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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形成的特征是亘古亘今的老问题，既有“一元”论的也有“多元一体”论的观点。这些论点的依据和面对的问题不同，所以解释方法和得出的结论必然相异。本文认为，中华民族的主体开放特征可以取各家之长而又可作进一步的发挥。“一元”论可视为主体族群的核心，“多元一体”论可更多地阐明主体族群的开放性特征；主体族群的核心作用规定着整体民族的发展方向，开放性的作用在于保持新族群的融合及主体族群与边缘族群的联系，同时也使整体族群中某些成分异化成为其他异质族群。这种由主体开放特征形成的动态平衡使中华民族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持久、最庞大的民族，也使中华民族形成了独特的、开放性的文化认同心态并以之接纳或传递不同民族间的信息，回应世界民族发展的潮流。 中华民族的形成历史及其主要特征一直是所谓“好学深思之士”所关注的，从司马迁的《史记·五帝本纪》到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都是这种努力的结果。虽然中华民族的形成史和特征只是一种客观事实，但认识和解释它们的视野和方法则应该是多样性的。这并不是说，历史因此会成为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而是说我们应该借鉴各个时代和各种学术见解给我们提供的信息和便利，不断地推进我们的研究，使其更接近该问题所蕴涵的真理。 一、民族的文明与人类的起源 人类文明的进程既包括人类体质的进化又包括人类创造性活动（物质的和精神的）成果的积累。人类的体质进化是人类进行创造性活动的基础，所以在揭示以人类的创造性活动为依据的各种文明时，我们往往也要证明这种文明在人类体质上的根据。这种情况在中国，一个以保持了五千年古国文明传统而又相对独立于其他文明传统而自豪的国家，是较为明显的。 费孝通先生在界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时指出：“在中华大地上已陆续发现了人类从直立人（猿人）、早期智人（古人）、晚期智人（新人）各进化阶段的人体化石，可以建立较完整的序列。说明了中国这片大陆应是人类起源的中心之一。” 为了证明中华民族文明的多元一体性有自己人类起源的根据，我们的考古工作也提供了一些与早期旧石器时代相吻合的直立人化石依据，如云南元谋人，以及年代与之相若的山西西侯度文化、河北小长梁与东谷坨旧石器遗址。这些年代的大体时间被界定在距今170万年左右。 20世纪90年代以前，西方的文献将旧石器时代人类的起源界定在200万年前的东非。只是到了公元前100万年左右起源于东非的直立人才通过近东、欧洲、东亚和印度尼西亚走向世界。 按年代算下来，中华民族的原始文明可以被认为是原发的，而不是移入的。至少在没有确认有比元谋猿人更早的直立人之前，或没有发现其他与元谋猿人年代相近的直立人化石之前，中国人种起源的一元性（即以元谋猿人为最早的一元）则是很难回避的。如果中国人种起源的一元性很难回避，那么，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当然包括少部分古代和近现代社会中移入的人种或民族）与这种人种起源的一元性当作何种解释？况且，西方文献中东非直立人最早的化石被界定在200万年前或他们在100万年前走向世界的说法都还在不断地为新的考古发现和科学鉴定所修正，所以，我们目前还很难就人类起源的性质作出明确的判断。例如，当2000年10月科学家们在肯尼亚挖掘出距今600多万年前的古人类化石时，一下就否定了此前在中国河北蔚县发现的距今300万年的石器化石作为中国人种独立起源的依据，中国5家权威科研机构“通过对Y染色体单倍型在全国22个省市汉族人群中的分布研究，证实中国南北人群的Y染色体单倍型组成有较大的差异。