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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兴未艾之际，回首反思改革开放以来儒学研究四十年的历程，一则可见儒学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与成就，再则可见儒学停留在学术殿堂，前有辉，后有光，亮象牙之塔，炫学人之目，却未曾见诸当今行事而深切著明。这不免引人遐思儒学何以成了如今这般模样？儒学是义理之学，不知其义，不明其理，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如何其可！所以我们需要沉潜于儒学的义理世界，登堂入室，一探究竟。沉潜既久，耽于义理，而忽略儒学的经世致用，这又不免导致一偏。如何纠偏？十几年来不少学人做出了种种努力，比如，从学理上研讨儒学的现代价值及应用，在实践上推动儒学走进社区、街道、学校、企业乃至乡村，这些努力虽见成效，却并非彰明较著，尽如人意。究其原因，不是努力不够，而是思路有问题：我们长期习惯于从传统儒学宝库中寻觅一些有普遍价值的思想、理论、方法以供研讨，而没有意识到当今儒学有一个从儒家思想向儒家智慧转型的大问题。这或许才是当今儒学致知与致用不能兼得的根本原因所在。 一、思想与智慧之辨 儒学包括儒家思想和儒家智慧。四十年来，学人研讨儒学，多论儒家思想而罕言儒家智慧。这一多一少说明了什么？无人追问；儒家思想与儒家智慧有何分别？人们未遑察觉。 其实，思想与智慧各有各的定义、内涵与边界。思想有两义，一是动词义，指“现在进行时”的思与想，相当于英语中的thinking，与思维、思考、思虑、思索相近；二是名词义，指“过去完成时”的思与想，相当于英语中的thought。应予注意的是，思想当其为名词的时候，无论是指哪个学派或个人的思想，还是指某一领域或方面的思想，都不是一些思与想的碎片，而是有条理、有系统的思想构造，呈现为某种思想体系。智慧是一种人类能够获得的最高级别的认识能力，它由多种认识要素融合打造而成，其中包括了三大功能：一是认知、辨识、判断的功能，二是学习、理解、思考的功能，三是直觉、洞察、领悟的功能。智慧的认知、思考、直觉的功能与一般的认识并无本质的区别，只是智慧能够把这些功能推向极致而已。 就儒学而言，儒家思想与儒家智慧本来是一体的，二者的分别犹如知与知识、思与思想。儒家思想是儒家智慧的结晶或“产品”。儒家智慧在其所识所思所想的层面上的一切“产出”，一旦形成为思想、理论、学说、主义，不妨说是条理化、凝固化的儒家智慧，换言之，是“过去完成时”的儒家智慧。儒家智慧“产出”儒家思想的一般路径是，在某一时间节点上，站在儒家立场，用儒家眼光发现问题，用儒家智慧分析和解决问题，从而形成一系列的看法、意见、观点、设想、方案、理论等等，然后按照问题自身的逻辑结构打造成儒家思想。另一比较罕见的路径是，站在儒家立场，运用儒家智慧直接面对某一问题，困心衡虑，左支右绌，陷入长期困扰而不得解决，一旦灵感闪现，以顿悟的形式获得突破，就会创立新的理念、新的学说。在这两种路径中，儒家立场的认定与坚守特别重要，它以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一以贯之于儒家思想与儒家智慧，是我们辨别一种思想和智慧何以是儒家的基本标识。 一个时代的儒家思想有始有终，当其终结的时候，就会变成下一个时代的“精神遗产”，从而与该时代的儒家智慧同时并存。这时，儒家思想作为“精神遗产”，其承载者从人变成了文献，存在于故纸堆中，失去了活力和灵魂；它之所以还有价值，一方面它向世人提供了现成的儒家立场、原则和核心价值观，另一方面它是上一个时代儒家智慧的结晶，人们总是能够找到恰当的方式方法从中获取智慧的因子，以充实于同时代的儒家智慧之中。与儒家思想比较而言，儒家智慧的承载者是人不是文献，它永远存在于人们的精神活动中，充满了活力；它不是一成不变，而是永远处于有待锻炼、充实、提升的过程之中。