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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汉学家罗威廉具有争议的著作《红雨：一个中国县域七个世纪的暴力史》中译本近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书按照长时段理论，研究了从元末农民大起义一直到20世纪三十年代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湖北麻城的社会暴力问题。这种“长时段”和小地域的结合使得这本书挑战了一般著作的历史分期，由点及面地透视中国政治社会变迁，并暗示暴力具有超越朝代和政权的恒久性。作者对麻城地方史的细致研究，也使得本书深化了前人对地方社会的认识，在叙事中凸显出各阶层对暴力的感知，早颇具张力的氛围中给读者展示出了一幅精彩的历史画卷。 罗威廉（William T.Rowe），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系教授，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当代美国著名汉学家之一。主要研究方向为东亚史、城市社会史。著有《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和《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和社会共同体，1796-1895》，《救世：陈宏谋与十八世纪中国的精英意识》、《红雨：一个中国县域七个世纪的暴力史》。 关于罗威廉这部著作的商议性评述，可见王笛发表在《中国图书评论》（2008年1期）上的文章《寻找中国革命的历史土壤》。另易鑫对罗威廉的中国城市研究著作也有较详述评，特将后文摘登如下，供学者参阅。 The western experience and historical reality in China study——A report of the book Yi Hsin易鑫 一、作者 罗威廉（Williams T Rowe）受业于韦慕庭（C. Martin Wilbue）教授、詹姆斯·波拉切克（James Polachek）教授和黎安友（Adrew Nathan）教授，[1] 现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美国《晚期中华帝国》（Late Imperial China）杂志主编。其实，罗威廉教授的正式头衔是John and Diane Cooke Professor of Chinese History ，他同时也是美国《现代中国》(Modern China)和《城市史杂志》(Journal of Urban History)的编委。[2] 在美国的中国史学界，罗威廉教授可谓是一个多产作家，迄今为止共出版了四本专著，而且每本都是大部头。他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关于汉口的两部名著被公认为里程碑式的研究，另外，分别于2001年和2007年出版《救世：陈宏谋与18世纪中国的精英意识》（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和《红雨：一个中国县七百年的暴力史》(斯坦福大学出版社)。[3] 二、主旨 晚期中华帝国是一个“停滞”的社会，这在西方和中国都是十分流行的观点。黑格尔的“一个无历史的文明”、马克思的“密闭在棺材里的木乃伊”、以及中国史家的“闭关自守”无一不是这种认识的反映。然而，罗威廉教授是针对这种观点的最尖锐的批评者之一。1984年和1989年，他在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先后出版了《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和《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和社会共同体，1796-1895》，以坚实的资料和严密的论证，证明了马克思·韦伯所谓中国“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城市共同体”的论断是对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极大误解。在1993年于承德召开的中英通使二百年学术讨论会上，他以“最强的措辞”与《停滞的帝国》的作者、法兰西研究院院士阿兰·佩雷菲德（Alain Peyrefitte）进行了交锋。罗威廉的著作集十余年研究之心血，无论从学术水平还是从篇幅规模而论，均可称为巨著，可以说是他对“停滞论”的一强有力的回应。