结果显示，早期现代人类自南方进入中国，随后由南向北逐渐迁移，随后逐渐遍布整个中国。这一观点，再一次支持了人类非洲起源说。” 可是，在此前数月，同样是科学家的新发现，证明“人类远祖起源于中国，”因为，中美科学家证实了在中国发现的中华曙猿和世纪曙猿生活在距今4500万年至4000万年之间的中始新世。 据称，此观点由中美科学家联合发表于英国权威的科学期刊《自然》杂志上。尽管如此，其科学性仍被不断质疑。 就目前公布的考古材料来看，我们仍很难就人类起源的旧石器时代的许多情况，诸如古猿向猿人的进化、古人类的生活、迁徙、工具等，作出明确的判断。不过，我们也可专就这些材料作一种逻辑推论：如果有关古人类起源的考古材料时间越久远就越少，空间分布就越集中，无论这些年代相去数百万年的稀少考古材料出自何地，这种情况会不会蕴涵人类起源的单元趋向呢？ 无论如何，人类起源于何处？是一元还是多元？这些问题恐怕在短期内都不能给予确切的回答。而解释人类文明或民族文明的理论又不能忽视这些文明的最基本载体――人类本身、它的起源和进化，以为立论的重要依据。因此，无论是基于或是忽略人类起源的人类文明或民族文明研究模式，都会留下可作进一步讨论的余地。例如，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中华民族构成的“多元一体”论，其立论无论是基于中国新石器时代的考古材料还是基于近现代中华民族的现实状况，都是可以成立的。而在此之外，仍有一些关乎中华民族文明的问题需要用新的视野进行讨论，例如，中华民族文明在其人类起源方面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这种特性与后来形成的民族文明的关系当作如何表述？中华民族在形成时的多元性何以发展成以华夏族一元为主体并以其文化作为中华民族存亡绝续的标准？从过去发展的历史和未来发展的进程看，中华民族这个统一体中的各种单元有的在历史过程中消失了、有的异化了，有的是综合而成的，有的则是体外移入的；这种情况将来也不可避免，在此情况下中华民族的体元关系变化又当作何种解释？ 有了这些考虑，本文也想讨论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另一特征，即主体开放。这个讨论将依据见诸文字的史料包括部分传说和已出版的相关研究成果，而不涉及人类起源的考古材料，因为就作者的观点来看，人类的起源与人类的文明既联系又有区别，以人类数百万年的起源史来关照数千年的文明史有大而不当之虞，可取的方法倒还是用数千年的材料研究数千年的人类包括民族的文明史。 二、以黄帝为核心的主体形成 中华民族被广泛地称为“黄帝子孙”（the sons of the yellow emperor），现代社会中也有人将其称为“炎黄子孙”。其实，这个代称应指中华民族最早形成时的三个氏族混合体：黄帝氏族部落、炎帝氏族部落和九黎氏族部落中蚩尤支系，其中又以黄帝氏族部落为核心，融合了炎帝氏族部落和九黎氏族部落蚩尤支系形成最早的中华民族主体――黄炎部落联盟。值得多说一句的是，“炎黄子孙”这样的排序并不是“炎主黄辅”、“炎先黄后”或“炎强黄弱”，而只是一种习惯性说法，一如中国人说“阴阳之学”，其实是指“阳刚阴柔”、“阳上阴下”或“阳主阴辅”；又如“人皆可以为尧舜”、“六亿神州尽舜尧”等皆与此相类。因此，中国人习惯说法的真实涵义往往要知道更多的信息之后才能确定。 作为中华人文始祖的黄帝氏族部落与另外两支较大的氏族部落炎帝和九黎的兴起和发展大约都在同一时期和距离并不太远的地点，以使他们能够彼此接触并融合。 黄帝氏族为姬姓，号轩辕氏，本在陕西黄土高原一带活动，后沿北洛水南下至今大荔、朝邑，再东渡黄河顺中条山和太行山麓向东边前进，在今山西南部的黄河之滨与另一小族嫘祖联姻，成为壮大了的部落联盟。从其生活环境和迁徙传统来看，黄帝氏族部落是一个颇有战斗力的游牧部落族群。