儒家智慧不愿意面对一去不复返的静止的灰色的历史世界，当其不得不面对的时候，它能够发现昔日成功的经验与奥秘；儒家智慧更喜欢置身于生机盎然的绿色的现实世界，当其生于斯世的时候，它总是千方百计将现实世界建设得更加合乎人性和适宜人的发展；儒家智慧偶尔也向往未来的理想世界，当其“适彼乐土”的时候，它描绘出了“小康”“大同”的美好社会蓝图。 每一时代的儒者群体主要不是运用文献中的儒家思想而是运用他们头脑中的儒家智慧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时空转换至当下，我们需要儒家思想，因为儒家思想能够向我们提供两千多年中华民族修己安人、治国理政的历史经验与传统智慧；与此同时，我们更需要“转识成智”，将儒家思想转换成为儒家智慧，以充实和增强我们应对时代挑战和推动社会发展的能力。 二、儒学的分期、形态及其转型 以形态学的视角审视儒学过去、现在、未来的发展，似乎可以构建一种“宏大叙事”式的儒学形态分类及其历史分期。概括地说，儒学的三个时间维度：过去、现在、未来，各有其独立存在的形态。过去有儒学的私学和官学形态，这两种形态就其共有的主体性而言，都是体用不二，有其体亦有其用，即存有即活动，形式上可以两分，实质上可以归为一类；与现在对应的是儒学的思想遗产形态，它丧失了其主体性，体用两分，有其体无其用，即存有不活动，处于死寂状态；未来将是儒学的智慧形态，儒学必将重获其慧命，在更高的发展水平上重新返回其即存有即活动的生命状态。 儒学约于公元前六世纪末、五世纪初由孔子创立，以私学形态问世。所谓私学，与官学相对应，是指儒家在民间自发形成、自由讲学、自主创造时期的学问、思想与智慧。儒学的私学形态终结于公元前二世纪前期汉武帝确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国策。这是儒学发展第一期的终点，又是第二期的起点。儒学由私学转变为官学，上升为主流意识形态，成为民间修身齐家、官方治国平天下的日用智慧和指导思想。儒学的官学形态维持长达两千年，处于稳固、繁荣的发展期，而且还滋生出次一级的儒学形态，如：两汉的经学、宋代的道学、明代的心学等等。需要说明的是，无论处于私学形态还是官学形态，儒学都是活的，有生命力的，人们以其存在于头脑中的儒家智慧应对日常生活，思考宇宙人生，而以其存在于文献中的儒家思想不断输入、充实、转化、提升儒家智慧。儒学的官学形态终结于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其后进入儒学的思想遗产形态。这是儒学发展的第三期。所谓思想遗产形态，是指儒学失去了官学地位，沦落为失去了生命力的精神遗产，并且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浮沉，有时被贬为历史的包袱、垃圾，有时被誉为思想的宝库。从民国初年以迄于今，儒学一直以这种思想遗产形态存在于世。儒学的私学、官学、思想遗产三种形态依次连接，每一种形态都是一个相对独立存在的“单位”，自有其内在的结构和相应的功能。而这三种形态正好对应儒学发展的三个时期，自然成为儒学历史分期的基本依据。 儒学三种形态之间的转换，都是由重大的历史转折所促成。第一次由私学形态向官学形态的转换，是适应几百年的乱世转向治世，以及“秦制”新秩序确立之后的时代需要，历经法家和道家黄老思想的比较选择，才最后确立儒学独尊的地位。这次转换导致儒学跳跃式的升级，由邹鲁地方性的思想体系一跃而成为占居主流地位的、具有普遍性的思想体系。第二次由官学形态向思想遗产形态的转换，是共和取代帝制的政治运动和新文化运动联手促成的。这次转换导致儒学地位断崖式的下滑，由高居庙堂之上的官学突然坠地，沦落为旧文化的堡垒而遭受攻击批判。其后，借20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的春风，一阳来复，渐次变逆境为顺境，近年尤渐入佳境。 应该看到，即使处于佳境，儒学仍然没有摆脱“传统”的樊篱；即使冠以优秀二字，传统也仍然是传统，是从过去的时代传承或延续下来的，而不是从当今的社会实践中产生的。因此，如同美国学者列文森（Joseph R.Levenson,1920—1969）所说，思想遗产形态的儒学已经被“博物馆化”了，变成了类似于博物馆内的陈列品，它只属于历史，不属于当今。