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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民族的特征，不在其科技，而在其文化。自汉武帝独尊儒术，儒家文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经过两千年的积淀与发展，儒家思想已经植入中华民族心灵深处，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儒家宣扬仁义礼智信，注重道德；儒家讲人性，既有性善论，也有性恶说；儒家主张修齐治平，治国理政从自身开始；儒家认为治民应该以教为主，以罚为辅；等等。此类内容众所周知，若进一步追问：形成儒家学说的深层原因何在，儒家学说的哲学基础是什么，却鲜见系统性的回答。笔者认为，儒家学说的哲学基础是中庸之道；中庸之道既是儒家的思维方式，也是儒家学说区别于墨家学说和法家学说的根本依据。 执两用中 朱熹《四书集注·中庸》解题说：“中者，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之名。庸，平常也。”朱熹此说的依据在二程，二程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二程、朱熹释“中”为不偏不倚，是也；释“庸”为平常、不易，非也。后来的学者，基本上采用程朱的解释。也有学者根据《礼记·中庸》通篇的内容，把“天命之谓性”、“鬼神之为德”之类的内容也纳入中庸之道，进一步偏离主题。 关于“中庸”的本义。“中”者，不偏不倚；“庸”者，用也。“中庸”者，执两用中也。《论语·雍也》记孔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尧曰》：“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据说这是尧让位给舜的时候对舜所说的话，让舜执政的时候“允执其中”，行不偏不倚之政。这不是孔子的话，但载录在《论语》中，应是孔子用以教育学生的，反映孔子的思想。《礼记·中庸》记孔子说：“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而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执其两端，而用其中于民”，简化一下就是“执两用中”。“两”是两端，比如激进与保守、讲道理与讲感情；“用中”就是居中，既不激进也不保守，既讲道理也考虑感情。这里所说的“执两用中”与《尧曰》所说的“执中”正相呼应。可以看出，中庸之道是一种处世原则，一种思考问题的方式，需要体现在具体内容中。中庸之道体现在儒家学说的方方面面，没有中庸之道就没有儒家学说。 君子人格 据《中庸》记载，孔子宣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他赞赏颜回的中庸之道，说：“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孔子批评思想和行为偏激的人。如对人，“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对同一人的评价前后矛盾，“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孔子又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中行”是中庸之道的另一种表述，即走道路中间。不然，不是极端冒进，就是不思进取。孔子回答别人的问题，“叩其两端而竭焉”，把利弊得失都说清楚，全面地看问题。《论语·子罕》记载：“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这是弟子对孔子人格特征的概括。孔子自己则说：“君子和而不同。”与人和气相处，但坚持自己的原则立场。墨家主张舍己为人，法家宣扬人人为己，儒家主张既为自己也为别人，这是君子人格。 在政治关系中，儒家主张为对方着想。《孟子·离娄》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手足—腹心，犬马—国人，土芥—寇仇，三组关系相辅相成，告诫君主明白此理。《荀子·王制》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无论是把君与臣比喻成腹心与手足的关系，还是把君与民比喻为水与舟的关系，都是强调彼此双方相互依存、相互理解。这是从两个相反立场看问题，不是为一方献计献策。有人说儒家学说代表君主利益，这不完全符合实际。在中国思想史上，为强势阶层摇旗呐喊的是法家，为弱势群体奔走呼号的是墨家，儒家居中。 社会伦理 在社会关系中，儒家强调双方的义务，而非仅仅强调一方的义务。《礼记·礼运》提出“人义”：“何谓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君仁、臣忠这一组属于政治伦理，其他四组分别是父子、兄弟、夫妇、长幼关系。儒家讲纲常原则，强调这种彼此关爱基于现实社会秩序，有主有次，而非绝对平等的关系。儒家讲“仁者，爱人”，儒家的仁爱立足于现实，有亲疏之别、长幼之序，孟子表述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父母爱子女，子女爱父母，儒家认为二者必须基于既定的原则。儒家的仁爱既不是墨家无条件的兼爱，也不是法家唯利是图的无爱。 儒家倡导社会和谐。但是，社会和谐并非毫无条件，而以既定的制度为前提，以礼为前提，儒家认为这是政治的最高境界。《中庸》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把和谐提升到宇宙一统的高度，使社会和谐神圣化了。 儒家讲礼制。儒家的礼制就是有限度的社会差别和等级秩序。孔子主张“克己复礼”，认为没有礼制就没有社会秩序，也就没有人类制度文明。荀子作《礼论》，指出如果让社会中的人们没有尊卑等级，会使整个社会失去秩序，这是因为“两贵之不能相事，两贱之不能相使”。与此同时，社会的分化必须控制在一定限度内，兼顾社会整体。既允许成功者享受，又对享受作出限制，这是礼制的精髓。荀子说“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称”就是度，就是把等差控制在一定程度内。《论语·学而》载孔门弟子说：“礼之用，和为贵。”社会差异以社会各阶层能够接受为度。儒家既不赞成墨家的平等主义，也反对法家的放任主义。 教罚并用 儒家主张选贤任能。仲弓请教为政之道，孔子答“举贤才”。贤才就是德才兼备之人。孟子说：“不信仁贤，则国空虚。”荀子则主张：“无德不贵，无能不官。”政府官员应该具有相应的行政能力，但更重要的是必须品德端正。儒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宣扬圣贤政治，圣贤首先是一心秉公的楷模。为什么儒家把德行作为选官的先决条件？这与儒家的政治诉求有关。儒家的政治理念是建设和谐稳定的社会，而社会的和谐主要取决于人际关系，政府的角色是维护社会秩序。儒家对政府官员的要求，既与墨家偏重于道德不同，也与法家仅仅强调能力不同，而是二者兼顾。 对社会成员的管理，儒家主张教罚并用。儒家重视教育与学习，从教师的立场看是教育，从学生的立场看是学习，两个名目，一个问题。《论语》开篇是《学而》，《荀子》开篇是《劝学》和《修身》，都把培养社会化的人作为政治的核心任务之一。儒家也重视法律。《荀子》把法律比作水尺，指出人们涉水而行需要看水尺，人们的社会活动则需要看法律。儒家既强调教育，也重视刑罚，但以前者为先导。这既与墨家偏重于仿效楷模不同，也与法家单纯强调法律有异。 由上可见，儒家凡事站在相反的立场看问题，平衡双方的利益。这是儒家的思维方式和处事逻辑，是贯穿于儒家全部学说的一条看不见的脉络。中庸之道是儒学的灵魂。不明乎此，就事论事，看到的儒家学说只能是一堆碎片。社会在进步，纲常礼教、君臣父子、君子小人等具有时代特征的内容必被抛弃，应代之以新的符合时代精神的理念体系。 (作者系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南开大学基地研究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