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钱穆先生 大家都知中国人喜讲“中庸之道”，一般人以为中庸之道是指平易近人，不标新立异，不惊世骇俗，调和折衷，不走极端而言。然此等乃通俗义，非正确义。《中庸》上说： 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 无论何事都有两端，此两端，可以推到极处各成为一极端。在此两极端间之中间都叫做中，此一中可以有甚长之距离。所谓“中”，非折中之谓，乃指此两极端之全过程而谓之中。如言真善美，是此一极端，不真不善不美是那一极端。但此真、善、美三分，只是西方人说法。照中国人讲，此世界便是一真，不是伪，真伪不能对立。若论美丑，此世界是浑沌中立，既非极美，也非极丑。 中国文化是人本位的，以人文主义为中心，看重了人的一面，则善、恶对立不能不辨。但纵是一大圣人，亦不能说他已达到了百分之百的善。纵是一大恶人，亦不能说他是百分之百的恶。人只在善、恶两极端之“中道”上，既不在此极端，亦不在彼极端。但必指出此两极端，始能显出此中道，始能在此中道上理论有根据、行为有目标，故说“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若非执其两端，则中道无可见。真实可用者乃此中道，非其两端。此乃中国人所讲“中庸之道”之正确意义。 中国文化既是人本位的，以人文主义为中心，而现实人生中则没有至善，也没有极恶。如从耶稣教言，上帝是百分之百的至善，但上帝不在我们这一世界上。世界上只生有一耶稣，但耶稣也只可有一，不得有二。上帝之对面是魔鬼，它是百分之百的极恶，但此魔鬼似亦不在我们这世界上。我们人类，虽说具有原始罪恶，但究竟没有到极恶的地位，人究竟与魔鬼相异。从佛教言，无余涅槃不是这世界所有，人则只在此俗界，在无休止的轮回中。但此俗界究也不便是地狱。中国人讲圣贤。但孔子大圣也说： 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圣人之一生，也非百分之百尽在一至善地位上。但我们既说这个世界上有善，即不能说没有一“至善”。有善便有恶，我们不能说这世界上没有恶，便也不能说没有一“至恶”。像耶教、佛教，似乎都看重在两极端上，我们则亦要把握着此两极端，而主要运用则在此两极端之中间过程上。此一中间过程，既非至善，又非至恶。甚至有些处善恶难辨。你认它是善，我认它是恶。此等处亦会常常遇到。所以佛教、耶教所讲，似乎偏在高明处，而中国人所讲，则偏在中庸处。但抹去了其高明处，则中庸亦难见，故曰“极高明而道中庸”。 孟子说： 舜之居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其所以异于深山之野人者几希。及其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 舜之闻善言，见善行，其实亦只在深山野人中。不能说在深山野人之间便绝无善言善行，此等善言善行，当然非圣人之善言善行之比，但总不失其为是善。舜则一有感触，反应明快，一切所见所闻的善，便会集中到他身上来，舜则在野人中成了一善人。孟子又说： 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 可见舜之善都是从此世界人群中取来。人有善，我能舍己从之，与彼同有此善。此等善，皆在细微处，暗昧处，积而盛大光明，舜便成了大圣。《中庸》上亦说： 君子之道，行远必自迩，登高必自卑，夫妇之愚不肖，可以与知能行。及其至，虽圣人亦有所不知不能。 当知此处说的君子之道，便是中庸之道。中庸之道可以由夫妇之愚不肖直达到大圣大贤。并非在中庸之道之中只包括愚不肖，不包括大圣贤。又当知愚不肖与大圣贤，亦即在此中庸之道之两端，此两端一贯相通，并非相反对立。 根据上述，再进一步申说，从愚不肖到大圣贤，此一中间过程，当然有很长的距离。今不论你站处近在那一端，若近在恶的一端，只要你心向善，只动一步或一念向善，则此一步一念便是善。如你原来站近善的一边，但你一步一念向了恶的那一边，此一步一念也即是恶。孟子说： 物之不齐，物之情也。 每一人的聪明智慧，家庭环境，生来就不同。或生长在圣贤家庭，他的环境教育当然是善的了。若他只动一念向相反方面，他那此一念也就是恶。或生在土匪家庭，他的环境教育当然是恶了，但他果动一善念，他那动念时也就是善。 人在一刹那间都会有一念，在那一念上便可有“善”“恶”之分。因此人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向上；一条是堕落。所谓“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我们讲善恶，应在此人生过程中，每刹那，每一秒钟之每一动念上分。这才是我们中国人所讲的“中庸”之道。 中庸之道要使愚不肖能知能行，亦将使大圣贤有所不知不能。