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晋穆帝永和九年（353），王羲之与谢安一众42人雅集兰亭，流觞曲水，赋诗怡情，各有所咏。酒酣耳热之后，众人拟将诗作结集，共推王羲之为序。右军先生欣然命笔，洋洋洒洒，有如神助，文墨高妙，为后人留下传颂千古的书法和散文名篇。 雅集当日，不仅有王羲之所作序，存世的还有与会诸人所作“兰亭诗”41首及孙绰序1篇。仔细研读、梳理这些诗文，会发现他们同王羲之《兰亭序》在思想和内容方面存在高度一致性，可从另一角度证明《兰亭序》确真无疑。 一、“兰亭诗”与王羲之儒道杂糅思想相呼应。王羲之本人崇儒爱道，《兰亭序》表现了其思想特质。在41首兰亭诗作中关涉儒家的有：王羲之：“咏彼舞雩，异世同流”；谢安：“伊昔先子，有怀春游”；孙绰：“春咏登台，亦有临流”；桓伟：“宣尼邀沂津，萧然心神王。数子各言志，曾生发清唱。”上述吟咏，乃《论语·先进》所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关涉道家思想更多，如谢安：“万殊混一象”；孙统：“罔悟玄同”；王凝之：“庄浪濠津”；王彬之：“得意岂在鱼”；王徽之：“先师有冥藏”；庾友：“冥然玄会”；虞说：“行浪濠粱间”；孙嗣：“临流想奇庄”；曹华：“解结遨濠粱”等。 刘勰《文心雕龙·明诗》曰：“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虽是论宋初文坛，但也指出东晋时期诗文创作的玄言特质。士大夫阶层儒道一体的思想，是魏晋玄学发展的基础，也是道教逐步成熟在精英阶层思想观念上的反映。  二、“兰亭诗”是《兰亭序》创作的思想基础。《尚书》曰：“书序，序所以为作者之意，昭然义见，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依据如此作序的原则，《兰亭序》应对“兰亭诗”有全面的反映，事实确亦如此。 我们选取《兰亭序》中部分词句与41首“兰亭诗”和孙绰序进行对比，同一雅集、同一场景、同一季节，共同吟咏，明显有高度吻合之处。 1.暮春。王羲之：“欣此暮春”、“三春启群品”；魏滂：“三春陶和气”；孙绰序：“暮春之始”。 2.崇山峻岭。谢安：“森森连岭”；孙绰序：“高岭千寻”。 3.茂林修竹。谢万：“寓目高林”“碧林辉杂英”“修竹冠岑”；孙绰：“修竹阴沼”“婴羽吟修竹”；徐丰之：“清响拟修竹”；孙统：“疏竹间修桐”；袁峤之：“四眺华林茂”；华茂：“林荣其郁”。 4.清流激湍。王羲之：“俯看绿水滨”；谢万：“谷流清响”；孙绰：“穿池激湍”；徐丰之：“俯挥素波”；孙统：“回沼激中逵”；王肃之：“渌波转素鳞”；王彬之：“渌水扬波”；王徽之：“鳞跃清池”；袁峤之：“激泉流芳醪”；华茂：“浪激其隈”；魏滂：“驾言映清澜”；谢怿：“回波萦游鳞”；王玄之：“幽涧激清流”。孙绰序：“乃藉芳草，鉴清流”。 5.流觞曲水。王羲之：“三觞解天刑”；孙绰：“连汎觞舟”；徐丰之：“零觞飞曲津”；孙统：“因流转轻觞”；王肃之：“吟咏曲水濑”；华茂：“汎汎轻觞”。 6.惠风和畅。王羲之：“和气载柔”；谢安：“微风扇轻航”；谢万：“光风扇鲜荣”；孙绰“流风拂枉渚”；徐丰之：“希风永叹”；孙统：“泠风飘落松”；王凝之：“絪緼柔风扇，熙怡和气淳”；郗昙：“温风起东谷”。  20世纪70年代，兰亭论辩时，有人提出“夫人之相与”以下167字为后添。从《兰亭序》和雅集众人诗作高度吻合的儒道思想和词句来看，序切实地反映了“夫人之相与”以下内容。既然前段为右军所作，后面的也不会有问题。逯钦立先生在《兰亭序是王羲之作的，不是王羲之写的》一文中把《兰亭序》与王羲之本人所作“兰亭诗”进行精确对比，发现二者思想和文义契合度甚高。