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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按】近几年来出现了传统文化热潮，儒学作为强大的民族悠久传统，得到传承和发展，对于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特别是其内在的关联，很多人仍存在疑虑……中国传统文化，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抑或是佛家，都未曾建构起和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的对象性的关系，没有建构起一个“主体—客体”的知识论框架。而现代科学作为一种认知活动，它必须以“主体—客体”框架先行的确立为绝对前提。那么，中国传统文化是否可以给现代科学提供一种合法性。也许您能从本文中找到认知的答案。 一、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 近几年来出现了传统文化热潮，儒学作为强大的民族悠久传统，得到传承和发展，对于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特别是其内在的关联，很多人仍存在疑虑。有人认为这是一个假问题，不仅毫无答案，甚至问题本身就是错的。究其原因，有如下四个方面。 第一，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特定历史语境，是以告别传统为姿态的，是“打倒孔家店”。这样一个历史语境注定了人们极容易把这两个事物看成是水火不容的关系。因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以反传统的姿态来实现的，这就给人们造成一种强烈的印象，即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它的代表者儒家，不可能兼容。不能不说这是造成疑义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从时代的坐标来看，按照进化论模式来考虑的话，儒家是传统社会的一个产物，属于封建时代的意识形态；而马克思主义则是现代社会的一个产物，属于激进的革命的学说。二者之间存在着相当遥远的时代距离，那么这种时代距离就决定了把它们联系在一起是有问题的。 第三，从文化的民族性维度看，它们一个是西学，一个是中学，有地域上的距离，有民族性的差别。马克思主义是西方的舶来品，儒学则是本土文化的特产，把两者联系起来似乎也很牵强。这可以看作是文化的民族性维度因素。 第四，原教旨主义情结作祟。认为马克思之外的人谈马克思主义都不纯正，只有马克思本人讲的才是真的。儒家也有类似的情结，认为只有孔子的“儒”才是真儒，其他人对儒学的诠释、对儒学的运用都变成了“伪儒”。这样一种原教旨主义情结，导致这两个思想体系之间，任何对它们的解释和发挥都是偏离的，不太真实的，因此把二者生拉硬拽放在一起谈关系是荒谬的，如果用马克思主义来诠释儒学，或者反过来用儒学诠释马克思主义，都是对各自本来含义的背叛，是不能允许的。 然而我们必须面对一个朴素的事实，即马克思主义同儒学的融合在实际层面上早已实现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面临的已不再是“是否可能”的问题，而是“如何可能”的问题。 首先，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接触和融汇早已是一个既定的历史事实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身中的“中国”这个概念，说到底是一个文化的概念，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中国化，离不开中国文化的背景和土壤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和过滤。为什么“五四”前后，西方众多思潮均传人中国，然而只有马克思主义被历史所选择，这并不是偶然，一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固有的选择尺度、时代的需求之间具有一种契合的关系。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经有了它的具体形态了。语言层面来说，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讲的是汉语，它是翻译过来的，这是语言的中国化。实践层面来说，马克思主义通过指导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实践，早已变成了一种实际的运用。按照西方解释学的说法，运用本身就是一种理解，就是一种解释，而且是一种更本真的解释。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在实践层面意义上也中国化了。理论层面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样已经中国化了。