[4] 全书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PART 1）The emporium囊括前六章，分别为：1、Hankow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2、The trade of hankow;3、The salt trade of Hankow;4、The tea trade;5、Credit and finance in Hankow;6、The state and commence。第二部分（PART 2）Urban social organization由后四章组成，分别为：1、Local origin an immigrant city;2、Guild structure;3、Guild function;4、Guilds and local power。该书是罗威廉教授在哥伦比亚大学做博士论文时开始的关于19世纪汉口的两部分研究的第一部分。两本关于汉口的著作是连贯的，上部介绍了晚清汉口的相关情况，主要讨论了汉口的商业和行会及其相关问题，下部的关注中心的汉口的社区冲突。作者关注汉口的原因是“Hankow was a notoriously violent place; nevertheless, it was also remarkable for the degree to which the temptations to divisiveness and conflict were overcome, and to which the city genuinely worked as a social unit. It is this aspect of local history that I have chosen to emphasize here.”[5] 汉口作为中国内陆的一个城市不同于上海和广州，由于西方势力进入得较晚呈现出相对别样的发展态势，正如书中所要探讨的一样，在西方势力进入以前，汉口已经发展到了晚清中华帝国城市化的最高水平，而并非是韦伯及其信奉者所认为的那样的一个“停滞的、缺乏活力的城市”。作者选取了汉口贸易中若干具有代表性的商品和行货进行了细致而深入的分析，并指出“Nineteenth-century Chinese society was not stagnant, listlessly awaiting the shock of foreign irritants against which to react or foreign models to emulate. When it came, that shock was real. In Hankow, it was first severely felt in the 1890’s, and the resulting changes in all aspects of the city’s life were enormous. But during the preceding century, Hankow society had also been changing, along a course dictated by the internal logic ofChina’s own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Nearly all the specific changes identified in this study can be explained independent of the arrival of the West; to the extend that the Western presence was felt in the city after the opening of the port in 1861(and perhaps even before that year),for the most part in simply reinforced these ongoing trends.”同时，还将汉口在西方进入前的社会变化总结为四个方面，即“commence, personal identity, social structure and social organization.”。[6] 在上篇述及行会时，罗威廉教授列举的四个具有代表性的药材贸易行会、木材贸易行会、茶叶公会、钱业公会和盐业公所，并指出了其共同而又相异的地方。共同之处在于在商业发展中，汉口聚集了大量外地商人，在激烈的竞争中，同乡会组织盛行，而随着商业利益的趋势，这种同乡的行会组织逐渐被同业的行会组织所替代，也是经历的业缘取代地缘的这一过程。不同之处在于1、药材、木材贸易行会的成立是为了解决同业间的厉害冲突而扩大行会组织的；2、茶叶公会是为了茶商的共同利益（即抗英斗争）而组建而成的；3、钱业公会的主旨是发展商也和稳定金融市场；4、盐业公所在太平天国后期对社会重建和繁荣汉口商业中起着重要的作用。