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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思想道德素质，推进公民道德建设，健全德法结合基层治理体系，提高社会文明程度，是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建成文化强国的重要任务之一。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加强道德建设，促进社会文明水平提高，强调要“加强道德修养，不断提高道德认识、陶冶道德情操、锤炼道德意志、提升道德境界”。新时代，我们要以“政德”建设为引领，以“立德树人”为关键，以公民道德建设为纲目，充分汲取传统美德资源，真正使社会文明水准得到新提高。 一、以政德建设为引领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要“培养造就大批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而各行各业的领导干部是人才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领导干部的德性培塑尤为重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为政之道，修身为本。干部的党性修养、道德水平，不会随着党龄工龄的增长而自然提高，也不会随着职务的升迁而自然提高，必须强化自我修炼、自我约束、自我改造。“为政之道，修身为本”，源于儒家经典《礼记·大学》所讲的“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意思是说，治理国家、从事政务，要把自身的品格修养作为根本。 按照儒家文化所讲，不仅私人领域要修身——“不愧屋漏”，暗室不欺，慎独为要，而且公共领域如政治活动更应以高标准“严以修身”。通常来说，纯粹普通个人行为和活动上品德出现问题，对社会毕竟影响有限，但如果做了官，尤其是在更大范围从事政务活动，德行（包括私德）不端，即《孟子·离娄上》所言“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故“惟仁者宜在高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德修身、以德立威、以德服众，是干部成长成才的重要因素。”此处讲的“以德修身”就应该比普通群众的标准更高。孔子强调“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德”甚至成了一种治理方式——“为政以德”。《礼记·中庸》指出，“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管理是先管好自己，官员的修身治己，是治国理政的起点。 我们共产党人是以自己的初心、自己的所作所为来进行“服务”，是“以德服人”的结果，而面向强大敌人或少数对立者的“以力服人”乃迫不得已的手段；本质上不是去靠什么管理技巧、靠权力来使他人“服”，而是靠真理和人格魅力、靠全心全意为民的作为、靠忠诚理想信仰的吸引力来赢得民心，甚或感化对手。“打铁还得自身硬”，形象地说明了优秀共产党人的政治感召力、人格吸引力。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特点之一，就是这种内在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格是一个人精神修养的集中体现。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保持平和心态，看淡个人进退得失，故此，“为政之道，修身为本”意味着，共产党人尤其领导干部要在其位、谋其职，用好权；作为具有先进性的政党，更应该注重发挥非权力的作用，用真理和人格的感召力，用道德力量驾驭权力这把双刃剑，真正让权力为社会、为大众服务。 修身，乃一辈子事情，并不因党龄工龄增长、职务升迁而自然提高，相反，面临的挑战和危险还可能增大，客观上增加了修身的难度，自我修炼、自我约束、自我改造应该随之强化而不是放松和减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抱着当官谋利的想法，那做的一切事情都不会对。为什么说当官是高危职业？就是说不仅主动以权谋私不行，而且要处处防备社会诱惑。诱惑太多了，处处是陷阱啊！”应从“自我革命”的高度看待“修身”乃“为政”之本。毛泽东认为，革命者应当于“改造整个社会”中“同时改造自己”，他把自觉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并提。新时代，我们党强调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彻底的“修身”实质就是一场永无休止的“自我革命”。 二、以立德树人为关键 我们党不仅在选人用人特别是选用干部上强调“以德为先”的标准，在人才培养的教育领域同样坚持立德树人的总目标和任务。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立德树人，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立德树人反映了学校教育的本质、规律和方向。教育的目的自然是“育人”，但“人无德不立，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这是人才培养的辩证法。办学就要尊重这个规律，否则就办不好学”。为此，学校教育要在加强品德修养上下功夫，教育引导学生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踏踏实实修好品德，成为有大爱大德大情怀的人。 