭借国家机器的力量，以制度为载体，托起并延续着儒学的文化传统的主体地位。这是学术思想和官方意识形态对文化传统主体地位的扩充与夯实作用。 需要补充说明的一点是，儒学内涵能够不断被挖掘和凸显，与儒学本身具有的开放性和丰富性密切相关。西汉武帝时之所以选择儒学作为官方意识形态，以及儒学经两汉后成为中国文化传统的主体，固然与彼时特定的时代背景和需要有关，但两汉以前一定有更深的思想和文化渊源，对儒学的文化传统主体地位的确立是有影响的。换言之，儒学的源头或产生的土壤是相当深厚的，这是中国儒学史研究中另一方向的重大问题。从这个角度而言，中国儒学史或许还可分为两汉以前的准备期、两汉的坐实期、魏晋及其以降的扩大期。 其二，魏晋是儒学奠定期后的第一个变化期。 历来史家都将魏晋看作是与两汉迥然不同的大变局时代，若从各个层面去对比，似也不无道理。比如，本书中所引顾炎武对东汉党人、与王夫之对晋初士人精神面貌霄壤之别的描述；思想史界对两汉之经学与魏晋之玄学的时代思潮迥异的概括；文学史界对汉代与魏晋文学风格判然两分的评价；美学领域对与汉代彬彬文臣相比魏晋以降人的觉醒的礼赞……无不说明魏晋相对于两汉是历史的断裂。然而，从文化史的视野来看，与其说历史在不断地展示着连续中的断裂，毋宁说历史诉说的是断裂中的连续。 两汉时期，儒学第一次凭借国家机器的力量，被最广泛地推向了实践，经过近四百年的实践后，它暴露了诸多弊端。魏晋儒学承此而来，上述诸多与两汉不同的历史现象，都是魏晋人应对时代转换的产物。这是一种连续。 同时，经过近四百年的实践，其结果是儒学如此深入到制度建设，风尚培育，观念形成中。它塑造了“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东汉党人，这是后代士人“以天下风教是非为己任”的宝贵精神财富”，以及诸多可供后代人提取的历史资源等等。这是另一种连续。 显然，这种连续不是一成不变的沿袭，而是变化中的连续。换句话说，魏晋是中国儒学史自两汉奠定期后，第一个变化的时期。它带给我们的启示有: 在被立为官方意识形态后，儒学一跃而为独尊的地位，至东汉晚期，这种一元式的思想格局逐渐走向僵化、教条。从这个角度而言，王肃经学对郑玄经学的反动，王弼玄学的出现，以及魏晋文学创作风格的转向，人的觉醒时代的到来，都可视为是一种思想解放，这种思想解放为儒学进一步沉淀、开放、丰富自己让出了空间。但伴随着思想解放的潮流，儒学凝聚社会精神的作用也瓦解了，这是我认为魏晋儒学衰落的真正内涵。所以儒学独尊地位的丧失，对魏晋儒学居然是幸与不幸的两存结果，这是历史的吊诡。 但是我们若将视野不局限于魏晋，而是立足于整个中国儒学史的嬗演，我们会看到两汉时期的辉煌中隐藏着儒学的衰落，而魏晋时期的衰落中则蕴含着儒学的强盛。中国儒学史就是在这种高低起伏、分流转合中变迁着，在儒学史的第一个变化期之后，还有第二个、第三个……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