我们讲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事实上这便是理论层面的中国化。这三重的中国化就表明，马克思主义和儒家文化的融合早已经变成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了。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已经走在了理论的前面，我们现在的任务不再是解决能不能结合的问题，而是怎么解释这种结合的问题。因此，这个融合是没有问题的。 关于二者融合的解释，如果从时代性的坐标上来考察，儒学应该属于前现代文化形态，那么马克思主义应该属于后现代的文化形态。马克思主义是作为现代社会的批判者出现的，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就是给这个现代社会提供一种“诊疗学”方案，因此马克思主义是“后现代”的。这里所说的后现代和后现代主义不同，后现代主义导致了虚无主义，对一切肯定的东西都要加以拒绝、加以解构，而马克思主义则是要在颠覆一个旧世界的同时建设一个新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与后现代主义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但就对现代性的清算和批判而言，马克思主义的确与后现代主义具有某种一致性，所以马克思主义是具有后现代性的。按照历史的辩证法来看，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否定之否定这个环节在某些特点上又重复了第一个环节，向肯定复归，只是在更高基础上复归而已。因此，马克思主义和儒学有结合的可能性。这是从时代的维度上来看的。 从民族性维度来看，我们应该格外注意中国传统文化和欧洲大陆文化之间的亲和性。西方文化有两大传统，一个是英美的，一个是欧陆的。欧陆传统和我们中国文化具有某种天然的亲和性，这个特点现在还没有很好地解释，但这个现象已经被我们承认和把握。“西学东渐”之后，英美的东西我们总是很难接受，而容易接受的是欧陆哲学、欧陆思潮。从卢梭一直到康德、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还有叔本华、尼采，乃至海德格尔、萨特、弗洛伊德等等，都是欧陆的思想家。欧陆文化思想传到中国，格外地吸引国人，而且比较容易被认同、接纳。英美传统则有相当大的隔膜，最典型的例子，如严复翻译介绍引进英国自由主义传统、胡适介绍引进的美国自由主义。这两位传播的自由主义思想在中国并没有真正地扎过根，没有真正地中国化。再如分析哲学、逻辑经验主义，这是典型的英美传统。直到今天，做分析哲学的中国人往往“说”分析哲学，而不是“做”分析哲学，仍然处于一个外在介绍和解释阶段，未能真正按照分析哲学的原则或方法去处理问题。即使是自由主义，我们更容易欣赏卢梭式的、德国式的唯理论自由主义，而不欣赏英美传统的经验论自由主义。现在学界正越来越多地关注我们和欧洲大陆文化的亲和性关系。因此用民族性维度来解释，也是可以理解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融合这一事实的。 从内在的方面看，马克思主义同儒学的融合之所以可能，我认为更多地应该考虑这样几点。 第一，对实践的格外强调。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注重“践履”，即实际地去“做”，而不是“说”。这种文化性格和偏好，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性格和偏好非常地吻合。因为从哲学上说，马克思主义就是“实践的唯物主义”。在马克思看来，以前的旧哲学最根本的缺陷就在于只是“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里的“改变”是指实际地参与实践活动，实际地反对现存的事物，也就是用物质的力量去改变物质的东西。这就是指人的感性活动过程即“实践”。马克思因此才把自己的新哲学命名为“实践的唯物主义”，所以他特别强调实践的至上性和优先性。这一点在根本理念上或者在精神气质上，非常吻合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中国人更信任“做”，而不是“说”。我们通常讲，看一个人要“听其言，观其行”。而且中国人对学问的态度也是一种海德格尔说的那种“亲在”式的，根本不是站在事物之外去解释存在的东西，解释的功夫在中国学问家看来不是真功夫，真功夫是要身体力行地去做的， 也就是必须“知行合一”，说一套做一套是行不通的。“新儒家”便是在一定程度上未能达到“知行合一”。所以，我们中国的文化特别强调“践履”。正是在这个根本精神上，马克思主义同儒学之间具有一致性。 第二，在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立场方面，基本上可以被诠释为“天人合一”。我们不得不“格义”，“唯物主义”可以被对应于“天人合一”，也就是人的意识要反映客观规律，即“人道”顺应“天道”。就此而言，唯物主义立场同“天人合一”是非常地一致。 第三，辩证法。这个辩证法也是马克思主义非常基本的方法论原则，而我们中国的基本观念就是辩证法的观念，这一点是西方人也承认的。