[7] 通过对行会的考察，罗威廉教授得出来一个结论：“during our period a process of privatization was under way in the commercial life of Hankow.”[8] 指出在商业活动中，国家已被排除在制定规范贸易各方之制度的权威之外，然而国家与商业、官员与商人之间的联系是相当复杂的。关于帝国的商业政策，已有的学术观点可以分为四种倾向，罗威廉教授将其命名为：“抑制”、“忽视”、“勾结”和“鼓励”。通过对运输税、官方经纪人（即牙行）、商业税收、湖北省的商业政策和官商利益五个方面的考察，认为更多地材料证明了晚期中华帝国的商业政策“鼓励”的成分居多，政府更加愿意与商人建立起朋友关系，当然也是有着他们的考虑到，商人首先是追逐利益的，而国家则更多地考虑社会和谐和尽可能攫取最大利益维持帝国的开销。由于国家的税收鼓励政策，商人一方面广泛地介入商品贸易，然随着西方竞争者的压力增大，政府施加的负担越来越多，官商之间的关系也日益紧张，这种长期的不满情绪影响了对王朝的忠诚，也埋下了日后反满革命的种子。 下篇在关于城市的社会组织的讨论中，作者似乎着墨更多于汉口发生社会变化的原因，重点分析了移民城市汉口居民的地方认同感，行会结构、行会功能以及行会与地方权力。首先，在论及地方身份认同时，引用罗伯特·梅尔森（Robert·Melson）和霍华德·沃尔普（Howard·Wolpe）在《现代化和地方自治主义政治：理论探索》一文中关于文化各层级的观点，认为“共同的变革使得社会身份逐渐层累而不是替代”。正如日本社会学家指出的那样，中国人认为不可能再几个群体中决定哪个群体是最重要的。只要群体性质不同（就像出身身份和特意选择的汉口地方身份），中国人就看不出有什么矛盾，认为同时属于不同的群体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施坚雅所指出的“在城市居住的几代时间内，家乡的特征还是很明显”固然是一个事实，然而背后的原因却是经济利益的驱动。作者指出，从他们（汉口行会）参与各种慈善活动和公益事业中，至少可以看出，他们越来越认同自己的客居地方身份。但是，至少是为了一些功利目的的，如找工作或获得城市里同乡的物质和金钱帮助，多数本地的汉口居民仍和家乡地区保持联系。[9] 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行会的结构和组织也发生着变化，主要呈现出以下四种趋势：1、在新建立的行会中，越来越倾向于以“同业”取代“同乡”作为吸纳成员的标准；2、在现存行会中，成员的标准放松了，在地缘与同业两方面都放宽了限制；3、越来越频繁地合并成为复合式行业组织；4、合并为复合式地缘组织也变得更为经常。[10] 发生这些变化的原因作者认为是：1、乡土观念与乡土联系正在弱化；2、组织理性化发挥着重要作用；3、商人在帝国晚期市场上累积的经验。与行会结构发生变化同步发生的便是行会功能的变化，作者将行会的社会功能归结为四个方面：1、文化功能；2、商业功能；3、团体功能；4、社会服务功能。而这些功能并非一成不变的，随着商业和组织的发展也在发生着变化和日益完善，如从最初的同乡会间的相互竞争到后期的共同缴纳会费以维持行会的公共开销。但从作者所引用的大量事实材料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到，这些功能全部是为了行会的商业利益服务的，如汉口官煤船户公所定期聚会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祈求其业主神保护他们的安全，并赐福给他们。又如山陕会馆之所以把关帝庙宇建得富丽堂皇，照他们的话说便是试图向来自全国各地的商人群体展现本行会信奉的神有着非凡的伟力。这些所谓的文化功能，其实是一种商业宣传的手段，我们只能说，这些做法客观上起到了重塑文化象征和弘扬地方文化的作用，而并非其投资于此的主要目的所在。包括行会对社会的捐助，我们也可以视为一种自我保护的手段，由于赞助了地方公共设施，行会便成为了社区与官方之间的媒介，原因即如罗威廉教授所指出的“汉口行会之所以承担起街区为中心的慈善责任，另一个原因是由于它是所在街区地产的所有者”，[11] 而这些社会捐助还呈现出扩散趋势，从某个社区扩大到整个城市，从某一具体公共事业扩大到社会各项公共服务上。 组织的发展及其功能的多元化，也意味着汉口行会逐步发展为一种地方力量。随着行会对社会经济、生活的介入的深入，其非正式合法的权力越来越大，在社会的许多方面发挥着影响，在行会内部自不待言。尤其在太平天国过后，行会所捐助的慈善项目填补了帝国地方行政的许多空白。一方面，行会出于保护自身利益的考虑，另一方面也通过此举来得到官方的保护。例如，它们往往给那些可以向他们提供通往地方和省级官府的特殊途径的、地位较高的会外赞助人，授予“会首老爷”之类的荣誉头衔。