立德树人是学校教育的中心环节。学科体系、教学体系、教材体系、管理体系要围绕这个目标来设计，教师要围绕这个目标来教，学生要围绕这个目标来学。把立德树人内化到学校建设和管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做到以树人为核心，以立德为根本。教育的管理部门和学校的管理机构，首先要端正办教育、建学校的旨向，防止用片面的市场化、产业化、商业化来指导办学育人。教育的产品是“人”，而不是“物”，无法用金钱和商品去衡量。方向走偏，性质出问题，单纯的“才”就是危害社会的“毒品”。除了思想政治等重点学科之外，其他很多学科和专业的“融入”和“贯穿”需要在专题性研究基础上进行有机整合，否则容易出现“两张皮”等现象。 把立德树人的成效作为检验学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德”尽管排在我们党教育方针的第一位，但在实际工作中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被虚化的危险。或者说，在学校各项工作的标准检验上，往往体现不出来。如，学校整体建设上，常常是办学规模、科研经费、学科体系等占主导；教师工作绩效上，看的是论文发表数量、刊物等级、课时数等成果。有一种观点，认为“德”无法有效衡量，久而久之，甚至可有可无。殊不知，这方面一旦出了事，就是大问题。一些学校甚或名校近年来在师德师风、学生品德方面暴露出来的“家丑”或恶性事件，都说明了这一点。立德树人从根本上解决的就是教育评价指挥棒问题。 健全立德树人落实机制。此“德”，既有个人品德，也有社会公德、热爱祖国和人民的大德。广义的德育，既是学生入学的第一课，也是学生离校前的最后一课，贯穿学生学习始终。从教育方针上说，德育与智育、体育、美育、劳动等紧密相关。如，美是纯洁道德、丰富精神的重要源泉，以美育人必不可少；劳动可以树德，应补上劳动教育的缺环。从课程建设上看，要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思想政治工作就要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而思想政治课则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其他各门课程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课同向而行，形成协同效应。从师资建设上说，整个教师队伍都应当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与很多职业不同的是，选择当老师就选择了责任，就要尽到教书育人、立德树人的责任。 三、以公民道德建设为纲目 2001年，党中央颁布《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2019年，根据新的形势和要求，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公民道德”是关涉社会公共生活领域的道德要求，体现的是对社会公共生活秩序及其公正性的追求，社会的个体成员必须遵循。作为中国公民，在法律规定享有权利的同时，也需要承担一定义务，这其中就包含对公民道德的维护和遵循。 以法律维护公民道德底线。现实生活中很多人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截然对立起来，认为“我不违法，社会就不能拿我怎么样”，而个别法律案件的判决似乎“我行我素”，根本不考虑事件对社会道德的极其恶劣影响。习近平在主持政治局关于我国历史上的法治和德治的第37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法安天下，德润人心。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而且可以相互转化。中国古代司法实践中，就把维护儒家“孝道”提升到“刑律”的高度。《纲要》明确指出，“坚持发挥社会主义法治的促进和保障作用，以法治承载道德理念、鲜明道德导向、弘扬美德义行，把社会主义道德要求体现到立法、执法、司法、守法之中，以法治的力量引导人们向上向善”。这里，法治对道德的“促进、保障、引导”功能，首先维护的是公民道德的底线。试想，如果道德底线失去了、落到法律治理的层面，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不够一个合格公民资格的。《纲要》回应时代关切，强调要“及时把实践中广泛认同、较为成熟、操作性强的道德要求转化为法律规范”，“坚持严格执法，加大关系群众切身利益重点领域的执法力度，以法治的力量维护道德、凝聚人心”，引导坚守道德底线。 以舆论引导公民道德建设新高度。道德，作为人们言行规范，其落地实施主要靠社会舆论风向的褒贬、评价来引导。在古代，儒家靠“君子”的身体力行影响民众，如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突显的就是君子的“德化”、“风化”作用。公民道德建设虽然从实施上说没有行政和法律的“力度”和“硬度”，抓不抓好像无关疼痒。许多事件的发生，触犯了法，才去想对治之策，某种程度上已经是为时已晚的亡羊补牢。为此，需要造成一种“道德”的氛围和“空气”，让不道德的人甚以为耻，约束自己的言行，就不可能滑向法律的边缘。单靠每年的“3.5学雷锋日”、“感动中国”等有限的几个节日或活动是远远不够的。在这方面，通过新媒体发挥舆论的“常态性”引导作用愈益显著。遗憾的是，市场经济大潮下，为博眼球，一些网络媒体不是通过褒扬崇高引领社会风气积极向上，而是不断渲染功利甚至“审恶”“审丑”毒化道德氛围。