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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人类正处在“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中华文明正在复兴，并极大地改变世界格局，圣人之道将渐行于天下。子曰：“人能弘道。”当此之际，中国和世界都需要一大批服膺圣人之道的士君子，担当弘道、行道之大任。为此，崇圣会兴起“大人之学”；虑及当世社会特征，重在养成政府官员、企业家、企业高级管理人员、教育和社会工作者等人士为士君子，以为道行天下之担纲者。儒商之道为崇圣会核心理念宗旨之一部，为阐明儒商之道，我们邀请至圣孔子基金会学术部主任张凝从儒家核心理念出发，追本溯源探讨儒商之根本特质，作一家之言，以就教于方家。由于文章较长，本期先推出该文之上篇。也欢迎各位企业家和学者就儒商文化发表自己的见解。 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国际地位的上升和中国文化的复兴，“儒商”伴随着“国风”，成为当前时代潮流的一部分。很多企业家开始乐于给自己加上“儒商”的标签，各种“国学总裁班”或者“修身营”的兴起也说明，具有相似价值关怀的一群人在寻求彼此的认同。面对企业组织管理、选人用人、企业文化等方面的问题，很多企业家逐渐认同并主动从孔子所开创的儒家传统中去寻找智慧。在这样的时代风潮和背景之下，关于“儒商”的研究、演讲和课堂开始成为一种流行文化，各大学商学院也把“儒商”纳入教学研讨的范围，从而让“儒商”这一概念逐渐有了一定的系统表述。 关于儒商的各种表述 在各种关于“儒商”的表述中，大多数是从正面罗列儒商的各种特点或理念，比如：以德为立身之本；坚持义利统一的价值观；勇于竞争和善于竞争；实行以人为本的管理；具有开拓创新的意识和能力；以仁爱思想构建和谐的企业环境和广泛的人际关系；诚信经营；以贤选人；讲究礼仪；热爱祖国、热心慈善、回报社会…… 那些以定义的方式表述“儒商”的，往往更加宽泛，比如：儒商是以传统文化理念为指导的、从事商品经营活动，有一定文化修为的商人；儒商是把“儒”和“商”相结合的“商”，即把“商”的职业和“儒”的伦理品质结合起来的市场经济的经济活动主体；儒商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狭义说，是指以儒家学说作为行为准则的商人，从广义说，是指具有中国传统文化兼收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兵家之长的商人；儒商是指有较高文化素养的、有儒家道德观和价值取向的、有自强不息和勇于创新精神的企业家…… 类似的表述还有很多，我们就不一一罗列了。其中以特点和理念来表述的，罗列的基本都是现代企业经营的一些正面价值或理念，这些价值或理念大多数经历了从西方现代社会发端以来几百年历史经验的检验，其本身就是现代企业经营理念的一部分，它们是企业经营本身所需要的，也是大多数善于思考和有一定知识积累的企业家本身就已经认同的理念，现在只是换了一套话语体系，用儒家和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一些概念来重新表述，或者是用从传统经典中挑选出的一些“名言”来进行重新论证，而这个论证的过程往往伴随着不可避免的断章取义和过度延伸的现代阐释。但对于大多数参加“总裁班”和“修身营”的企业家来说，这正是他们乐于听到的，这让他们很高兴地看到，“原来几千年前我们的老祖宗所讲的那些道理，跟我心中所想和所认同的那些东西差不多。就应该这样嘛！” 每个人都只能基于他大脑中已有的“前见”来理解新的事物，这是“解释学循环”中的一个必然。也正因为此，能在大众层面宣讲的那些话语，往往是一些“正确的废话”，你听的时候，会不由自主地频频点头，但听完之后，往往感觉又像是什么都没说。比如关于儒商，他们讲了很多优秀的特点，但我们回头去看，西方的现代企业家难道不需要诚信经营吗？他们不注重人际关系吗？他们不热心慈善吗？在很多方面，优秀的西方企业家比我们一般所说的“儒商”甚至做得更好。那么，到底何为“儒商”？让“儒商”与其他企业家群体区别开来的核心特质是什么？也只有理解了这种核心特质，我们才可以讨论儒家思想和儒商对于现代社会的参照意义和贡献到底在何处。 孟子辟杨墨的现代内涵 在中国哲学的发展中，有一个概念叫“判教”。这个概念起源于佛教，它的背景是随着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兴起了各种宗派，所谓判教，就是在各宗派之间剖别类别，以讲明各宗派之间的细微区别，判教的背后往往是为了论证自家宗派何以为正宗，或者论证其比其他宗派高明之处在哪里。唐君毅先生在《中国佛学中之判教问题》中说：“中国佛学家最大的一个问题即是判教。判教的问题是印度佛学传入中国以后才生起的，中国佛学的派别亦见于其判教之不同，故我们亦可由不同之判教去看各派佛学之不同。”在中国佛教中，提出判教理论最出名的是天台宗和华严宗。 