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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孔子批判宠幸之祸体现了《春秋》主旨 1．《春秋》之旨在“拨乱世反之正” 春秋时代频繁发生的“杀嫡立庶”和弑君弑父事件，是“礼坏乐崩”最集中的表现。嫡长子继承制是宗法制的核心。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说：“立子立嫡之法”，“实自周公定之，是周人改制之最大者，可由殷制比较得之。有周一代礼制，大抵由是出也”。[33] 西周国家借鉴殷代实行“兄终弟及”制，导致了“中丁以后九世之乱”的历史教训，而确立了嫡长子继承制，作为稳定西周政治统治秩序的措施，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到了春秋时代，“内宠并后，外宠二政，嬖子配嫡，大都耦国”（《左传》鲁闵公二年）已成为相当普遍的政治现实。“礼坏乐崩”的局势，使孔子产生了向往并恢复西周盛世的强烈愿望。他曾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他也曾为“不复梦见周公”而深深抱憾。孔子既有政治抱负，又有治国方略，但“其言不用，其道不行”。于是以一种不折不挠的精神，采用“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以为天下仪表”，即以评论春秋时代历史的办法，总结经验教训，树立政治和伦理的规范。司马迁评价《春秋》是“王道之大者”，即西周以来王政的纲领；是“礼义之大宗”，即是礼义规范的集中体现。所以是“拨乱世反之正”的最有力的手段。综合《春秋》文本和后人的评论，都可以看出《春秋》的主旨与载在《论语》和相关典籍中，孔子所主张的“仁”、“礼”和“为政以德”等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孔子批判宠幸之祸乃是《春秋》主旨思想的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说，《春秋》与《论语》是互为表里的。《论语》以论断的形式，委婉含蓄地提醒执政者警惕身边的“女子”与“小人”；《春秋》则以具体的历史事件，揭示“女子”与“小人”的阴谋篡弑活动。《春秋》中有关宠幸之祸的记载，进一步印证了孔子在《论语》中“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的论断。 孔子修《春秋》是我们展开关于宠幸之祸论述的前提。孔子修《春秋》的事实是不可否定的。与孔子同时代的左丘明、孔子的弟子子夏、子贡等均肯定孔子修《春秋》。历史上著名经学家董仲舒，历史家司马迁、杜预、刘知几等对此都己言之凿凿。近现代国学大师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钱穆以及匡亚明等对此都有充分论证。当然，《春秋》记事并不完善，而且记事文字过于简括，给后人理解春秋时代的历史留下了困难。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孔子修《春秋》面临诸多局限。首先是历史文献资料不齐备。孔子曾说：“吾犹及史之阙文”(《论语·卫灵公》)。其次，孔子据鲁史修《春秋》，遵循周礼旧法，受赴告制度限制。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曾指出“夫子所修也”，“凡书异国，皆取来告，苟有所告，虽小必书；如无其告，虽大亦阙。用使巨细不均繁省失中。寻兹例之作也，盖因周礼旧法”(《史通·惑经》)。 2．《春秋》“大义”依《左传》而彰显 《春秋》中所含“微言大义”靠《左传》的具体记述，才得以彰显。汉代学者桓谭说：“左氏传与经，犹衣之表里”。《左传》是一部有完整体例的百科全书式的编年体史著。它确有依据史实阐释《春秋》的特点，但又不完全是“因经立传”。它和《公羊传》、《谷梁传》不同。《左传》记事较《春秋》更为丰富，己经“广包诸国。盖当时有《周志》、《晋乘》、《楚杌》等篇，遂乃聚而编之，混成一录”。(刘知几：《史通·申左》)。所以《左传》能够对春秋时代的政治事件、经济制度、礼乐制度、军事斗争、哲学思想、法律思想以及文化发展，做了广泛的记载。在著史方法方面，己经有了“原始察终”的思想，即不仅对事件的过程有清晰的记述，而且注意揭示事件的因果关系。同时将记事、写人与记言结合起来，将历史人物的活动作为事件的主体，并且注意揭示历史人物性恪中的善恶，从而塑造出像晋之骊姬，鲁之哀姜、敬嬴、穆姜，宋之芮弃等一批“女子”的形象；也留下了齐之易牙、竖刁，晋之胥童、夷羊吾，卫之弥子瑕，楚之潘崇，鲁之庆父等一大批“小人”的恶影。