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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按】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决不是拒绝批判地借鉴和吸收外来文化，更不能将其误解为一个防御性的口号。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是对现代化固有局限的预警和免疫，也是当代中国文化自信的内在需要。我们不仅要确立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和自主性，还要保持文化民族性与时代性之间的必要张力。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确立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和自主性 从历史上看，中国自晚清开始的现代化进程本身，不过是全球化的一个产物。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其结果是，“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在这一“世界历史”背景下，中华民族一开始是被动地卷入全球化浪潮之中的。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就折射着这种受动性。 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华文化从总体上来说处于守势，其主体性难以彰显。今天，我们实行对外开放，真正实现了由被动角色向主动角色的历史性转变。若要同其他文化之间进行平等对话，就需要我们提振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和自主性。在全球化时代，文化面临着同质化的危险，这将直接妨碍文化多样性的维系。随着人类交往的不断拓展和深入，民族的狭隘性被逐渐打破。物质生产是这样，精神生产同样如此。现代新儒家当年所焦虑的究竟是什么？实际上，他们的焦虑无疑是一种文化的焦虑。他们所焦虑的乃是文化意义上的中国、文化意义上的中华民族面临着西方文化的同化。不解决这个问题，中国的现代化就将丧失最基本的前提。 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历史经验表明，“现代化”不应该被等同于“西方化”。探索并走出一条非西方化的现代化之路，无疑是非西方国家无法回避的历史任务。我们的现代化归根到底是中国的现代化，只有从中华文化根基上生长出来的，才是真实的、有生命的，才是中华文化主体性和自主性的表现。民族之为民族，最终是由特定的文化及其传统塑造并建构起来的。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和自主性的确立，只有通过对于自己所从属的文化及其传统的自觉体认和弘扬才能够得以实现。所以，强调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不仅不会妨碍文化的开放，反而恰恰是确立文化主体性和自主性的必然之举。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是对现代化固有局限的预警和免疫 现代化无疑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特别是对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东方大国而言，现代化更是一个绕不过去的环节。但现代化也内在地包含着矛盾，它既促成了历史的巨大进步，促进了生产力的空前发展，带来了自由、民主、平等的新理念；同时也导致了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人与自我之间的紧张乃至冲突，“全球性问题”的出现就是一个典型的历史表征。作为现代化最深刻的世俗基础，商品经济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能够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创造出巨大的物质财富，从而为整个社会的发展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也存在着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内在本性，为利己主义、功利主义、实用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意识形态提供温床，西方启蒙辩证法的历史表征就充分说明了现代化的内在悖论。从“人的发现”到“人的丧失”，都是源于同一个事实，这就是启蒙现代性。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并不是非辩证的、纯线性的、简单化的进步观，而是在逻辑脉络上呈现为通过否定之否定达成的螺旋式上升的开放的“圆”。毋宁说，它是在否定之否定基础上向出发点的复归，这才是辩证否定的基本逻辑轨迹和内在要求。马克思曾经在其《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以隐喻的方式指出：“一个成人不能再变成儿童，否则就变得稚气了。但是，儿童的天真不使成人感到愉快吗？他自己不该努力在一个更高的阶梯上把儿童的真实再现出来吗？”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强调道：“不应该特别害怕‘古代’一词。”所谓“在一个更高的阶梯上把儿童的真实再现出来”，就意味着否定之否定所达成的向出发点的复归。 这昭示我们，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决不能遗忘出发点的要求。惟有如此，才可能先行地获得对于现代性弊病的足够免疫力。从这个角度看，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恰恰能够为我们实现现代化提供某种预警作用和深刻启迪，从而对于现代性发挥其补偏救弊的重要功能。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保持文化民族性与时代性之间的必要张力 近代以降，西方进化论的观念开始传入中国并大盛，一时间成为一切变革方案的合法性来源。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被移植并应用于社会领域，严复将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译作“天演论”，刻意突出了进化逻辑，而有意无意地淡化以至遗忘了伦理原则，剩下的仅仅是赤裸裸的进化论模式了。在进化论的框架中，文化的时代性得以过分地张扬，而文化的民族性则走向隐遁。 其实自晚清以来，特别是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华文化演进所呈显的实际历史轨迹既非“全盘西化”，也非“全部保留国粹”，而是中西融会贯通的模式。完全囿于时代性而拒斥民族性，必然会陷入文化上自我迷失的误区；反之，完全固守民族性而反对时代性，则难免走向复古守旧的歧途。对于中华文化的健康发展来说，这两种模式不仅在理论上是片面的，在实践上也是有害的。当年毛泽东同志曾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与中国革命经验的马克思主义化，这种“互化”正是在文化民族性和时代性之间保持均衡的成功范例。马克思主义无疑代表着文化的时代性诉求，而中国化则意味着本土化诉求，它为文化的民族性所决定和建构。在文化意义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身就体现着文化时代性与民族性的有机统一。从文化层面说，普遍性对应于时代性，它意味着不同文化之间的可通约性；特殊性则对应于民族性，它意味着不同文化之间的不可通约性。 为了在文化的时代性和民族性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我们今天需要格外标举民族性维度。因为自新文化运动以来，激进的反传统主义提出“打倒孔家店”，把中国的落后完全归咎于传统文化的失效。在文化的时代性与民族性之间出现倾斜和失衡的情形下，我们有必要凸显被遮蔽和被忽视的方面，使之归于均衡。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是当代中国文化自信的内在需要 一个民族的文化自信究竟来自何处？除了受制于文化“硬实力”的不断增强之外，文化自信还取决于本土文化传统在当代价值的日益自觉和不断彰显。离开了固有的文化传统，纵然有再多的物质财富积累，也谈不上真正的文化自信。说到底，文化自信取决于一个民族的文化底蕴。 中国拥有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史，是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能够使自身文化延续至今的国度。这种悠久历史本身就能够展现出中国传统文化所特有的适应能力、包容能力和同化能力。中华文化历经五千年而绵延不绝，能够在不断损益中保持中华文化的特质、根性和道统，这本身就是世界文明史上的一个奇迹。一个民族的文化自信之建立，无疑需要多方面条件的配合，需要文化“硬实力”和“软实力”的支撑；但弘扬本民族文化及其优秀传统，以彰显其时代价值和积极意义，无疑是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一个民族只有拥有文化自信，才能真正拥有开放的眼界、宽容的胸怀和学习的勇气，去接纳一切外来文化中有价值的成分，并能够同一切外来文化进行平等对话和建设性互动。 【参考文献】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②[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