司马迁说黄帝氏族“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 依其游牧部落强悍的作战能力，一路迁徙一路征战，“教熊罴貔貅貙虎”，这些以动物为其图腾的小氏族皆归其麾下（黄帝族，号有熊氏，以熊为图腾），及止其北上迁徙至河北涿鹿一带已演进成一庞大的氏族部落联盟。而在此地其面临的对手是炎帝氏族部落联盟。 依神话传说和古典文献记载，炎帝氏族也发源于陕西黄土高原。其长期的聚居地应为关中渭水流域，族宗姜姓，最初的生产、生活方式可能也是游牧、征战、迁徙。有学者以为“姜姓的炎帝部落号神农氏，这与他们最早从事农业有关。” 不过，以农业民族安土重迁的传统，炎帝族与九黎族、黄帝族的战争不会在与其发源地较远的地方发生，那倒可能是它迁徙、征战、安居后的结果。因此，神农氏族的农业民族特征应晚于其游牧民族的特征。炎帝族的迁徙路线大约是沿渭河东行，至今河南西部和山东西部，在那里与九黎族遭遇，战败后退居今河北涿鹿一带，在此形成较为稳定的农业产生方式和居住地，其经济能力和作战能力都得到加强。这样，黄帝族的部落联盟要“三战，然后得其志”；在战胜并融合了炎帝族的基础上才能与九黎族一战而擒杀蚩尤，才能代神农氏而主霸中原。司马迁在写黄帝族与炎帝族的阪泉之战与黄炎两部族联盟后与九黎族支系蚩尤的涿鹿之战时，运笔的气势是不同的。黄炎联盟是两个实力强大的游牧与农业民族的联盟，其与九黎族支系蚩尤之战势如破竹，其他中原部族则望风披靡，最终使以黄帝族为核心、以黄、炎、九黎族（蚩尤支系）联盟为基础的华夏族得以确立。“轩辕乃修德振兵，”“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 司马迁这样的描述和运文气势可以作为上述推断的依据。 在华夏族联盟中被征服而融入的九黎族，原是居住在现中国东部的夷人，其活动区域大约在今山东北部至安徽中部一带，西至河南东部，东到海滨，以渔猎为生存手段。蚩尤或是其支系的头领或是其主流氏族，败于黄炎联盟后遂被融入，使黄炎联盟成为一个扩大了的联盟体。以此推论，九黎族当是当时中国东部的一个族群联盟，其支系苗裔除蚩尤之外，尚有后来叛乱的三苗。据日本汉学家解《史记·历书》“九黎乱德”句说：九黎“南方族名，言九者，非一族也。” 《国语·楚语》下及高诱注，也认为三苗是九黎族的一支后裔。 如此算来，中华民族的原始核心主体――华夏族群，可以认为是由三支较大的部落联盟通过迁徙、转战，最终在中原稳定形成的。 黄帝族联盟、炎帝族联盟和九黎族联盟在各自形成前，都将其周围或迁徙途中所遇的氏族征服并融入，最后，这三大族群联盟再交手，确立了以黄帝族联盟为核心地位的华夏族群，游牧、农耕和渔猎三种生产方式融汇而成华夏族群的经济基础，其中又以生产能力较为稳定的农耕为主导，辅之以游牧和渔猎。由于华夏族群形成的这种历史传统和这三种经济方式的关联性，定居中原的华夏族群成了一个对外开放的核心体，以自己主体内涵（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强弱盛衰形成引力场，对四周的其他族群产生作用，维系自身的发展和壮大，同时也见证着周边民族群体的演变。 司马迁说：“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 这个总结可以看成是对中华民族原始形成期及其后来发展、演变的一个较为稳定时期的历史描述，它不大可能象汉代以后的学者所理想的那样是“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大同”（《礼记·礼运》）之世，而是一个基于黄帝族群为核心的主体开放、扩大、演变的过程，体现着宗亲氏族向联姻部落、部落联盟和国家社会的演变，在这个主体开放演变的过程中形成了中华民族的早期形态――华夏族群。 三、华夏族群与文化认同 按先秦的传说，华夏族群的起源应是先三皇后五帝，即中华民族开天辟地就该从三皇五帝说起。