这样，将惩恶劝善的主旨，表达得更鲜明更深刻。对于《左传》阐释《春秋》主旨思想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清代学者刘熙载说：“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左氏释经有此五体，其实左氏叙事亦处处皆本此意” [34]。姜炳璋也说，左传“博采列国之记载，会萃为传，以发明《春秋》之大义，使圣人之引而不发者，昭然简策间” [35]。春秋时代发生的宠幸之祸中，那些“女子”与“小人”的真实面目，是依靠《左传》而彰显出来的。 五、孔子批判宠幸致祸思想的历史渊源 孔子反对宠幸致祸的思想有深刻的历史渊源。中国自古就有防范宠幸致祸的思想传统，这些多见于古代典籍。西周穆王时，祭公谋父已经提出防范宠幸之祸的告诫。《逸周书·祭公解》篇记载了周穆王卿士祭公谋父的一段“顾命之辞”。祭公病重临终时，向穆王及“三公”提出谏言。他“鉴于夏商之既败，丕者毋遗后难”，提出“汝无以嬖御固庄后，汝无以小谋败大作，汝无以嬖御士疾大夫卿士，汝无以家相乱王室而莫恤其外”。[36]这段话的意思是，希望穆王借鉴夏商灭亡的教训，避免留下大的后患。提醒穆王不要以地位低贱的宠妾疾害正后，不要以小臣之谋败大臣所做之大事，不要以嬖宠之御士疾恶大夫、卿士。不要以内臣执政柄，而不恤外庭之众论。这些思想对孔子有深刻影响。《礼记·缁衣》篇中记录了孔子的一段话，他说：“君毋以小谋大，毋以远言近，毋以内图外，则大臣不怨，迩臣不疾，而远臣不蔽矣”。然后又引所记“叶公之顾命”中“毋以小谋败大作，毋以嬖御人疾庄后，毋以嬖御士疾庄士、大夫、卿士”等三句话。郭店楚墓竹简《缁衣》篇也记载孔子的“故君不与小谋大，则大臣不怨”等语，然后引《祭公之顾命》云：“毋以小谋败大作，毋以嬖御息庄后，毋以嬖士息大夫、卿士。”[37] 竹简本中这句话与通行本《礼记·缁衣》中所引的所谓《叶公之顾命》中的三句话基本一致。只是竹简本用了“息庄后”、“息大夫”，与现行本《礼记》中的“疾庄后”、“疾大夫、卿”有所不同，“息”在春秋战国时代多做“败”解，与“疾害”之意相近。需要指出的是《礼记·缁衣》中的“叶公之顾命”，应为“祭公之顾命”。将两篇文章中相近的语句加以对照，可以看出孔子此言是引自当时他所看到的《周书》，即我们现在所说的《逸周书》。《逸周书·祭公解》是可信的历史文献。李学勤先生也认为《逸周书·祭公解》是“可信为西周作品”。[38] 所以《礼记·缁衣》和郭店楚墓竹简中的《缁衣》中所记孔子的论断也是可信的。又《逸周书·武称》篇中，还记有“美男破老、美女破舌”等语，[39] 作者将这些情况视为国家“自毁”的条件。所谓“美女破舌”，清代学者王念孙认为应是“美女破后”，即《左传》中所说“内宠并后”。“美男破老”即所谓“外宠二政”都是指女宠、男宠干政。《逸周书》中这些论述，到春秋时代被概括为“内宠并后，外宠二政，嬖子匹嫡，大都耦国”（《左传》鲁闵公二年）。这些都被视为重要的历史鉴戒。此外，《尚书·说命》篇中记载殷高宗武丁的贤相傅说向殷高宗进谏，他说：“无启宠纳侮”。孔颖达疏：“小人得宠则慢，若宠小人，则恃宠慢主”。张居正解释说：“左右近习之人，朝夕亲近，易以狎昵，若宠幸太过，则彼将恃恩无忌，而或生侮慢之心，是彼之侮，乃我自取之也。”[40]西周时代已经确定了“王不立爱”的制度，因此西周末年，周幽王宠褒姒遭到周大夫们激烈的批判。《诗经·小雅·正月》的作者将批判锋芒直指周幽王和褒姒：“今兹之正，胡然厉矣，燎之方扬，宁或灭之。赫赫宗周，褒姒灭之。”《大雅·瞻卬》篇中，将褒姒描绘成是“倾城”的“哲妇”，形容她像鸱鸮一样的恶鸟，有善于谗言的长舌，是一切祸乱的阶梯。到春秋时代，由于宠幸致祸事件屡发不止，造成许多诸侯国动乱不安，引发诸侯国之间战争不断。因而诸侯国中批判和抵制“多宠”的现象也屡见不鲜。齐国政治家管仲对于宠幸之祸有很精辟的论述。他指出“国之所以乱者”，“内有疑妻之妾，此宫乱也；庶有疑适之子，此家乱也；朝有疑相之臣，此国乱也。”[41]所以当时作为诸侯霸主的齐桓公曾谋求以盟约的形式约束各国避免宠幸之祸。据《春秋谷梁传》记载，鲁僖公九年，齐桓公主持“葵丘之盟”，大约是鉴于晋国发生的骊姬之乱，所以在盟誓中写进了“毋易树子，毋以妾为妻，毋使妇人与国事”的条文。《左传》还记载“芮伯万之母芮姜恶芮伯之多宠人也，故逐之，出居于魏。”（《左传》鲁桓公三年） 又记“燕简公多嬖宠，欲去诸大夫而立其宠人。冬，燕大夫比以杀公之外嬖。公惧，奔齐。”（《左传》鲁昭公三年） 又如被孔子称赞的公父文伯之母，深刻批判“内宠”、“外宠”现象。她说：“吾闻之，好内，女死之；好外，士死之。”[42] 意思是说，喜好内宠的人，常为女色而死；喜爱外宠的人，常为男色而死。 