这是儒学在当今社会被边缘化的重要原因。尽管近年来不少有识之士致力于将儒学从其思想遗产形态中拯救出来，起衰振隳，赋予其思想资源的名号，以为当今社会取精用宏。然而，思想遗产与思想资源并无多少实质性的差别，两者都有待加工，未经加工不可直接应用。在当今“儒学热”持续升温的情势之下，人们不愿意再看到儒学被当作思想遗产而束之高阁，而是希望儒学回归社会，参与实践，干预生活，运用儒家智慧解决当今中国社会发展所面临的诸多问题。时代的要求与呼唤注定了儒学的思想遗产形态是短命的，不能维持长久，它必须迅速地化茧成蝶，再来一次形态的转变，从儒家思想转变为儒家智慧。 儒家智慧是儒学未来可能的存在形态，这里所用“可能”二字，无非是表明，儒学未来的形态转换并非直线式、决定论式的演变，而是面临歧路亡羊的多种路径，端看我们如何选择。 审中华文化复兴之时，度人类主流文明发展之势，我们应有的选择是： 推动儒学重返古典时代那种自由讲学、自由争鸣的大讲坛； 祖述孔颜曾孟，以为本土根柢；宪章四书五经，以为价值导向； 开拓万古心胸，兼取世界各国之长乃至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融会贯通，创新发展； 不追求儒学一家独尊，而是与各家各派的思想并行不悖，相互取长补短，共谋和合发展； 不攀附，不夤缘，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不奢望儒家智慧包办一切，而是在多元文化并存互鉴的大背景下，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用儒家智慧甄别、选择中外一切有用的知识、思想和智慧，以求切实有效地解决应该解决的问题； 不故步自封，不墨守成规，而是与时俱进，不断充实、丰富、创新、发展儒家智慧，务使儒家智慧之光照亮现在和未来之路。 这些选择可望又可及，如果我们做出了这些选择，毫无疑问，我们将有幸预见一次即将发生的儒学转型，有幸迎来一个儒学的智慧形态。第一期儒学的生命，沐浴着自由的阳光，有着充沛的、旺盛的生命力和创造力。第二期儒学的生命，虽然依附于体制，牺牲了部分的独立和自由，但也从体制那里获得了源源不断的支持，所以能够长盛不衰。只有第三期儒学不幸变为思想遗产，失去了生命。生死两途哪堪问，谁怜儒学变游魂。儒学是近两千五百年中国精神文化的主干，儒学命脉中断意味着什么？我们应该很清楚。如今，我们应该有“救亡”意识，激活儒学，接续儒学命脉，而从第三期儒学的思想遗产形态转换出儒学的智慧形态无疑是正确的选择。这是当今儒学发展的应有之势。我们顺势引领儒学走上第四期转型之路，是合乎时宜的明智之举。走上转型之路，并不意味着转型必然成功。要保障转型成功，我们还需要做一些“明体达用”“转识成智”的工夫。 三、转识成智：路径与方法 儒学的第四期转型，是儒家思想向儒家智慧的转型。我们有理由相信，当今儒学是否能够及时而成功的转型，一在于我们是否拥有对儒学当下处境的清醒认识，是否有促成当今儒学转型的觉醒意识；二在于我们是否能够设计出儒学第四期转型的正确路径。我们固然乐观儒学转型成功，但也应该有功成不必在我、不必在当今的预料。或许第四期儒学转型不会发生在当今，而是在未来某个时间节点。第四期儒学原本就属于未来。 从20世纪20年代现代新儒家提出的“老树发新芽”及50年代阐述的“返本开新”，到近二三十年来我国思想界、学术界倡导的综合创新、儒学现代化、传承与创新等等，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大体一致的思路：儒学在当今的发展重在延续其学理命脉，然后在此基础上吸收和消化已有的新知新学，培养或开发出适应新时代的新儒学。这一思路得以成立的前提在于，认为传统儒学和现代儒学一脉相承，连接二者之间的桥梁是传承与创新；经由传承和创新，传统儒学就能过渡到或者转化为现代儒学。由于当今儒学陷入了创新的焦虑之中，而创新之难，难于上青天，这导致儒学在当今的发展实际上偏重于传承一途。