而司马迁在其被鲁逊先生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群史之首《史记》中仅以五帝启篇，“而不言三皇，大概是由于三皇的事迹更‘不雅训’的缘故吧！” 那么，关于五帝的传说，特别是从黄帝开始进而演变成一个华夏族群主体的传说，照太史公看来还是可以成立的：“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 从黄帝族群的征战、迁徙，对炎帝族群和九黎族群中蚩尤支系的战争兼并，形成稳定的部落联盟主体进而演变至夏代，最早的华夏族群的主体形成不仅有史据、传说备考，而且还成了华夏族群的共同文化心理基础，以使华夏族群主体及其周边的族群将其视为族群亲和的标准，以将自己族群的经验和理想投射其上。 太史公几乎是对中华民族起源的经验、传说作了中国人最早的文化人类学田野调查，其得出的结论恰好揭示了华夏族群文化认同的特征，即中华文明起源时所有的丰富内涵都与黄帝或他的后代子孙有关。 按照通常的传说，黄帝首先创造了舟车，以减轻人们运输的劳累；他的妻子嫘祖发明了养蚕、缫丝，以使人们能织丝穿衣；他让仓颉创造文字，让隶首创造了算术，让大挠创造了甲子干支历法，让伶伦创造乐律；他还与歧伯、雷公讨论，创造了医学。这些传说不大可能都是真的。但是由于黄帝族群在征战、迁徙、兼并的过程中形成了中原部落联盟的核心，人们不得不将各种文化传统附会在黄帝身上，以使其具备最高的权威性。“强权即真理”、“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几乎是所有原始文明的共同特征。当然这种确立在原始文明基础上的文化传统权威也有它的优点，那就是为最早的离散而又因冲突联系着的各中原部落族群奠定了共同的文化心理基础，完成了从暴力征服到文化凝聚的第一个阶段。 依此理解，早期的传说和历史记载哪些是真的呢？为应付暴力冲突包括对部落联盟内的和外部落的武力征讨，为克服自然灾害和管理部落联盟的生产及社会分配的能力以及在此基础上巩固黄炎九黎（蚩尤支系）的部落联盟和文化心理，以使其经过数代人甚至数十代的努力演变成夏代的诸夏族群（包括商周两族的部落联盟）和三代的文化――夏礼（包括后来形成的法、儒、墨、道、兵、农、名、杂各家的学说），有关黄帝族群内部的“选贤与能”、“传宗接代”和以这个族群为核心的对外开放，接收其他族群的人员和文化的传说和记载很有可能就是真的。按司马迁记载的推算，五帝的关系既体现着家天下的宗法制特点，又开始奠定了一个对其他族群开放的基础，以使后来中华民族的发展有一个稳定、持续和扩大的局面。五帝中开宗的部落联盟首领是黄帝，其次是黄帝的孙子颛顼，其次是黄帝的曾孙帝喾，再次是帝喾的儿子帝尧，最后是颛顼的六代孙帝舜。这是原始社会的宗法制传统中正常的“家天下”局面，不过与我们后来所说的封建社会中的“家天下”局面所不同的是，为了应付各种问题，五帝的“家天下”不是按嫡长子维系的，而是由宗亲族系中的“贤能”者维系的。 从五帝传至三代，华夏族群是以黄帝族群为核心，以黄炎九黎（蚩尤支系）为基础，不断对周边诸多部落征服、兼并、开放、融合而形成的。在这个过程中，华夏族群同时也完成了由“家天下”向对其他族群、部落开放的“公天下”的转变，民族认同心理也由宗法制的血缘认同转变为三代文化――夏礼的认同，后来因有“因礼而辨夏夷”之说，“礼”既被认为标准，“夏”作为定语也就省略不用了。 过去的理论认为，夏、商、周三代都是嫡长子或嫡子相传的，要比五帝的庶子相继更有“家天下”的特征。如果不仅仅从形式，而是放大到整个中华民族的形成历程来看，情况就恰好相反了。五帝传统中虽有庶出且多有“贤能”者，但他们的选择市场仅限黄帝族群，不出宗法制的“家天下”。三代以至明清，各代帝王虽传诸嫡子，可改朝换代后每一姓“家天下”者仍自认其承袭的是中华民族之正宗，此种各家各族皆不见外的“天下”胸怀全拜认同中华民族文化之赐。而中华民族文化的历史传统则起源于五帝，大成于三代。对中华民族来说，文化传统的认同高于宗姓种族认同，这种转变又是在三代完成的。