[12] 从官员的角度看，与汉口行会保持一种良好的关系，事实也证明有多方面的益处。因为，早在19世纪初，行会及其他民间力量就已经担负起社会协调与社会福利功能，因为在白莲教起义以及随后的丘陵山区不断动荡的双重打击下，当地官府与湖北省府早因财源枯竭而衰弱不堪。 在逻辑严密的讨论和分析中，作者得出如下结论：“正如韦伯所认为的那样，城市自治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要前提，大量事实证明在19世纪的汉口这种决定性变化已开始起步。明确的城市意识到兴起，自我觉醒的阶级差别的出现，经济领域中商人集体自治的不断增加，在非经济事务方面商人越来越多地承担起官方或半官方性质的责任，凡此，都显然有利于在城市领导集团中形成资产阶级。这种初生状态的资产阶级是在一个本质上属于前工业化、而只是受到很少西方影响的环境中诞生的。”[13] 三、学术影响 愚以为评价一本书或一位学者的学术影响，主要具体考察通过他的研究1、是否使得学术界的某一问题得到解决；2、提出了新的问题；3、开辟了新的学术领地；4、提供一套切实可行的新分析手段和新理论；5、激起一定范围的学术争鸣和讨论。下面，笔者拟从以上几项标准来探讨罗威廉教授关于汉口的著作产生的主要学术影响，由于受眼界和水平所限，评价难免偏颇，故任何判断皆基于所接触的材料。 马克思·韦伯认为一个中心地要成为城市，必须具备超出行政首府的功能，需要表现出如下特征：1、一个防御工程；2、一个市场；3、一个法庭；4、相关的社团组织；5、至少是部分的自治与独立，因而有一个由市民参与选举产生的行政机构。[14] 而罗威廉教授的研究目的是描述一个在全面效法值得怀疑的西方模式、进而偏离其固有发展道路、进入一个“泛文化的城市历史”发展阶段之前，中国城市的本土化发展达到最高水平的地方，希图更准确地认识城市在人类历史上的作用。[15] 针对韦伯对中国城市的错误判断，作者用大量事实证明了汉口在1796—1889年间产生了城市共同体，而官方对城市自治团体的控制亦不像韦伯所强调的是处于中央政府始终严厉控制之中的。另外，韦伯认为习惯法与集体行动的方式抑制了中国城市的发展，城市的发展仍超不出血缘和地区性行会的控制，罗威廉则指出汉口的地方认同感历经了一种变化，通过分析汉口移民的地方来源与行会结构，得出来作为“汉口人”的身份认同的增强和长期以来的原乡情节逐步消退的结论。与此同时，行会结构也在日益繁荣的商业活动和激烈的竞争中发生变化，首先是乡土区域间的边界消融，随后则是不同行业的联合和合作，最后演变成若干综合性的行会，并承担起大部分社会管理的功能。罗威廉的研究与马克思·韦伯关于中国城市的判断形成了对等待学术对话，结合汉口近百年的历史再现了面年间汉口城市组织和社会的变化，回应了西方长期以来形成关于晚清中华帝国的某些成见，并提出自己的学术见解。 在书的绪论部分，罗威廉教授提出了在他的研究中所要解决的问题，指出“中国的城市情形如何？他们与西方城市有何不同？它们可以被看作真正的城市，还是更接近于欧洲中世纪俄早期的非城市城堡？中国与西方社会发展的不同道路又会给它们带来哪些不同的影响？”[16] 显然，这些问题的设问方式都是基于作者怀疑以韦伯为代表的一派西方学者对东方社会的固有看法，并在研究中一一加以回答。 朱英指出就市民社会理论运用到中国历史研究的成果而言，“美国学者取得的成就及影响最为突出”。[17] 虽然存在着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美国学者对该理论在历史学领域里运用的反思力度是相当深刻的，而罗威廉、玛丽·兰金以及萧邦齐等人是较早运用该理论进行研究的美国学者，其学术影响力不容小觑。就国内学术界的反应而言，朱英认为受市民社会理论影响而形成的“社会与国家”这一新的理论分析框架，已越来越多地应用于近10余年的中国近代史专题研究之中，不仅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野，而且弥补了以往研究中的一些薄弱环节，同时也开辟了某些新的研究领域，对于推动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全面深入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对这一理论分析框架的应用还需要更进一步加以完善，从社会与国家”的新角度开展对中国近代史更多相关专题的实证研究也有待进一步加强。早在1997年朱英推出50万字的巨著《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以近代中国商会为主体的历史透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率先在国内提出了“国家—社会”的理论分析框架，而此前的1995年，马敏的《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华中师大出版社1995年版）也就清末民初的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提出了独到的看法。