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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与以前的规模性事件相比，显现出一个最大的不同点即在于各种信息的传播与流行即在瞬间，尤其是热点信息的更迭让人应接不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在“风险点增多”、重大突发事件频发的全球化时代，如何增强敏感性，提高风险意识，超前预警并快速决策，考验着各级党委和政府及时应对的治理能力。 信息时代管理科学的突出变化之一就是决策“扁平化”。这就意味着，在面对来自千变万化的形势时，需要减少层级性，压缩中间冗余环节，以缩短最后的拍板决策和前沿问题处理的“时间差”。长期以来，许多部门决策机制依然保留了“金字塔”层阶模式——这一模式的优势是，信息的流通“自上而下”非常快捷（这是由“权力”的势能落差决定的），但缺陷也很明显，“自下而上”的信息流通则不一定顺畅。来自于“下面”的信息从处理缓急程度上常常有意无意被排在靠后的日程，同时需要请示和批示的环节多、层次多，对于一些紧急事项如果不能及时拍板定调，客观上就会被延误。但是，外在情势，比如这次疫情中病毒的传播速度却不等人，往往呈几何指数递增。两者相较，关键在比“速度”。这时候，决策的流程经常是还没有走完，形势的发展或已经完全失控。信息时代的战争也好、战“疫”也好，遭遇类似的自然和社会紧急事件，敏锐的快速反应能力成为制胜的法宝。很多人习惯于按部就班的事务性工作，对于应急管理不大适应，一时转变起来较为困难。来自于最基层的一些“不利”信息，在惯性思维方式的作用下，往往被人们看作是概率极小甚至不可能发生的“黑天鹅”事件，强制纳入日常工作“正轨”。这样，一些看似小的矛盾和问题暂时“遮蔽”起来，一旦短期内爆发将很难处理，以至于举措应对失当。在这种情况下，决策者除了关注直属层级递报的“文本”外，不能完全沉浸在形式化的文件流转中，掌握活生生的“感性现实”源泉至关重要。非常时期，勇于打破“金字塔”式的决策机制，摆脱“程式化”的工作流程，下潜至一线，掌握真实情况，对于风险型或不确定型决策及时从多个可供选择的方案中选取最好或满意方案是绝对必要的功课。这样做，才能“科学预见形势发展走势和隐藏其中的风险挑战，做到未雨绸缪”，才能“提高风险化解能力，透过复杂现象把握本质，抓住要害、找准原因，果断决策”。应急管理中的底线思维能力，不但要求决策者“凡事从坏处准备”，甚至更要着眼于“随时可能面对极端情况和生死考验”，去建立防范体系。强调领导干部要勇于“担当”，本身就包含着“风险意识”在内——局部和个人不冒必要的风险，就有可能使整体和全局遭受更大的风险。 及时发布决策内容，使之变为执行力，是完整决策的最后关键“链条”。决策信息的传播要借助一定的媒介。信息化时代，电视、报纸、广播作为传统媒体，一定程度上正在被手机移动互联网所代替——极端地说，人人都是一个“自媒体”，随时在吸收来自各个渠道的信息，又通过自己的“大脑”和“指尖”飞快地进行处理，同时根据自己的情绪、偏好不断发出各种“指令”。一些敏感信息的传播特征，极为类似疫情中的“病毒式扩散”。民俗有语叫“好事不出门，坏事行千里”，当真相还在穿鞋的时候，谣言已经满世界跑。因此，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文件里传了、报纸上发了、电视上讲了、广播里说了”的信息发布形式，要研究信息时代传播的路径，针对性地迅捷进行正面引导。对于不良信息之传播扩散，网上“封、堵、删、辟”等“消极”手段是必要的，但积极、正面的信息构筑更为重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提高新闻舆论工作有效性，要“适应公众获取信息渠道的变化，加快提升主流媒体网上传播能力”。他反复强调舆论工作和思想政治教育过不了网络关就过不了时代关。这实际是对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的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敢于、善于运用新的媒体形式，去传播决策信息，在社会上形成强大的势场、强大的“防护墙”，进而排除各种纷扰，为正确决策的贯彻和执行建立良好的舆论氛围，使之契合人心、顺畅落地。 群众在网上，我们的工作就要做到网上；群众的眼睛紧盯着手机的屏幕刷屏，我们的决策信息发布就要想方设法做到手机屏幕上。培育自己的网络写作队伍和意见领袖，力戒假、大、空的文字，运用群众喜欢的语言，以短平快的节奏，关注群众关心的问题，发动各方网络主力军，密集发声，形成正面舆论导向的“海洋”。在信息内容与形式的制作、传播上，避免与大众阅读习惯和类型形成“时间差”“空间差”，有的放矢、正中靶标。此类形式和方法，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仅仅是“上”对“下”的灌输，毋宁说这是党和政府与群众相互沟通、平等对话的新平台、新渠道。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