以上，从西周到春秋时代，种种维护宗法制，反对宠幸之祸的思想论述及历史事迹都会对孔子产生深刻的影响。 六、孔子批判宠幸之祸具有历史意义 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是一个急剧变革的历史时期。从西周相对统一的封建国家，到王室衰落，诸侯蜂起，通过相互兼并，重新走向统一。这个历史变化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春秋时代牛耕和铁器的使用，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促使以井田制为特征的旧的封建领主制度逐步瓦解，新兴的封建地主制正在萌生和发展。这是一个不可遏制的历史趋势。到春秋后期，鲁国出现“四分公室”，晋国出现“三家分晋”，齐国出现“田氏代齐”，都是这个经济制度变化的必然结果。当时一些进步的思想家、学者敢于直面历史现实，对这个历史变化做出新的解释。首先对传统的“君权神授”思想表示否定，提出新的“君民观”和“君臣观”。《左传》鲁襄公十四年，记晋国师旷回答晋悼公就“卫人出其君”的询问时，提出 “良君”应该以“养民”为天职，国君不应该是凌驾于民众之上为所欲为的人。所谓“养民”就是保证民生，要求君要“爱民如子”，民对君才能“奉之如父母”。反之，如果君不能保证民生，民则可驱逐之。同时提出新的“君臣观”，即臣对君有辅佐的责任，要制约君的行为，不使过度。随着旧的领主制的落后性和腐朽性的充分暴露，思想家们抛弃了天命观，而用“以民为本”的思想来解释历史变化及政权转移成为必然。《左传》鲁昭公三年，记齐国大夫晏婴出使晋国，他和晋国大夫叔向交谈时，一致认为齐、晋两国都已处于“季世”，进而都具体揭露了当时的社会危机。晏婴指出，齐国领主对农奴的压榨极为残酷，“民三其力，二入于公”，而民仅“食其一”。另一方面则是“公聚巧蠹、三老冻馁”。旧领主贵族用严刑苛法维持其统治，竟造成“国之诸市，屦贱踊贵”的惨象。于是导至“民人痛疾”。他们对“以家量贷，以公量收之”的陈氏，“爱之如父母，归之如流水”。晏婴认为这种局面是由于“公弃其民”造成的。叔向说晋国也是如此，一方面是“庶民疲敝”、“道殣相望”；另一方面“宫室滋侈”、“女富溢尤”。于是“民闻公命，如逃寇仇”。晏婴和叔向是带着对民众的同情反映当时的社会危机。晏婴生动而形象描述了民众投向新兴地主阶级势力的潮流，客观上反映了这个历史进程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他们从历史发展趋势中，感受到“民”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明确揭示民心向背对政治兴衰的决定性作用。所以，能够用“以民为本”的思想重新解释西周以来传统的伦理观。鲁昭公被逐死于外的事件，曾成为诸侯间纷纷议论的话题。鲁昭公三十二年，鲁昭公死于乾侯。晋国大夫赵简子向晋国史官墨提出疑问：为什么鲁国季氏驱逐鲁昭公“而民服焉，诸侯与之，君死于外，而莫之或罪也？”史官墨借题发挥，做出精采的论断。他说在鲁国己经是“民忘君矣！”民之所以忘君，是因为“鲁君世从其失”，即失去民心，而“季氏世修其勤”，因而深得民心。既然失去民心，虽死于外也得不到民众的怜悯。史墨强调的是民心向背决定了历史现实，他又说 “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从哲理上论证这种变化是客观规律。进而又引《诗》“高岸为谷，深谷为陵”(《诗经·小雅·十月之交》)，引《易》“天之道也”(《易·大壮》卦)，对这个规律进行充分论证。然而，从孔子在《春秋》中的记事来看，他非常关注鲁昭公被逐事件。从鲁昭公被逐到鲁昭公死，作为当代史，他当然非常熟悉。所以在《春秋》中对鲁昭公这段历史遭遇有较多记载，而且字里行间流露出对昭公的同情。清代学者顾栋高说：“此事圣人亲历，深恶痛恨，尝不惜大声疾呼”（《春秋大事表》卷四十五）。孔子自然认为季氏驱逐鲁昭公是一种僭越行为。《论语》和《左传》中，记载孔子对僭越犯上行为一贯是深恶痛绝的。如他曾对季氏“八佾舞于庭”发出了“是可忍，孰不可忍”（《论语·八佾》）的怒斥。他听到晋国“铸刑鼎”，便认为会造成“贵贱无序”，忧虑晋“何以为国”（《左传》鲁昭公二十九年）。他认为等级制度遭到破坏是社会失序的主要原因。因此，当齐景公向他问政时，答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子将伦理上的整治，作为施政的重要内容。表明孔子维护旧的以宗法制为核心的等级制，是他在政治上最基本的立埸。他批判的由宠幸而引起的篡夺政权的事件，其实质也是维护以嫡长子继承制为核心的宗法制。