花边新闻的明星“霸屏”，对社会做出巨大牺牲和贡献的英雄“隐没”。如何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让公民道德相应达到“新高度”？必须重视“以正确舆论营造良好道德环境”。 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纲要》要求以核心价值观培育和引领道德建设。习近平指出，核心价值观其实是一种德。从个人的“德”到国家、民族乃至党性（政治道德）等“大德”入手，较为抽象、隐含的价值观才能现实化、具体化。说白了，一言一行、一念一动这些道德“管辖”的规则范围，皆没有离开价值观。经常有人说，“不拘小节”，繁琐无谓的小节确实应当“不拘”，但许多“小节”则是应当注意的——“不矜细行，终累大德”。失守于小节，日积月累，则大节不保。道德建设贯彻到时时处处，就要和方方面面的规章制度、乡规民约等结合起来，让公民在各种“他律”中养成社会生产生活领域的自治、自律、自觉。 通过保障底线道德、引领先进道德水平这“一低一高”的两头努力，“把先进性要求与广泛性要求结合起来”，然后在大量的中间环节做细做实。抓住以上“纲目”，即奠定了社会文明有机整体和谐演进之基石。 四、以传统美德为资源 新时代德性培塑，应充分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关于道德的有关论述，结合现代条件转换，融入社会主体发展的方方面面。 道德与核心价值观。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文化自信的核心即是价值观自信，而在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中，道德价值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说到底，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德。道德是准则，是标准，是价值的内在参考系。道德价值关乎国家和民族的精神独立性问题。这就揭示了价值观上的努力方向——可从道德角度去着眼。 道德与智力开发。《荀子·劝学》说，“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意思是，积累点滴善行，慢慢成美德，人的睿智就自然获得，如圣人般心灵（智慧）就具备了。《管子·内业》更是指出，“德成而智出，万物毕得”，一个人的大胸怀、大善心、大境界修成了，他的智慧就会自然流露出来，万事万物的条理、规律就会客观地显现在他的心目中。建立在德性基础上的智慧，能克服单纯知识的负面效应，发挥出有益于社会的作用。 道德与身心健康。《礼记·礼运》中讲，“故礼义也者，人之大端也”“其居人也曰养”。礼义作为人类生活非常重要的方面，是养我们这个身心的，使人“四体既正，肤革充盈”“血气和平”。这说明儒家的道德观熔养生、修德为一炉，可以强健身心、优化生命状态。《礼记·大学》中说，“德润身，心广体胖”，此亦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品德润身、公德善心、大德铸魂”。树立正确的道德价值观，从日常生活中陶冶性情，可以让自我经常能保持中和之气，从而提高身心健康水平。最高的养生就是通过优化生命内在的道德价值参考系来实现的，有所谓“仁者寿”、大德“必得其寿”等。故此，不可简单地把“道德”仅仅看成是好人好事或外在行为规范，抹杀掉修德与个体生命身心活动的关联性。按照传统道德的深刻意蕴，“德者”首先是“得于己者”“内得于己，谓身心所自得也”，而“外得于人，谓惠泽使人得之也”。我们现在往往重视的是后一方面。其实，道德作为一种实有的正能量，除了有益他人之外，与自己的生命状态直接相关。失德者，不只是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也是自己生命能量的耗损。如此，道德教育就可一改外在的灌输式、强加式方法，而能受到人们的欢迎。今日之道德教育如能吸收这样的内容，必会更加吸引人们去自主修身。 道德与家风传承。《易传·文言传·坤文言》所讲“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并非迷信思想。《了凡四训·积善之方》中讲到，“昔颜氏将以女妻叔梁纥，而历叙其祖宗积德之长，逆知其子孙必有兴者”，千秋圣人孔子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不是偶然的，是家风熏陶、家道传承的结果。家道、家风在传承过程中已经牢牢刻印在子子孙孙的头脑中，在关键时刻能够发挥出价值威力。在家庭中，留给后代子孙最重要的遗产应当是无形的“家道”。据此，家族源远流长，虽百世亦不衰。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修德，会持续影响到我们自身所在家族的延续和光大。道德的价值，在益于社会和国家的同时，亦会使家族生生不息、兴旺不已。 道德与人生不朽。在《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所载的人生“三不朽”中，立德被排在第一位。立功、立言需要机遇和外在条件，而唯有立德，则人人可以做到。普通的社会大众或许“外得于人”（谓外王事业）做得不一定到位，但“内得于己”（内圣）附加的条件比较少，经过主观努力是一定可以成就的。在立言、立功中，也只有弥漫着德性的光环、贯穿着道德的境界，才能更恒久、更长远。把“身后留什么”这一问题想清楚了，知道什么能够留下、什么是带不走的，可以激励个体生命释放出无比巨大的能量，拼搏奋进，建功立业。 （原文刊载于《前线》2021年第11期，作者系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