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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尔·盖茨在某次演讲中指出：“如果有什么东西在未来几十年里可以杀掉成千上万人，那很有可能是高度传染性的病毒，而不是战争；是微生物，而不是导弹。”的确，一次重大疫情的爆发，不亚于一场战争。两者都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涉及人类最基本的生命存在。对于战争，作为国家军事长期准备的对象，即使在和平时期一般总能引起社会高度的重视；但是，对于重大疫情的爆发与流行，人类似乎还远远没有准备好。 历史上，洲际范围或国家、民族不止一次地爆发过疫情，对社会造成的危害无法估计。20世纪以来，随着科学高度发展，人类沉浸于由信息、交通等技术带来的便利中，同时人们也意识到：我们的文明，正在进入一个时间更快、空域更大的高风险时期；发展和安全在今天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但是，强大的社会组织力，把绝大多数的资源围绕在发展的旗帜下，往往有意无意、自觉不自觉忽视了潜在的安全问题——原因之一即在于，发展是时时确定的、积累的过程，而不安全则是不定的、少有的。即使是“好了伤疤”，许多人也“忘了疼”。万无一失的过往经验、日复一日的事务阅历，造成了现实生活中很多行业领域甚至部分领导调门奇高、实际准备却严重不足的状况。重大的疫情爆发，不只是对于政府的应对、对于我们每个人的衣食出行乃至于整个现代文明社会，其实都是一场严峻的考验。 心理的恐慌，有时比疫情更令人可怕。当代社会的管控者不得不面对一个悖论：一方面顶着来自于上面和大众“不得瞒报、漏报”的压力，一方面又不得不考虑到信息报道的社会心理承受力——尤其更为棘手的是，由于权威信息发布的滞后和单一，可能带来的各种自媒体未经核实的消息“漫天飞”，其中不乏传而不实的谣言散播在街头小巷、茶余饭后。在短时期内，谎言确实有时比真相走得更远，此即于处理和解决问题造成了相当大的困境。毕竟，由心理恐慌引致的更大的乱局，也是一种“可能的真实存在”。在这种情形下，把握好信息发布和传播的“时度效”，便超出纯粹“新闻舆论”的范围，具有了更普遍的意义。自领导而言，不仅需要具备一个比较长时间的战略预见能力，更需要锻炼一个在比较短时间内的战略预见能力——对细节和后果在偌大空间扩散的宏观感知能力。“短期的预见”是必要的，应增强对来自于那些“角角落落”敏锐的感觉，“及时”“及早”采取有效措施，方为上策良药。 健康的社会，需要健康的心态和行为。在一场大的风险到来之际，任何人都不能置身事外。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关联的复杂动力系统；一个微小的扰动，如果不加以及时地引导、调节，可能会给社会带来非常大的后果，此即“蝴蝶效应”在社会界的应用。它其实给那些一味彰显“个人品味”、不顾大群人际效应者敲响了警钟：必须顾及整体的利益，一些不正当私欲的泛滥确应禁行。武汉这次疫情尽管还没有最终确定源头，但很多迹象指向的华南海鲜市场明面上“野生动物交易”的存在，不光暴露市场监管的缺失（野生动物岂能作为“海鲜”售卖？），也映衬着个别群体的特殊“嗜好”维持了这一非法“链条”的长久生计。置身于信息瞬间扩散的非传统社会，个别不正当行为的约束，显得更为紧迫和严重。别让你的口腹之欲，成为悬在别人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 “集中资源”的原则，颇似准备战争一样应对来自社会和自然的突发风险。面对可能的“突发”，手忙脚乱还是有条不紊？其实反映着平时“备战”的情况。有和没有、多和少，情形大不一样。自然灾害怎样应对？社会事件如何应对？高度发展后“城市化”自然的趋势，就是人口越来越集中——它其实在另一层面意味着管控和响应以及安全风险防控程度也要适当提高。拿这次疫情来说，我们的一些大城市医疗资源的布局不可谓不多样且集中，但为什么疫情传染一旦爆发，就显得捉肘见襟甚至远远不足呢？显然，这种“不足”是相对于“应急”而言的。比如，一百万人口的城市如何“应急”？五百万人口的城市如何“应急”？千万级人口的城市如何“应急”？都值得我们好好反思。“兵可千日而不用，不可一日而不备”，为“安全”预留空间，就是为更高程度的发展预留空间。 (作者系国防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