“儒学热”持续升温，固然营造出了儒学复兴的繁荣景象，然而难掩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一直乏力的事实。这不能不令人深思，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须知，传统儒学与现代儒学的根本区别不在于学理，而在于生死，在于形态各异。在传统社会，儒学是活的，存在于百姓日常生活之中、法与社会制度之中、国家政治生活之中。人们崇奉儒学，是因为儒学有其可用的价值；人们运用儒学，是因为儒学有解决问题的智慧。所以，尽管每一时代都有以往各个时代层累堆积的儒家思想，而人们却是“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但取儒家智慧而用之：所知是儒家智慧之知，所识是儒家智慧之识，所思是儒家智慧之思，所想是儒家智慧之想；知识、思想全部包涵于儒家智慧之中。而到了现代社会，儒学是死的，它变成了思想遗产，被搁置于我们打造的思想宝库之中，几乎全部退出了现代社会生活。人们或有儒学之知，却不见知而后行，知与行严重脱节。明白了这个简单的梳理与区别，我们就可以确认：当今儒学发展的根本问题在于转型和变法：转儒学的思想形态为智慧形态，变儒学的思想之法为智慧之法。不转型，不足以激活儒学；不变法，不足以应用儒学。这是我们今天应有的觉醒意识。 认识到当今儒学转型是一回事，如何实现当今儒学转型又是另一回事。儒学第四期转型，从其思想形态转变为智慧形态，一个可供借鉴、参照、选择的路径是“转识成智”。“转识成智”是佛教唯识宗提出的，冯契（1915—1995）曾经用来探讨知识转化为智慧的路径与机理，这是一个有益的启示。“转识成智”对于当今儒学转型同样适用，不过，我们可以照搬“转识成智”的形式，不可以照抄“识”与“智”这两个概念的内涵，而是要做出一些相应的改造和界定。“识”在这里是指儒家已有的知识和思想；“智”是指儒家智慧，既包括了能够认识和把握“性与天道”的超越性智慧，又是指在社会实践中能够发现、分析、解决问题的日用智慧。所谓“转识成智”，简单地说，就是化儒家思想为儒家智慧，以切实解决儒学知行合一的问题。如何“转识成智”，是平转还是跃升？唯识宗和冯契不约而同，都把智慧视为一种超越性的认识能力；一旦拥有了智慧，唯识宗认为可以成佛，冯契认为可以达到对于事物本质的认识，所以两者都把“转识成智”视为从“识”到“智”的飞跃上升。然而，在我们这里，“转识成智”作为当今儒学转型的路径选择，主要是平转，亦即在同一平等的层面上实现儒家思想向儒家智慧的转化。儒学“转识成智”的目的，也不是为了实现什么高远的理想目标，而只是为了激活儒学，化思想为智慧，改变儒学在当今有其体无其用的存在状况。 当今儒学的“转识成智”，首先要紧扣儒学的生死关，来一个起死回生之转。前面已经揭示，儒家思想与儒家智慧两者的形态差异，其实是生与死的差异。儒家智慧拥有天然的生命力，是即存有即活动，一如人的生存与人的生命活动同时并存一样；儒家思想则不然，当其作为精神遗产存放在学术殿堂而未能走向社会实践之时，它有其体而无其用，无其用说明其不活动，不活动说明其处于死寂状态。处于死寂状态的儒家思想自然转化不出儒家智慧。因此，所谓“转识成智”，一大关键是启动儒学之用，这是激活儒学的不二法门。激活儒学，促成儒学起死回生，恢复其原有的生命力，是儒学“转识成智”的第一工夫。启用儒学，激活儒学，推动儒学从学术殿堂走向社会，走向百姓日用，这并不意味着从儒学的“源头活水”那里会自然而然地流淌出儒家智慧。儒学“转识成智”还需要另外的转而成之的工夫。 （一）在儒学宝库中有一些不证自明的思想观念，如良知，可运用“直转”的易简工夫。在从孟子到王阳明的时代，良知的要义之一是智慧，拥有通贯天人、洞察物我的高超的认识能力。王阳明（1472—1529）创立“致良知”的学说，突出强调一个“致”字。“致”是发现，是求得，是一番“知”的工夫；发现、求得之后，“致”是一番“知行合一”的工夫。“致良知”启迪人们必须固守良知，必须将良知置于事事物物之上，用于发现真、善、美，用于指导为人处事的生活实践。而到了现代社会，良知依然是良知，却变成了被一系列的思想、理论、学说层层包裹的观念。