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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使用拼音文字，很多国家的语言其实是很近的亲缘关系，但体现在文字上就是不同国家的语言，特别是同一个语族内的各种语言，一个人很容易学会，如日耳曼语族中的英语、德语、挪威语、瑞典语、丹麦语、冰岛语等，说起来是不同国家的“外语”，但其实更接近中国人理解的各种方言。 中国各地方言差异很大。南方的一些方言，如吴语在国际上是有语言代码的，温州话则被传闻在抗战中用作中国军队的秘密通讯工具。如果按照某些人“汉字拉丁化”方案，用拉丁字母拼写温州话，那全国各地其它地方人肯定是几乎看不懂的。值得庆幸的是，汉字没有被废除而代之以拉丁化，通过汉字的书写和使用，中国各地的人们仍然可以实现无障碍的交流。可以说，超越于语言之上的汉字，是促进和巩固中国统一的重要的文化载体。 至少从商代以来，汉字的演化和发展，即以甲骨文、金文、小篆为代表的“秦系文字”作为发展主流，一直未曾中断。距今四千多年前的龙山文化时期，已经出现了汉字的最早雏形，如襄汾陶寺遗址就出现了朱砂书写的“文”字，登封王城岗灰坑陶片上有“共”字，山东邹平丁公龙山城址的陶片上甚至发现了五行十一字的书写。 目前能见到最早的甲骨文，应该是郑州商城出土二里岗时期的两片字骨，而此后殷墟时期的甲骨则标志着汉字进入成熟演化的阶段。商周以来，尽管各方国、各地区有不同的方言，但在礼乐层面都使用标准音“雅言”，即《论语》所说“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而在文字上则通行使用商周一脉相承的“秦系文字”，其特点是比较规范和稳定，演化规律有迹可循，一直演变为小篆，再隶变为我们熟悉的繁体字。 当然，早期汉字的构成中，语音的部分也很重要，并非一般人想象的“象形文字”。如果不能理解这一点，就很容易望文生义产生误解。如战国文字的“仁”字，是上面一个“身”下面一个“心”组成的，这个“身”就是表音符号，身上古音是书母真部，仁是日母真部，古音极近，就是个表音符号而已。 又如“姓”，很多人望文生义，说这是“最初从母系社会”，其实姓上古音在心母耕部，生在生母耕部，上古音也是极近，“生”只是一个表音符号而已。再比如“妇”，一个女一个帚，《说文》以来很多都说是女的拿扫帚做家务，但其实妇上古音在并母之部，帚在章母幽部，声母唇音、舌音相近，韵部幽、之合韵，在先秦韵文十分常见，上古音“帚”就是“妇”的表音符号而已，甲骨卜辞里面，一大堆女贵族“妇”写作“帚”，拥有自己的领地、属民、武力，并不是成天拿扫帚的形象。 既然早期汉字重读音，那么在周朝礼崩乐坏之后，各诸侯国的地方性文化崛起，确实有那么一个阶段，汉字出现了“去中心化”的趋势，那就是以东方六国文字为代表的战国文字时期。《颜氏家训·音辞》说，“夫九州之人，言语不同，生民已来，固常然矣。”自古以来，方言的天差地别就是常态。 战国时各国语言差异极大，《礼记·王制》说战国和汉初“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当时各国以本国语言为基础发展出的六国文字，互相之间差异就很大，完全不守中原正统“雅言”的规则，如齐文字中的脂部、微部就没有区别，支、脂、之三部之间也可以交替（汪启明：《先秦两汉齐语研究》），而在楚文字中，叶、缉二部，或者鱼部、侯，东部、阳部字是可以通转的。各诸侯国独特的语言和文化心理，造成战国时期六国地区各类独特汉字，很多字非常不可思议，如“数”写作双首持牛角下面一个口，“胜”是乘加一个力，“旧”是丘加一个心，“厚”是一个石加一个主之类。 秦就文字而言有一项贡献，就是废除六国文字，重回殷周以来的“秦系文字”，即大篆演化出的正统小篆、隶书，成为日后的汉字体系。某种意义上说，秦废除六国文字，是在汉字演化上重回到了西周的状态。西周从中央王朝到各诸侯国，都统一用大篆，超越于各诸侯国方言之上，在政治和文化上将中国抟成为一个共同体。西周行封建，地方自治，但并不因此而妨碍大一统，按宋儒胡宏之说，用天子正朔行王朝礼乐即是大一统。从此以后，汉字和语音的关系变得不像早期那样密切，表音的功能发生了弱化，无论语言怎样流变，汉字书写不发生变化。 因此，语言、方言完全不同地区的人们，也完全可以通过汉字书写进行有效交流。此后中国各地的方言不断演变，如闽南语即魏晋南朝时代的吴语，其语言底层在南北朝，和中原洛阳正音差异极大，客家话底层在唐朝安史之乱，而现代吴语、粤语的底层则形成于南宋。尽管时代不同，语音差异极大，但都不妨碍通过汉字的书写、阅读和交流，而作为中国文化不同的地方性分支。 汉字，扮演了将中国凝聚为一个政治、文化共同体的重要角色。 （作者系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教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