有学者认为，上述两部著作加上王笛在《历史研究》杂志1996年第1期发表的论文《晚期长江上游地区公共领域的发展》标志着国内近代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的正式展开。[18] 美国的中国近代史专家魏斐德对罗威廉著作提出尖锐批评，主要集中在罗著中关于汉口行会的自主性、地方认同的强化、政府的行政干预、公共舆论问题以及书中表述的前后矛盾之处，不过在开创性方面还是肯定了该书的学术贡献，正如魏斐德所言：“为了公平地评价该研究理路，还是应该将该成果放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中考察。”[19]Kaplan Edward H. 在关于罗著的书评中提到：“Rowe has crafted a solid piece of scholarship, using all the relevant Japanese and Chinese secondary works(although freeing them of their Weberian and Maoist-Marxist matrixes) as well as an enormous vilum of primary source material, both Chinese and European. He and his fellow revisers of Weber have now made it impossible for us to blame the peculiarities of twentieth-century China’s hobbled industrialization on some sort of ‘Orientally despotic’ distortion of her pre-twentieth-century cities, thereby clearing the way for some new explanation.”[20] 许纪霖比较赞同罗威廉的结论，认为有关公共领域的争论以及哈贝马斯的理论是否可以作跨文化的应用，这些争论所涉及到的，是一个更为后设的问题，即中国与欧洲在历史上对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和公私观念的不同理解。国家与社会、公与私，在欧洲的历史之中，是一个自明性的概念，国家与公相联系，社会与私相关联，二者之间从古罗马时代起在法律观念上，就有着明确的界限。到中世纪中期，随着自治城市的产生，出现了相对独立于国家权力的市民社会和资产阶级，并在私有财产的基础上出现了麦克弗森所分析过的“占有性的个人主义”。 然而，在中国的历史中，国家与社会、公与私的概念并不是自明的，其界限也十分模糊。一般而言，以普世王权为核心的帝国政治系统，属于国家的范围，而以地方宗法家族所组成的民间社会，属于社会的空间。不过，这二者之间并不构成欧洲那样清晰的二元空间。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古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儒家士大夫扮演了将国家与社会整合为一的中介功能。 与此相对应，传统中国的公私观念是一个道德评价性的概念，其法律界限相当模糊。正如费孝通所说，在中国人伦关系中的“差异格局”中，公和私是相对而言的，取决于个人所代表的相对利益。比如为家族争利益，对于国家来说他是私，但对于家族自身来说，又代表着公。中国的所谓“公共领域”的特点是地方绅士不议论朝廷国事，所关心和从事的地方公共事务的管理，比如赈灾、慈善、消防、水利等社会经济事务的实际管理。由于国家的资源和权力有限，地方绅士对这些公共事务的自我管理也得到了地方官员的鼓励和支持。它并不是与国家对峙的公共空间。相反地，是一种“国家权威的社会性设置”。它建立在地方性与团体性基础之上，而不是像欧洲的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那样建立在对个人权利与私人财产的保护上。换而言之，在19世纪的中国，虽然有士绅公共领域，却没有欧洲那样的市民社会。它更多强调的是地方士绅的公益精神，而非捍卫私人权益。[21] 杨念群也就罗威廉教授所论及的话题进行了反思，指出美国的中国学家并非全盘照搬欧洲传来的理论，在分析汉口城市结构时就采用了“公共空间”（Public Space），仅一词之差，便为中国现代城市的功能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于此相反，国内的城市史研究基本处于条块分割式的功能分析阶段，习惯把城市切割为政治、经济、宗教等互不相干的几个部分，却看不出城市在现代社会发展中各种因素之间的复杂关系。