中国人说“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这两者应该是一个整体。毛泽东当年坚持“一分为二”而反对“合二而一”只是其作为一个政治家的需要。从中国传统哲学那里，我们可以发现“一分为二”和“二合而一”恰恰构成矛盾的生成和矛盾的消解，它们是整个矛盾展开及其完成的一个完备的刻划。仅仅主张“一分为二”或“合二而一”，把它们割裂开来，都无法完成一个辩证的运动。中国古代的辩证思维是相当发达的，这种辩证思维既早熟又永远长不大，因为它缺少了中间的一个否定的环节，即知性的能力和阶段。西方是经过了感性、知性、理性来完成的。而我们中国文化没有知性阶段，一下子就从感性跳到理性了。所以有人说中国传统文化类似于“盆景”，既早熟又永远长不大。盆景一方面长不大，另一方面它所该有的形态都已具备，然而它没有办法自我展开，刚一开始就已经完成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辩证法有一定弱点，但从根本观念上，中国传统的辩证思维同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之间，的确有其一致的地方。 第四个是历史观方面。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即追求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它认为历史是有规律的，这个规律是必然的，是客观的，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在看待人类历史的时候，还是赋予这个历史以目的性规定，共产主义就是它的目的。因此，唯物史观还要追求合目的性，这体现着人的主体能动性方面。我们中国古代的历史观也致力于追求“真”与“善”的统一，譬如强调历史的逻辑，它表征为周而复始的循环轨迹，但它也是有逻辑和规律的，人们逃不出这个劫数，中国历代统治者都要敬畏它。另一方面，中国的历史观还有一个求善的目的，内含着道德的维度，说到底也是追求“真”和“善”的一致性。在这一点上，马克思的历史观和中国传统历史观之间也存在着某种同构的关系。 当然，马克思主义同儒学的融合还可以从其他方面分析，同时它们之间也有排斥、不相侔之处，但二者在根本的文化原型上有亲和性和同构性，所以我们应该先着眼于上述这样几方面来讨论它们彼此的关系。 现在有人也提出我们姓“马”还是姓“孔”的问题，我认为这个问题不宜用“非此即彼”的方式来回答。从我们中国共产党、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合法性来看，无疑是由马克思主义提供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只能姓“马”而不可能姓“孔”。但是，我们在姓“马”的同时，还要充分地借鉴和吸收儒家的文化资源，这样才能够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真正地做实了，而不是虚的，不是悬空的。它需要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而“落地”是前提。那么这个“地”究竟是什么呢？它无疑包括我们中国的本土文化的土壤，如果没有这个文化背景，马克思主义就不可能“落地”。人们现在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化、大众化，但是非常困难，语言是翻译过来的，观念是西方式的，非常难让人们接受。应该说，我们今天做的这个工作远远达不到毛泽东当年的高度。毛泽东用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生动活泼的话语，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意思表达得非常鲜活、简单明了。如此一来，就很容易内化为他们的集体无意识，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众化、通俗化。用西化的研究方法，学术表述的方式，召集学者进行探讨研究，用经院化的符号来去叙述和阐释马克思，大众是很难接受的。要真正地实现大众化，实现通俗化，马克思主义到中国还需进一步的“落地”。“落地”就是要植根于传统文化的沃土，就是要有一个中国本土的背景，如果离开了这个背景就不可能真正落地。 二、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关系 在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关系问题上，我的基本观点是中国传统文化同现代科学技术是互相排斥的，它没有办法为科学技术提供内在的理由，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点，中国传统文化，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抑或是佛家，都未曾建构起和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的对象性的关系，没有建构起一个“主体—客体”的知识论框架。