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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说：“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干部工作也好，人才工作也好，本质上都是用人问题。我们要应变局、育新机、开新局、谋复兴，关键是要把党的各级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好、建设强。 “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出自《墨子·尚贤上》。《墨子》是战国时期的哲学著作，由墨子自著和弟子记述墨子言论两部分组成。在这一篇中，墨子主要讨论了尚贤与政治的关系，提出尚贤为“政之本”，主张打破界限，从各阶层中选拔真才实学之人。他列举了古时尧重用舜、商汤重用伊尹、文王重用闳夭与泰颠，从而实现天下大治的例子，以此证明“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意即国家拥有贤良的人多了，国家的治理就会坚实，贤良的人少了，国家的治理就会薄弱。 国以人兴，政以才治。无论国家治理，抑或地方治理，选人用人都是不可或缺、重中之重的工作，正如东汉学者王符所说，“治世不得真贤，譬犹治疾不得真药也”。因此，我国历朝历代都重视官吏选拔和管理，强调“为政之要，惟在得人”、“育才造士，为国之本”。 早在《诗经》成诵的先秦时代，古人就在歌咏吟唱着人才的重要性。比如，《诗经·鹿鸣》几乎就是特为聚拢人才、招贤纳士而歌：“呦呦鹿鸣，食野之蒿。我有嘉宾，德音孔昭。”自己身边的贤士都品德高尚、声名显耀，有了这样的队伍，事业才能大有可为。 在逐鹿天下的三国时期，曹操就把这首《诗经·鹿鸣》演化成了一篇自己招贤纳士的“广告歌”《短歌行》，其中最后一句，他对天下有才之士着重强调：“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周公吐哺，这个词来自《史记》中的记载。周公辅政，礼贤下士，对人才极为尊重。宾客前来拜访，他多次抓起正在洗的湿淋淋的头发就立刻跑出去、多次吐出口中正在进食的饭菜赶快起身迎客，就是怕怠慢贤士。 同样的尊贤纳贤之心，还有《三国志》里记载的“倒屣相迎”的典故。蔡文姬的父亲蔡邕，有一次听说神童王粲来访，于是赶忙出门热情相迎，乃至来不及穿好鞋子，把鞋倒着匆匆套上就奔出去迎客。此外，诸如文王渭水访贤、刘备三顾茅庐求贤、萧何月下追韩信等故事，都体现出古人渴望贤才犹恐不及的状态。 “野无遗贤”是中国古代吏治的一个重要思想。古人认为：朝野上下，闹市僻壤，皆有贤才，就看用人者有没有识才慧眼，有没有用贤之诚。那么，如何识人知人，怎样才算“贤良之士”？对于这一点，古人也早已为我们提供了经验方法。贞观十七年，唐太宗为纪念与其一起打天下、治天下的二十四位功臣，命大画家阎立本在凌烟阁为这些功臣描绘了画像。善避嫌疑、决断事理的长孙无忌，临难不改节、当官无朋党的高士廉，无所屈挠、犯颜直谏的魏征，纯朴忠厚、勇武善战的尉迟恭，这些名臣均在其列。在唐太宗看来，贞观盛世的出现，全赖这些人同心同德、竭力为国。《贞观政要》讲：“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这可以说是唐太宗对自己用人政策的一个经验总结：治理国家最重要的在用好人才，而“德行学识”的优劣可以说是选人用人的根本。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