所以，三代之后宗姓的朝廷兴衰，对中华民族来说，远比不上文化的“天下兴亡”重要。顾炎武所说“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即属此意。反过来讲，也正因此关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民族文化认同，才有蕴涵很深的社会潜力，辅助着三代后嫡传的宗姓朝廷虽昏君多于明主而仍然能长期地苟延残喘，而五帝时代绝无此景象。因此我们又可以说，中华民族历史上形成的诸多利弊都可由此得到一些启示。 历史学者总结中华民族的起源时说：“华夏民族乃中国民族之主干，因此中国古代史也以华夏民族为正统。在中国古史传说里，最早而比较可信的，有神农、黄帝的故事。这便是华夏族中的两大支。” 考古学者苏秉琦在总结中华民族从五帝时代到三代的发展特点时也说：“‘五帝时代’可以说是中华民族多支祖先组合与重组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阶段。另一个重要阶段则是自距今四千年至两千年夷夏斗争及夷夏共同体的重组与新生阶段。在这一大阶段中，如果说夏、商两代还是以‘诸夷猾夏’，‘诸夷率服’、夷、夏较量，互为消长为特点的话，那么西周至春秋时期则是以‘以夏变夷’为其主流。” 把两位先生的结论再深化一点说，中华民族的起源和形成的特点可分为两个方面：其一，就民族形成的特点言，五帝时代是以黄帝族群的武力征服开始，进而演变融合成一个黄炎九黎（蚩尤支系）的部落联盟主体，再通过开放式地武力兼并与人文化成，吸收进更多地周边部落或族群，终于至三代而成华夏族群主体。此主体又成为秦汉后中华民族对外开放、文治武功的核心；奠定了中华民族更大规模发展的基础。其二，就民族认同的特点看，五帝时代的文化积累至三代已综合成华夏族稳定的认同内涵――礼，其作为一种认同标准又规定着三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新分子的融入和旧分子的化出。这种开放的以文化为民族认同的特征，既使中华民族的“体”添加了新的“元”，也使某些“元”异化成为其他族的“体”。中华民族“体”的开放性激发了各种“元”的活力。 四、四夷的形成及其与华夏族群主体的关系 在华夏族群主体形成时，其周围已有一些文化上与华夏族群相异的族群。在此可借用南宋贳冶子解释《唐律疏议》时的一段话来作说明：“中华者，中国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仪，故谓中华。非同夷狄之俗，被发左衽，雕体文身之俗也。” 在华夏族群周围的族群因文化习俗不同被称为“四夷”，即按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分成四种大类，现在又通称为少数民族。再笼统地说是东夷、西戎、南蛮、北狄，有时又用“四裔”指称。 而关于“四夷”的起源，民族史的专门学者已有论断：“到目前为止，我国所有各省区均已发现新石器文化遗址，据不完全统计总共有7000余处，年代大约始于公元前6000余年，一般延续到公元前2000年左右，边疆地区结束得要晚一些。鄙意认为中华文化的多元区域性发展，在旧石器时代中晚期已可看出一些萌芽。” 以新石器时代的考古材料证明“多元一体格局”中“四夷”的源发性是据理两备的。还可以进一步补充说明的是，“多元”中“四夷”的形成也有很明显的由主体部分开放向四周异化发展的特征。 为了说明“四夷”的由主体开放向外异化发展的特征，我们先从古代典籍中常用的“四裔”中的“裔”字说起。 “裔”，按《说文》讲，最初是指衣服的边缘。后延伸指地理空间中的边远部分，如裔土；再延伸指血缘关系上的疏远部分，如裔胄；再延伸指被放逐而离开原居住地到边远地区的人，如裔民；最后指因在边远地区而认同其文化的人，如裔夷。从“裔”到“夷”的转变，是中国人判断其民族主体和开放的边缘部分的关系的一种认识变化。