他得出结论：“世传《兰亭序》或者说《晋书》王传的兰亭宴集序文，符合王羲之的思想和生活情况，是王羲之作的文章，不是后人假造的，后人也是假造不出来的。”本文又将《兰亭序》与众人诗作做一比较，结论与逯钦立先生“若合一契”，忝为逯先生观点的补缀。 三、王羲之“清贵”“骨鲠”的个性，是书风突变的内因。有人质疑《兰亭序》不是晋人书法风格，乃唐楷形貌。颜之推说：“梁氏秘阁散逸以来，吾见二王真、草多矣，家中尝得十卷。”（《颜氏家训》）若不是梁朝败亡，这些书迹庋藏秘阁，见者寥寥，《兰亭序》到唐时现世未足为怪矣。王羲之《兰亭序》问世后，没有古书气象，“姿媚”有余，古朴不足，并不为时人所重。 魏晋南北朝时，“书圣”并非王羲之，而是指皇象、胡昭和张芝。葛洪《抱朴子·内篇》说：“世人以人所尤长，众多不及者，便谓之‘圣’。故善围棋之无比者，则谓之‘棋圣’，故严子卿、马绥明于今有棋圣之名焉；善史书之绝时者，则谓之‘书圣’，故皇象、胡昭于今有‘书圣’之名焉。”相传皇象的书迹有《天发神谶碑》《文武帖》《急就章》等。胡昭书迹不见传世，其事迹附在《三国志》管宁传后，记载甚少，“善史书，与钟繇、邯郸淳、卫觊、韦诞并有名，尺牍之迹，动见楷模。”梁庾肩吾《书品序》载：“善草隶者一百二十一人，伯英以称圣居首。”因《兰亭序》在唐以后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书圣”渐渐成为王羲之代称。  在历史发展进程中，领袖的作用有时是事物由量变到质变的重要推动力量，艺术也是如此。王羲之具备开创书法新风的个人特质。时人庾亮称：“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纸，过江颠狈，遂乃亡失，常叹妙迹永绝。忽见足下答家兄书，焕若神明，顿还旧观。”（《晋书》）梁庾肩吾《书品》论张芝、钟繇和王羲之书艺认为：“张工夫第一，天然次之，衣帛先书，称为草圣；钟天然第一，工夫次之，妙尽许昌之碑，穷极邺下之牍；王工夫不及张，天然过之。天然不及钟，工夫过之。羊欣云：‘贵越群品，古今莫二。兼撮众法，备成一家’。”颜之推自称书法造诣“幼承门业”，经比较他“方知陶隐居、阮交州、萧祭酒诸书，莫不得羲之之体，故是书之渊源。萧晚节所变，乃右军年少时法也。”（《颜氏家训》）陶隐居，即陶弘景；阮交州，即阮研；萧祭酒，即萧子云。张怀瓘《书断》称三人书法“各得右军一体”。 王羲之书风对后世影响至深，唐代后更受推重。孙过庭《书谱》引王羲之语曰：“吾书比之钟、张，钟当抗行，或谓过之。张草犹当雁行，然张精熟，池水尽墨，假令寡人耽之若此，未必谢之。孙氏认为这是王羲之“推张迈钟之意也。”可知王羲之对自己书法水平十分自信。在王羲之被“书圣”化之前，《世说新语》称其“国举拔萃”，“风骨清举”，“高爽有风气，不类常流”，“飘如游云，矫若惊龙”。正是这份自信，这份“清贵”，这份清高孤傲，这份书法工夫与天然兼备的个性特质，才使王羲之书法推陈出新，尽善尽美，传之千古。陶弘景《与武帝启五》曰：逸少“凡厥好迹，皆是向在会稽时，永和十许年中者。”永和九年，正是王羲之书法创作高峰时期，《兰亭序》对以往书体有所突破，实属厚积薄发、自然天成。 就近世而言，齐白石先生“衰年变法”，使创作题材和绘画色彩变得丰富，开创了中国画的新境界；启功先生熔铸古今，自成一家，“启功体”别具风采。这都是艺术形式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也充分表明艺术“领袖”在艺术领域中的引领和“开风气之先”的重要作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