如果我们把判教看做一种思想理论在论辩中讲明自身与其他思想理论之区别，从而确立自身之理论定位的一种方法的话，在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的争论中，已经有比较明确的判教意识了。正是在类似判教的辩论中，儒墨道法等各家学说确立自身的理论定位和思想特色。从哲学上说，一物之显现-存在，必是它从背景中凸显出来，在它与其他物的区别中确立自身之存在。对于一种思想理论，同样如此。比如，我们说，孔子是儒家的创始人，但在孔子的时代，并没有“儒家”这个名字，而是在孔子的弟子与其他思想理论的论辩中，才有了“儒家”之名。最出名的就是孟子“辟杨墨”，也就是说，儒家最初是在讲明自身与杨朱、墨翟所讲的道家、墨家之区别中，确立儒家的核心特质的。 那孟子所坚信的儒家学说与杨朱、墨翟的道家、墨家学说的根本区别在哪里？孟子说：“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孟子·尽心》上篇）孟子认为，“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孟子认为“杨墨之道不息”，则“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均见《孟子·滕文公》下篇） 在上面的引文中，其实包含着孟子对杨朱学说的曲解，这个问题我们暂不讨论。我们就先从孟子的角度来理解儒家与杨墨之区别。用现代的概念来表述的话，杨朱是一种个人主义，讲究个人利益至上；墨翟是一种集体主义，讲究个人为集体或崇高理想完全奉献。落实于现代场景的话，杨朱近似于讲个人权利和自由的现代西方理论，具体到企业经营的话，那就是说企业经营就是为了实现每一个员工的个人利益，不能损害任何个别员工的自由权利；而墨翟接近于计划经济的国营企业，每个职工都是一个螺丝钉，个人应为集体利益奉献和牺牲自己的个人权利。孟子认为，如果过于强调个人利益和个人自由，秩序就无法建立（“君”代表着秩序），任何事业也无法开展；而如果过于强调个人为集体奉献的集体主义，那么每一个具体的家庭就无法维持。孟子在这里用的表述是“无父也”，也就是说，如果讲究无差别的博爱，就是把自己的亲生父母和陌生的路人同样对待，这不符合基本的人性。孟子注重的是一种伦理的后果，他并没有论证这样一种安排的经济后果。这是基于儒家“以人为本”的理论基础而做出的表述。但是他对自然人性的尊重，背后隐含着和奥地利经济学派对“自然秩序”的敬畏相似的理念，在儒家的表述中，就是对“天道”的敬畏，不要试图用人造的理论去改造自然的人性，而只能去适应它。 儒家在最初确立自身理论定位的时候，有两个鲜明特点。第一个特点是中庸，可以理解为不走极端，或者在两个极端之间寻求平衡，中庸的本质是个体和整体之间实现通联和平衡。人和人组成社会，在社会的组织中，一个基本的矛盾就是个体和集体之间的矛盾。很多人，包括很多西方学者，都把中华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理解为一种集体主义为主导的精神，认为个人淹没在集体之中，不鼓励个人创造，在各种礼制的束缚中，没有挺立个人主体性，更谈不上个人权利的保障。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我们要从两个角度看，从中华文化的内部来说，儒家是在倾向于个体自由的道家和倾向于集体精神的墨家之间寻求中道，儒家特别是孟子一脉，非常重视挺立个人的道德主体性，所以儒家尊重人，尊重和重视作为个体的活生生的人，不能把儒家与现代西方的集体主义理论相提并论。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如果与建基于自由权利学说的现代西方自由主义理论相对比，儒家又多了很多集体主义的色彩，儒家把个人放在各种人际关系角色中来理解，儒家所讲的仁和义，都强调个人要与更广大的集体相通联，要承担集体赋予个体的责任。但实际上，我们也要看到，所谓西方自由主义理论，并不是现代西方精神的全部，西方不仅有马克思主义这种左派的集体主义，有纳粹主义这种右派的集体主义，更有基督教作为道德伦理的托底和法治的根基。不管在实际生活中，西方人能够多么毫无违和地一方面信仰着基督教，一方面从事着全理性的科学工作和在资本市场上进行着理性的经济计算，但至少从其基本理论表述上，基督宗教和现代科学以及现代经济学是完全对立的理论两极，西方社会就是在这两个极端中推进着其摆荡性的发展。而儒家是要寻求一种中道，包括在精神和物质之间，道德和利益之间，个人和社会之间，人类和环境之间，寻求一种综合或中庸之道。 天人之际与儒法之辩 儒家的第二个特点是以人为本的同时保持着对天道的敬畏。第二个特点可以视为第一个特点的延伸表达，但由于这是对核心精神的表达，所以我们单独列出。这一个特点在战国后期到秦汉时期的儒法之辩中更为凸显。儒家是以人为本的，儒家认为各种发展归根结底是为了成就人，人是最终的目的。这样一种表述，只有在对比中才能看到其意义。