而现代科学作为一种认知活动，它必须以“主体—客体”框架先行的确立为绝对前提。所以，从这个角度说，中国传统文化不可能给现代科学提供一种合法性。 第二点，东、西方两大民族，属于两个异质性的文化传统，各自的自我意识类型就已经出现了性质上的分野。事实上，一个人也好，一个民族也好，怎么看待自己非常重要。人的自我建构取决于人的自我理解，怎样看待自己，便怎样塑造自己。中国人把人定义成德性的动物、道德的动物。古希腊人则是把人定义成理性的动物。显然，在人的自我意识类型上就已经不同了。我们把人定义成道德的动物，就会以道德的视野来建构我们的传统，所以中国两千多年的文化传统基本上是道德主义的，是反身性的，所有的学问都被归结为如何成就人的道德人格方面了。同世界上一切民族一样，中国人当然追求真善美，但我们的真善美被归结于善的问题，善才是我们中国文化的落脚点、出发点和归宿。道德是它的重心。西方文化也有着真善美的追求，但最终是以求真作为它的落脚点。这个重心同中国文化显然不同。所以，西方文化形成了科学主义传统，这非常自然。这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化，怎么能够从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引申出现代科技的合法性？我怀疑这一点。当年“科玄论战”争论的那个焦点问题，即“科学的人生观是否可能”，绝对是个真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科玄论战”就是在两种类型文化接触时暴露出来的两者尖锐冲突的反映。20世纪英国著名的哲学家罗素就曾经说过，如果说西方文化的优点是它的科学，那么中国文化的长处就是健全的人生观。总之，东西方文化不属于同一种类型，由此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同现代科学技术之间在根本文化原型上的紧张。 还有一点，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的表征方式是诗意化的，而科学语言是需要一套特定的符号系统的，不是任何语言都可以用来做科学的。中国的语言恰恰属于诗歌语言，而不是科学语言。它追求的是意义的暖昧性和意义的模糊性、不确定性。在中国人看来，这样的语言才有味道，才耐人寻味。如果直接把一个问题说清楚了，就没有意思了，没有内涵了。但是，欧洲是拼音文字，无论是语法还是词法都非常严格，层次繁多，虚词丰富，在表意方面具有严谨、精确、规范，容易形式化的特点。而科学语言就是以意义的清晰性为它的目的。有人说，所谓科学语言就是防止意义暧昧性的防卫步骤。所以，借用《易传》上的话讲，中国文化是“圆而神”的，西方文化是“方以智”的。西方文化往往是要把圆的东西变成方的，变成一个可描述的，有棱角的，可以说清楚的；中国文化则相反，它是要把方的东西变成圆的，变成一个模棱两可的，难以说清楚的，因为这样才能诗意盎然。从这个方面讲，中国文化的表达手段和表征方式也是不利于现代科学的。今天的科学论文还是要用英文写，你用中文写，国际科学界是不承认的，因为中文是一个模糊语言，你用它来做自然科学研究，很容易陷入意义的不确定性和意义的暧昧性。这样一来，科学陈述的可证伪性就没有办法保证了。 以上提到的几个方面还很有限，我们还可以从别的方面提出更多的论据。中国传统文化既然是阻碍现代科学的，那么我们今天是否应该彻底抛弃它呢？事实上恰恰相反，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到今天，它的内在的矛盾、内在的局限性越来越显露出来。无论是从逻辑层面看，还是从实践后果看，我们都已经意识到，科学并不是万能的，科学有它解决不了的问题。至少在信仰的领域，是没有办法用科学来解决的。“知”和“信”分属于不同的领域，信仰属于“相信”，而在“知道”的领域，必须要用科学来把握。在这方面，西方最自觉的划界应该是近代英国的哲学家休谟提出来的，即事实与规范的区分，也就是“是”与“应当”的划分，事实判断属于“知道”的范畴，属于知识建构的范围；“应当如何”则是信仰的领域。后来康德则主张在理论理性之外专门为信仰保留地盘。而中国传统文化更多的是一个“信”的问题，而不是“知”的问题。譬如说《论语》中的话非要求得到证明，追问它为什么如此，这种期待大概是要落空的，因为它压根就没法证明，它不是一个需要证明和能够证明的问题。凡是道德规范都是可以违背的，都是可以出现相反的可能情况的。一个不能违背的规定，绝对不具有道德的含义和性质。我们知道，物理学规律不具有道德的含义，因为它是不可违反的。但是，道德规范总是有其可违背性，人们既可以行善，也可以行恶，做出相反的选择。毋宁说，道德规范的唯一特点就在于它的可违背性。正因为可违背，所以行善就非常高尚，具有崇高性。例如没有哪个国家以能吃饭的人为荣，因为没有人能够违背不吃饭必然饿死这个规律。一个人特别能吃饭，这谈不上高尚。但是“不得杀人”就是一个规范，一个人既能够杀人，也可以拒绝杀人，所以拒绝杀人便可成为善良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说，可违背性恰恰是道德崇高的前提，属于规范性的道德律而不属于自然律。被证明了的就不能违背，它是普遍有效的。因此《论语》上的说法在本质上是无法证明的。它无法用因果必然性证明，因为它总有例外。总而言之，仍是信仰的问题，是背后的信仰来支持我们去认同它，而不是因为它被证明正确我们才去接受它。