当然孔子在《春秋》中所记因宠幸而致篡夺政权事件，大多数属于旧领主贵族内部的权力争夺，就其根源来说也是宗法制衰落的结果。 但是，孔子对宠幸之祸的批判，仍然有其重要的历史意义。首先，孔子通过对西周末期到春秋时代政治形势的洞察，揭示了这个时代政治动乱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由君王施宠而引起的政治权力的篡夺。在客观上说明，封建专制制度与多妻制造成“女子”与“小人”干政的的不可避免性。这种政治现象贯穿在几千年封建社会。说明孔子所揭示的是一条具有时代特点的政治规律。其次，出于“善善恶恶”的目的，孔子记述宠幸致祸事件，深刻揭露封建统治者的荒淫、腐朽、昏庸的本质，以及那些“女子”、“小人”们自私、虚伪、狡诈、残忍的特点，在客观上暴露封建领主制度的弊害及其灭亡的必然性，也证明了新社会制度的发展有其合理性。再次，这些记事本身就在于总结历史经验，为“有国者”提供历史借鉴。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论述《春秋》的价值，包括从宠幸之祸中引申出的政治智慧，曾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如战国时代法家思想集大成者韩非，多次引用晋骊姬害申生、齐桓公宠易牙和竖刁、卫州吁弑君、楚商臣弑父等宠幸致祸的事例，从中引申出有利于巩固新兴的地主阶级专政的理论。 孔子所批判的宠幸致祸是一种特殊的政治现象。孔子是思想家、哲学家，又是政治视野宽阔的历史家。他在整理历史文献和对现实政治进行考察的过程中，对宠幸之祸的严重危害性和发展过程的特殊性有深刻体会。批判宠幸之祸所面对的是一种特殊的人群，他所要告诫的则是身处至尊地位的王侯们。所以只能用极为概括的哲理化表达手法，做“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的表达。这就是他关于“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这个政治性论题，做出富有特色论断的缘由吧！ 注释： [33] 王国维：《观堂集林》第十，史林二，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页 [34] 清 刘熙载：《文概》见周钟游《文学津梁》，上海，有正书局，民国五年 版 [35] 清 姜炳璋：《读左补义》《自序》，书业德藏版，光绪辛丑年刻本 [36] 黄怀信等撰《逸周书汇校集注》卷第八，《祭公解》，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 936页 [37] 《郭店楚墓竹简·缁衣》，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第50页 [38] 黄怀信等撰《逸周书汇校集注》《序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39] 黄怀信等撰《逸周书汇校集注》卷第二，《武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87 页 [40] 明 张居正：《张居正讲评尚书》《商书》卷五，《说命》中，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 版，第171页 [41] 《管子》卷第十，《君臣上》，《管子校注》，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558页 [42] 徐元诰：《国语集解》第五，《鲁语》下，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01页 (作者简介：冯克正，原籍辽宁省铁岭县。1930年生。1955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从事中国古典文学教学研究工作。专业方向是先秦两汉文学，职称为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先后担任东北师大中文系副系主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文化基础部主任、教务长等职务。学术研究涉及先秦两汉文学史、哲学史、春秋战争史和孙子军事理论、敦煌文学以及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等领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