《左传》说的“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左传》定公十年），即已将“裔”向“夷”的引申作了解释：裔夏是空间上的差异，夷华是文化上的差异。 讲裔夷关系的演变，使我们知道了中华民族的主体与其边缘部分的关系。而这边缘部分，除了民族史学者的多元原发观点外，还有因贸易、婚嫁、逃亡、迁徙、占领、被俘、流散、游说、流放而至边缘地区或至主体民族文化影响较弱的地区所形成的特征。在中华民族包括华夏族群和四裔族群形成的初期，兵败或获罪流放而至边缘地区进而演变为四裔是较常见的。古代典籍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太史公对此不持异议，记入《史记》曰：“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于是舜归而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四罪而天下咸服。” 东汉经学家马融在解释《尚书》中的这句话时也说：“幽州，北裔也。崇山，南裔也。三危，西裔也。羽山，东裔也。” 他们都相信，从华夏族群主体中被流放出去的获罪者最终演变成了四夷族群，当然，四夷族群的形成也不排斥其有原发性的一面。之所以要标明其从主体异化出去的特征，是想要揭示主体族群与边缘族群有共同的历史经验，以成为其文化认同的基础。 从马融讲“君不忍刑，宥之以远，五等之差亦有三等之居：大罪投四裔，次九州之外，次中国之外” 到韩愈“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朝阳路八千”说明，将民族主体的人流放至少数民族地区已是一种政治文化的传统。 当然，从中原华夏族群的主体中异化出去的族群并不仅仅见于流放一种，但其作为古典文献的最初记载和中国政治文化的一种传统在理论研究中却可列为典型，借此，我们可进一步说明中华民族的主体与开放的边缘部分的区别与联系。 先说主体与其开放的边缘部分的区别。这里我们借用王夫之的一段话：“裔夏者，如衣之裔垂于边幅，而因山阻漠以自立，地形之异，即天气之分；为其性情之所便，即其生理之所存。滥而进宅乎神皋焉，非不歆其美利也，地之所不宜，天之所不佑，性之所不顺，命之所不安。” 他认为，由于地理位置的差异最终也导致了文化和习俗上的差异；当然这其中也含有主体对其异化的边缘部分的优势心理。不过，他要表述的归根到底还是文化上的差异，只要认同主体的文化，差异自然也就消除了。如果仅仅只是这样看，是有主体文化本位主义或后来我们所说的大汉族主义的倾向。 如果我们再从主体与边缘部分的联系方面看，中华民族的文化就应该视为主体的文化加上其开放的边缘部分的文化。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就是指核心的华夏族群或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认同一个更高的中华民族文化，只不过在这个整体文化的框架中，主体族群的文化规定着整个民族文化发展的方向，其他族群的文化丰富着整体民族文化的内容。因为中华民族历史上“夏裔”之别比“夏夷”之别联系更密切，“君不忍刑，宥之以远”，“衣之裔垂于边幅”都是这层意思，所以边缘认同主体的方向，主体认同边缘的多样性，共同认同整体的民族文化都是有基础的。清人在解释“中国”与“四夷”的关系时作过很好的比喻：“京师为首，诸侯为手，四裔为足，所以为中国人也。” “足”按“首”指挥的方向运动并不因此而变成身体上其他的部位，“首”规定着“足”的运动方向而并不因此代替“足”，它们都是身体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由于这种主体开放的特征，在中华民族的主体与边缘部分的联系中，文化认同可以获得三种基本解释：一、主体与边缘的文化认同的性质是大同小异的，因而能长期维系民族共同体的关系，如中华民族中的汉族与各少数民族；二、主体与边缘有共同的文化心理和社会经验基础，主体和边缘中都有诸多分子因开放而演变成为对方的，如秦楚和熟黎及白族；三、边缘部分有因文化认同产生质变而异化成为其他主体民族的，如骆越中的越南人及尉佗的后裔和秽貊中的朝鲜人及卫满的后裔。 