比如说，法家是在残酷竞争的战国中后期发展起来的理论，它的着眼点是国家，它追求国家在竞争中的获胜，人民只是手段的一部分，它认为只有让人民贫弱，人民才能服从国家的意志，国家的意志统一了，才能在竞争或战争中获胜。法家把人都理解为追逐利益和欲望的动物，这类似与古典经济学中对“理性人”的预设，它认为，正因为人们追逐利益，所以君主才能用高官厚禄来利诱人，正因为人们会恐惧，所以君主才能用权力压迫人屈服。在法家的理论中，如果“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命”，那是最难管理的。现代经济学中的利益驱动理论，就是预设了人们都会追逐自身的利益而采取行动。各种企业经营，也是基于人们会理性选择那些“物美价廉”的商品、人们会理性追求幸福生活的不断改善而经营和互相竞争。 儒家从不否认人们有追求利益和幸福生活的天性，但儒家同时认为，这只是人性的一部分而非全部。孔子在《论语》中阐述了“庶、富、教”的施政大纲，认为治理好一个国家，要有三个条件，或者三个步骤：首先是“庶”，人口的增多；其次是“富”，即发展生产，人民物质生活的改善；最后是“教”，在庶、富的基础上，要施行教化。所以儒家从来不是只把人看做追求利益的“经济人”，而是在承认人之生活需要一定的物质保障基础之上，还有更高的精神追求。这种精神追求不是简单的利益计算能够涵盖的。儒家认为自身的责任是在保障人民物质生活基础之上，引导人们去追求更高的精神生活。在国家与人民的关系上，儒家从来不会把人民看作国家的工具，而是认为国家的各种行动最终要推动人民生活的改善和德性的成长。 落实到企业经营的层面，儒家首先肯定企业作为一个由员工共同组成的团体组织，它的经营行为是要保障和实现员工的经济利益。但更强调，不能把员工当做工具。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在兴起阶段，把工人视为“劳动力”，这是一个把人物化的概念；现代经济理论中，把职工称为“人力资源”或者“人才”，同样是把人物化的概念。在经济理论层面，只有通过把人物化或数字化，才能进行计算，包括进行成本核算等，经济学由此而得以发展。这是西方理性主义传统之现代发展的一个结果。只有实现这种抽象的转化，各种经济理论才可能建立，就好比欧几里得的几何学必须以数和图形的抽象为基础才能建立一样。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中，没有发展出这种抽象化的理论方式，所以古代中国虽然有各种技术的进步，却始终未能发展出科学。在这一点上，我们也不必妄自菲薄，这只是说明，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走了两种不同的发展路径。西方这种发展路径，一路发展下来，固然有了近代科学的突破和物质文明的大范围扩张，但不代表那就是成功的唯一模式，其根深蒂固的问题正在逐渐暴露出来。中华文明在自身的发展中未能以抽象化的方式发展出近代科学和经济学，但一方面我们可以借鉴西方弥补我们的不足，另一方面要从我们的核心智慧中去寻找解决现代社会种种问题的根本钥匙。 法家思想是在竞争的背景下产生，并服务于竞争的目的而形成的一种理论，它针对和要解决的主要是政治军事层面的国家竞争问题。基于“理性经济人”预设的现代经济理论，针对和要解决的是经济层面的企业发展和竞争问题（扩展到宏观层面是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竞争问题），因为竞争的主体都不是在“人”这个层面，所以都会把人物化和工具化，这样的好处是可以带来效率，问题都是掩盖和忘记了“人”之根本，只保留和计算了人动物性和物性的一面，而忽略了人之精神性的一面。 我们知道，儒家内部也有孟荀之别，有内圣外王的不同路向，从而有自身的光谱宽度。比如在天人关系上，孟子和荀子就有较大差别。孟子在挺立个人道德主体性的同时，强调对天道的敬畏，而荀子却讲要“制天命而用之”。孟子讲仁义内在，而荀子却隆礼重法。孟子讲人性善，要发扬人性本有之善端。荀子讲人性恶，认为应通过后天礼法之学习，矫正人性中的偏私妒忌。在宋明理学占统治地位的时期，尊孟子一脉，贬低荀子，甚至认为荀子不是儒家。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荀子的两个学生，韩非和李斯正是法家的代表人物。 在这里就涉及“判教”的问题，荀子的学说中，有很多论述已经比较接近法家的表述了，但我们仍然要说，荀子守住了儒家之藩篱，他只是扩展了儒家思想的光谱，但非常清晰地守住了儒家的边界。这就是前面所讲的儒家的两个核心特质，一是守住了中庸之道，二是守住了天人之际。荀子讲的“礼”和韩非讲的“法”的根本区别就是是否以人为本，是否包含着对天道的敬畏。韩非之“法”完全是人定之法，而荀子之“礼”依于天道。在两汉时期，儒家通过反思秦政之失，辨明儒法之别。董仲舒以“天人感应”的理论方式保留了天道对现实政治的批判地位，既体现了儒家因应时代的变通，也坚守了儒家的核心特质。 作者系北京大学哲学硕士，归宗于儒学一脉，曾于高校主讲国学，现任至圣孔子基金会学术部主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