纵是愚不肖，也该在自己一念之微上戒慎恐惧。纵使是大圣贤，也不能不在他一念之微上戒慎恐惧。刘备诫其子说： 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中庸》上说： 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 那隐微处，在别人无可代他用力处，在每一人之独处，最是那中庸之道之存在流行处。 中国人又说：“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诸位说这话是不是太严了？但依中庸之道讲，这话一点也不严。人在自然界中本也是一禽兽，可是从人道言，人在每一刹那，每一秒钟，每一念间，却都可以向着圣贤一边，或向着禽兽一边。这话要我们慢慢体会。如此所说，也可谓禽兽在这一极端，圣贤在那一极端，人则在此两端之中道上。你说我是禽兽，我可不承认。你叫我作圣贤，我也不敢当。 但当知圣贤难做也易做，难易又是两端。天下没有极易的事，也没有极难的事。你说它难，便有一个易；你说它易，又便有一个难。孔子说：“圣则吾不敢”，这固是大圣人之谦辞，但也见圣人难做。颜渊说：“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这也是讲的圣人难做。但孟子说：“人皆可以为尧舜”，“是不为，非不能”，此又是说圣人易做。 宋代理学家中，朱子讲圣人难做，陆象山却讲圣人易做。明代的王阳明走象山的路，也说圣人易做。王学讲到后来，说到满街都是圣人。有一位罗近溪，正在讲堂讲学，正讲每人可以作圣，有一端茶童子进来，听讲人问，那童子是否也能做圣人？罗说，他早就是圣人。为何呢？那童子的职务是端杯，他把茶小心谨慎地端来，没有泼，没有翻，端上讲台，目不邪视地走了，那已百分之百尽了他的职。纵使要孔子来端这茶，孔子也这么端，不会比这童子端的更好，这已是止于至善，不能不说他已是一圣人。这也是讲圣人易做。 人在社会上，职业有高下，却非人的品格之高下。抬轿是低职，坐轿的人是高了，但不能大家都坐轿，没人抬。我们只能说能尽职的是高，不能尽职的是低。端茶抬轿，能尽职，便是高。能尽到十分，那便是圣人。饮茶坐轿，不能尽职却是低，反不能和端茶抬轿的相比。中国人讲的中庸之道，要你端茶抬轿能尽职，岂不易吗？但要你治国平天下能尽到十分职，那岂不难吗？ 责任有难有易，难的责任不能尽，不如退而尽其易。孔子不能救春秋；孟子不能救战国，退而讲道，却救了后世。后世群推孔子孟子为大圣贤。那端茶童子要他登台讲学，他不能，但他能尽了他端茶之职与道。就此一端上，罗近溪说他已是圣人，也非无理。诸葛孔明说：“淡泊可以明志，宁静可以致远。”那端茶童子却能淡泊，能宁静，定心做一端茶童子，不想奔竞他所不能尽之职。若使人人如此，那社会也就不同。 佛教讲成佛，是不易的，要成佛，先要做菩萨。做菩萨有十地，从一地菩萨做起，有十个不同阶段，一生来不及，再待下世转生，不晓得要再经历几代几生，还未到达成佛阶段。这道理是高了，但不是人人所能。中国人来讲佛道，却讲成“即身是佛”，“立地成佛”，又从极难处通到极易处。这虽像是惊世骇俗之谈，却也是中国人所讲的中庸之道。 中国的高僧们，把佛教“中庸化”了。甚至不须出家，不须关在和尚寺里尽打坐，禅宗祖师们便是讲了这些话。如此推说，今天诸位上飞机空中去，即是一番大修养。下了飞机，若能懂得你在驾驶飞机时那一番心态，善保勿失，诸位实也可以成佛做圣人。若诸位不肯信，那则是道在迩而求诸远，只有入深山禅院中去，始可成佛。只有枕经藉史、博古通今，始可作圣。既不是人人可能，亦即非中庸之道。 中国人讲的中庸之道，要从人人所能，做到人人所不能处去。要从人人处处时时念念中去做，那才是用其中于民之中道。中国人讲的中庸之道，要人人能做，当下能做。人人当下可得一满足，然而仍要有一个不满足，永远不能满足。不要说各人的一辈子，纵使再隔了三千年一万年，依然不得有满足，那一道则总还在前面，还要人不断去做。不像进了天堂，接近了上帝，成了佛，进入了涅槃，便可一了百了，无所事事。但这不是中国人讲道讲得过高了，即如天地，也一般。好好的光天化日，忽然来了一阵台风，我想上帝心里也会感到抱歉，佛菩萨也会感到无奈何。《中庸》上又说： 虽天地之大，人犹有所憾。 惟其如此，所以此道无止境，永不能满足，但又要人人当下即得一满足。此一满足，乃是我们行道之第一步。此一步，即已是人生的最高境界。人要能从此一步不息不已永远向前，虽是人人能做，却谁也不能一刻不做。虽是谁也懂得当下该如何做，但又谁也不晓得永远无穷之将来又如何做得尽。在永远无穷之将来以后，还有一永远无穷之将来。则此永远无穷之将来，也将如今日般，人人可以起步，但谁也不得停步。所以中庸之道是悠远的，博厚的，高明的，人人能知能行，而又有圣人所不知不能者存在其间。此道之所以可久可大。则正在此。 *本文节选自钱穆《中华文化十二讲》，标题为编者所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