五、主体开放的意义 中华民族形成史上的传说和文献在描述其主体性特征的时候，往往带有英雄史观和文化优势的色彩，对黄帝族群的记述即其显例。因此之故，也容易生出中华民族形成的一元论观点。《史记·五帝本纪》中关于黄帝族群与四夷关系的记载，“认为中国各民族均起源于黄河中游，其在中原发展者为华夏，流徙于四边发展者为四裔（夷），可以说是中华民族，尤其是华夏/汉族起源的一元说。” 这个观点的进一步发展往往又导致了民族文化认同的单极化标准，即将华夏族群或汉族的文化等同于中华民族的文化。这些情况都是值得加以重新思考的。 费孝通先生关于中华民族形成的“多元一体格局”的论断，考之以中国新石器遗址，证之以当今中华民族的现实，是可谓高屋建瓴。对历史成论重新思考，此其选也。受此鼓励，本文也以中华民族形成的视野谈点对中华民族主体开放特征的看法。虽则材料于原“一元论”者无多新补，而解释的立场却与先贤侪辈有所不同，其意义如下： 主体形成有单元性核心。五帝时代中华民族最初的主体就是以黄帝族群为核心的；由于这个核心的凝聚作用使黄帝族群与炎帝族群和九黎族群（蚩尤支系）相互融合，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方面形成为一个稳定的族群共同体，成为华夏族群形成过程中早期的主体。在中华民族的进一步发展过程中，这个主体又成为另一个更大的主体――三代的华夏族群的核心，它规定着中华民族的稳定性和发展方向。由此逐级发展、演变，构成中华民族形成的动态平衡：原始的单元演变成一个核心，再演变成一个主体；在更大范围内和更高层次上，这个已形成的主体又成为一个连续发展阶段上的核心，不仅保持着原主体的稳定而且还规定着原主体的发展方向，使新的单元不断融入，演变成更大的主体。这种核心―→主体……主体―→核心……核心－→主体连续递进模式的稳定发展使现代中华民族的主体――汉族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族群。 推动中华民族的核心―→主体……主体－→核心连续递进模式的基本动力是什么？从人类发展都经历过由野蛮到文明的普遍规律来看，中华民族的发展并不是这个规律的例外。在本族群内部的权力更迭和征讨异族群的过程中，残酷的战争成为必不可少的手段：“轩辕战涿鹿，杀两皞蚩尤而为帝。汤、武伐夏、商，诛桀、纣而为王。黄帝以战成功，汤、武以伐成孝。……先帝（汉武）兴义兵以诛暴强，东灭朝鲜，西定冉、駹，南擒北越、北挫强胡。追匈奴以广北州，汤、武之举，蚩尤之兵也。” 但是，世界上也有很多民族虽南征北战、武功显赫，然也不能卓然自立、垂之恒久，如波斯人、罗马人和成吉思汗的蒙古人。何以中华民族能有不同的表现？答案在于，中华民族在诉诸武力的过程中也在进行着兼容并蓄的文化创建。远古的传说和古代典籍将中国人最初的文明功绩都记在黄帝的帐上，汉武帝三件大事之一（其他两件为打击匈奴和抑制商人）就是定儒家于一尊，宋儒能“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而后得之”， 将儒家文化光大成为宋明理学，直至现代中国人接受市场经济观念、人权观念和可持续发展观念等，都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创建。这些附着于民族主体的文化创建活动使中国人的民族认同从血缘氏族认同、部落联盟认同、政治权力认同转变为主体族群的开放性的文化认同。也就是说，中华民族的发展体现着由武力扩张向文化包容转变的趋向，最终确立了稳定的文化认同模式。这个模式的形成克服了五帝时代以血缘氏族为纽带的“家天下”在维系中华民族发展中的先天不足，代之以文化认同为纽带的“天下为公”或“大同世界”，以此维系着中华民族虽经朝廷兴替、族群迁变而仍未更改的整体性。