人们高谈良知，因为良知是一个话题，不是智慧，因此，很少谈论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应用良知。在此情形下，良知的“转识成智”，其枢纽在于我们对于良知是智慧有无真正的醒悟意识。此醒悟意识不是从纸上得来，而是从躬行实践中得来。有之，直认良知是智慧，贯彻应用于日常生活之中，如此则良知的“转识成智”是何等的直捷简易；无之，良知是智慧的要义永远处在晦盲之中，良知的“转识成智”也就无从谈起。 （二）在儒学宝库中，像良知这样可以直接转成智慧的思想资源比较珍贵而稀少，大量的儒家思想资源还需要我们做一些的“曲成”的工夫。“曲成”的工夫概念来源于《易传·系辞上》“曲成万物而不遗”一语。在这里，“曲成”与“直转”相对应，是指经由迂回曲折的路径和方式完成儒学“转识成智”的事业。儒家思想和儒家智慧本来是一体的，儒家思想是儒家智慧的结晶，自然蕴含着儒家智慧。我们可以从儒家思想资源中提炼出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儒家智慧。提炼是一个观察、取样、分析、组合等多个环节的加工过程。其中，观察的环节是将古今所有的儒家思想资源都置于我们的视野之内，取样的环节是精选优质的思想板块，分析的环节是将选取的思想板块分解成若干不同的要素，组合的环节是将这些不同的要素按认识的原理与结构组装起来，使其成为智慧的产品。儒学的“转识成智”必须经过这么一套循序渐进的提炼的“工艺”，才有可能获得成功。 无论“直转”的还是“曲成”的儒家智慧，在现代及未来社会都不敷使用。道理很简单，这些儒家智慧全部来自于传统儒学的创造性转化，“转识成智”不过是创造性转化的一种具体的形式而已。传统的儒家智慧有其巨大的成功，亦有其先天的不足。以儒家擅长的治国平天下而论，传统的儒家政治智慧不但塑造了令周边国家和民族仰慕不已的礼义之邦，而且还提出和阐明了中国人迄今仍然向往的“小康”“大同”的社会理想，这是传统的儒家政治智慧取得成功的一面。与此相对应的是有缺陷一面，如众所周知，传统的儒家政治智慧已经创立了本来可与民主相通的民本思想，可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本来可通，竟然历两三千年不得其通，不通的要害不在民有，不在民享，而在民治。现代新儒家的奠基人之一梁漱溟（1893—1988）对此感慨发问：“在中国虽政治上民有、民享之义，早见发挥，而二三千年卒不见民治之制度。岂止制度未立，试问谁曾设想及此？三点本相联，那两点从孟子到黄梨洲可云发挥甚至，而此一点竟为数千年设想所不及，讵非怪事？”不知民治之义，这无论如何都是传统的儒家政治智慧的短板。仅此一例，可知经由“转识成智”而来的、本质上仍然属于传统的儒家智慧亟须“他山之石”的补足。取人之长，补己之短，是为了达到自身的自足圆满，这可使儒家智慧能够应对复杂多变的现代社会。然而，仅仅求得一个自足圆满仍然不够，儒家智慧更需要一个创新发展的改造与提升。如果说“转识成智”是儒家思想向儒家智慧的创造性转化，那么，接下来就应该是儒家智慧的创新性发展。这是比“转识成智”更复杂更艰巨的理论挑战。牟宗三（1909—1995）早已捷足先登，创立了良知坎陷说，实现了良知在当今的创新性发展，我们为什么不一思为之？ 当今及未来儒学的复兴，如果不是以儒学转型为契机，将继续在其思想遗产的形态上制造繁荣，实现量的扩张，这没有多少实质性的意义。我们必须认识到儒学转型的契机已经到来，抓住这个契机，经由“转识成智”实现儒家思想向儒家智慧的转型，儒学由此魂兮归来，重新获得其应有的慧命，不但复兴而且复活，由复活走向复兴，这才是正确的儒学复兴之路。儒学以其智慧的形态走向复兴后，再谋创新，突破儒家智慧已有的认知和思维范式，创立与时代和社会的发展相适应的新的认知和思维范式，促使儒家智慧不断更新提升，成为堪与当今和未来其他先进民族的智慧媲美的中国智慧，指导我们的实践，引领我们的脚步，实现我们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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