那么，我们又如何来建立这个信仰呢？建立信仰不可依赖于因果证明，而只能依赖于生活。一个人生活在特定的文化氛围当中，在这个文化的氛围当中“泡”出来，才能够自然而然地认同某种信念。在这个意义上，它是遗传性的，当然是文化的遗传。例如西方的基督教家庭，其子女自然也信教，不是因为从小进行理性地开导，而是文化遗传的作用。所以，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只能靠这个路径来完成它的延续，靠“证明”它再让人接受并相信，恐怕不能奏效。 现代科学技术出了问题之后，中国传统文化就显示出它的深刻的启示价值。总起来说，我认为它有补偏救弊的作用。现在人和自然之间的紧张关系已经到了极限。究其原因，现代技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现代技术有一个内在的文化理念，即戡天役物、逆天道而行。这是现代技术的文化品格。那么，我们今天要走出这种生存困境，出路何在呢？我以为，唯一的可能性就是恢复技术的古典品格，因为在古典形态的技术那里，还是“天人合一”的，而不是逆天道而行的。海德格尔就认为，拯救现代技术的唯一出路就是恢复它的诗意化的性质。人类文明的早期，技术和艺术是合一的，叫做“技艺”，这两者没有分裂开来；到了现代阶段，出现技术和艺术分开的格局，技术越来越摆脱审美化，这样就使人类的生存陷入越来越被动的局面了，譬如环境恶化、生态失衡。要走出这个悲剧，出路就在于恢复技术的古典品格，舍此没有别的路可走，至少方向应该是这样。正是在这个方面，中国古老的“天人合一”观念就非常睿智，非常高明。我们古典技术的伟大，最典型的就是都江堰水利枢纽工程，它一方面维系自然生态的平衡，另一方面又满足了人的生产和生活的需求，真正达成了人和自然的双赢。今天世界上许多水利专家，都不得不回首研究都江堰，并感叹人类最伟大的智慧就凝结在其中。现代人建造的水坝非常糟糕，仅把水堵住，堵到一二百公尺高，而不懂运用因势利导、顺其自然的道理。中国文化要对付敌人并不需要消灭对方，而是可以采取“怀柔”政策，学会“与狼共舞”，同化敌人，不战而胜。美国要打击伊拉克就非要把它的总统干掉不可，使用武力狂轰滥炸，让对方变成一片焦土。在中国人看来，是非常笨拙的战术。中国人认为，“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是最高明的。在古典技术的文化性格当中，就体现了这一点。这就是“天人合一”的文化价值和启示意义所在。 除此之外，当然还有其他方面，例如像科学家的伦理责任问题。西方已经提出过：科学家仅仅是个工具吗？他在从事科学研究的时候，有没有一个伦理责任的问题？爱因斯坦就认为，科学家不能逃避伦理责任，因为他绝不是个工具，科学家必须有足够的道德意识来范导自己的科学研究工作。那么科学家的道德立场和伦理原则的建构需要从小培养、熏陶、浸染，仅仅靠在大学里的课程学习是不够的。在科学家道德责任的来源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也有它的积极意义。像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科学家，其国学修养就十分深厚。培养科学家，中国传统文化的修养是不可忽视的。 如果说现代科学使自然界“祛魅”，那么后现代科学则使自然界“返魅”。在现代科学所建构的视野和框架中，大自然不过是人类的工具，是人类操纵、支配、宰制、利用的对象，已经没有神性可言。人类的这种自我中心化取向，导致了人对自然的征服、占有、攫取和掠夺，出现被动危险的局面。而后现代科学阶段，自然界重新返回到有魅力的状态。在科学由现代到后现代的转变过程中，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是有它的不可替代的作用的。中国传统文化有可能使现代人重新看待大自然，使他们重建对自然界诗意化的态度。这是当代人类获得拯救的不二法门。因此不是中国传统文化因为排斥现代科学技术，就没有意义和价值了。它的真正意义和价值就体现在这个后现代性的维度上，而不是体现现代性的维度上。今天的文化已经发展到了后现代阶段，所以我们不能再固守于那个启蒙情结，必须立足于后现代维度去考虑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定位问题。在“五四”参照系中，中国传统文化是负面的形象，没有任何价值可言，必须彻底抛弃。而今天思考问题的参照系应该从现代的启蒙情结转向后现代的场景，这是时代维度历史性转变的必然要求。看待一个事物，在不同的参照系下，它的形象也会完全不同。所以今天考量问题的时代坐标，需要做一种跨度很大的调整。在现代性的语境当中，很难挖掘传统文化的积极价值，对于传统，人们看到的往往是落后和愚昧。 “五四”领袖们激进的反传统姿态，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被启蒙现代性洗脑的结果。当年科学派的领袖丁文江，是地质学家，留学英国，属于英美传统。张君劢则不然，他以复兴宋明理学为目的，援引的是欧洲大陆的资源，如倭铿的人生哲学。在讨论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科学技术的积极意义时，不能不注意这些细微的差别。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