中华民族的这种主体开放的文化认同特征也使它们在20世纪初接受共产主义和20世纪末接受全球化观念时都没有太大的文化心理障碍。 在民族认同的相关特点中，文化认同要比其他的特点如血缘、地域、语言、政权、身份有更大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主体族群的扩大要依赖它，主体民族和边缘（文化上的大同小异）族群也要依赖它。这是解释中华民族能保持长期动态平衡发展的最主要原因。在中国的民族关系史中，“（1）落后民族在先进民族经济文化的强烈影响下逐渐融合于先进民族。（2）先进民族的部分成员因处于落后民族的汪洋大海而融合于落后民族。” 这两种情况表明，倚重于文化认同的民族认同思想能确保主体族群与边缘族群的统一和动态平衡，处于统一体中的整个社会不至于因纯粹的民族问题而引起动荡。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也不至于因不同的族群“入主中原”而被中断，因为文化认同所具的开放性张力不仅使边缘族群在“入主中原”前就受到同化，而且在“入主中原”后使其自身也完全融合成为主体族群了。另一方面，边缘族群中至少有很大的成分是由原主体族群中迁徙演变而成的，它们与主体族群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都有许多共同的经验，所以与主体族群能长期保持千丝万缕的联系，使相互间的转换较为平和地完成。 中华民族的主体开放性特征还表明，文化认同和文化异化也是对立统一的。在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华民族内部，文化认同和文化异化表现在主体族群和边缘族群的关系方面；主体族群的开放使其中的一些分子连人带文化经验一同加入进边缘族群中，边缘族群因此得以保持与主体族群的紧密联系并吸收主体族群的优秀文化，同样，主体族群的开放也使边缘族群的一些分子连人带文化一同融入主体族群，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融合的整体民族――中华民族。另一方面，在世界背景的民族关系里，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和文化异化也要面对两种情况。一是要开放接纳与自己没有同源（指新石器以后形成的文明）基础的新成分融入，如元代的回回人和现代在东北的俄罗斯人、在香港的英国人或在澳门的葡萄牙人。同时，中华民族整体中的边缘族群由于种种原因其文化异化到与主体族群的文化“小同大异”甚至是完全相异时，中华民族中的这些成分就会失去，如历史上曾为中国人而今却为越南人和朝鲜人或现代西方世界中的华人“香蕉人”者。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异化而成为其他族群的人甚至是外国人，按“以夏变夷”的观点来看，都是会令人扼腕叹息的。这往往也导致了文化异化的缓慢进程和文化认同惯性力的极值效应（threshold effect）。西方人对中华民族能保持如此漫长的历史感到大惑不解，而且对海外华人从“落叶归根”到“落地生根”的转变需要花那么长的时间更感难以置信。他们勉强找了一个答案安在中华民族成员的头上，叫“民族排外”（xenophobia）。其实，如果他们认识到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和主体开放的特征，认识到文化心理的转变比语言、国籍、空间位置、经济地位、政治态度的转变要持久得多，他们或许就有足够的耐心来理解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和主体开放特征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