[22] 行龙在《人口流动与近代中国城市化研究述评》一文中指出，罗威廉关于汉口的研究将“城市人口”作为重点首先进行了讨论，涉及到汉口城市人口总量、人口移动、人口异质度增强等问题，以便展开对其冲突与社区主题的讨论。还以汉口为个案深入探讨了八、九十年代以来风靡美国汉学界的“市民社会公共领域”范畴，正如杨念群先生概括的那样：“罗威廉的汉口研究以史实勾勒出了一幅国家向社会公域让渡权益的斑斓画面。”[23] 夏明方认为，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风靡一时的市民社会理论则为人们重新发现中国基层社会的近代性增添了新的动力。它之运用于中国历史研究，首先是由美国汉学界从1980年代开始的，因其与大陆几乎同时兴起的近代商会史的研究旨趣颇有相契之处，故而在1990年代初期刚一传入大陆即引起较大的反响，并由商会组织迅速扩展到文化教育、慈善救济、医疗卫生、市政建设乃至茶楼酒馆、街头聚会等城市公共生活的各个方面。[24] 同时也提到，真正将罗威廉路线贯彻到底的大陆学者，非史界新秀余新忠莫属，尽管他也是在另一种变通的语境中完成这一任务的。根据相关的论述，他事实上是要表明这样的观点，即上述研究的倡导者和批评者均过于关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紧张与对抗，只不过一个是从这种对抗之中竭力搜寻以西方价值标准来衡量的自由民主精神和力量，一个则是从它的反面，即社会力量的壮大并不构成对国家真正的对抗这一判断中，对自由民主力量的存在表示怀疑和否定，所以他们都对“究竟什么真正是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缺乏深切的体会。[25] 综上而言，罗威廉教授对汉口的开创性著作一方面体现了美国对中国地方史研究逐步从民族志式的社区研究方法向文化分析的路向转进，[26] 另一方面也开创中国近代地方史研究的新角度。在实证分析汉口的行会的基础上，试图挑战马克思·韦伯等为代表的西方长期以来形成的“中华帝国静止观”，同时也希图回答了长期困扰学界的中国有无“公共领域”等重大理论问题。尽管有着诸多的质疑与批评，通观这项研究我们既可以看到作者扎实严谨的史料功夫（虽存在对史料误读的现象），也能体味到其宏大的理论报复，而且在罗威廉教授之后，不断的实证研究或完善这一研究路径，或开辟新的研究领地，在学术界的影响不容小觑。 四、体会 之所以将此次读书报告的标题定为《中国研究领域中的西方经验和历史事实》是有一个心理预设的，因为在平时的读书和思考中，总碰到诸如“趋新”、“尊西”等字眼，总是陷入一种怀疑和矛盾的境地中，受到柯文的“中国中心观”的影响（或许更多的是受到罗志田老师《发现在中国的历史》一文的见解影响），不由地追问近代以来中国的历史事实是否如诸多西方史家所描述的那样？我们历史的走向是否必然地走向西方所经历的那条路？同时，也看到在美国的汉学界关于中国的研究也存在着激烈的论争与交锋，各执一词，似乎都言之成理，学术成果推陈出新，顿时想起了晚清赫德的《局外旁观论》，惊叹于西方人对于我们的历史和文化的了解已经到了如此深刻的地步。如刘东在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那套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总序中感叹的那样，现在我们所面对的文明不再是某个粗蛮不文、很快就将被自己同化的、马背上的战胜者，而是一个高度发展了的、必将对自己的根本价值取向大大触动的文明。 徐中约先生他在最后一版《中国近代史》的最后一段话是这样说的：“通过改革，一种中国式的，有节制的民主政体将应运而生。如果它是某种类似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学者和政治家们所追求的那种政体——中西文化精华的结合，完全现代化的同时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它一定会为大多数中国人所接受。”[27] 徐先生以一位华裔史家独有的情怀，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走向做了如上总结，虽然不一定为大多西方人所接受，不过至少部分地解决了我些许疑惑。因为从罗威廉教授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历史的研究已经尽力在向事实的方向靠拢，至于其他方面的目的，则至少是基于事实的基础上的。 希望通过阅读西方历史著作来思考知识背后的东西是这次读书报告的另一个目的，因为任何知识都是源于对现实的思考，就市民社会这一论题而言，西方学者如洛克、黑格尔、哈贝马斯等人对“市民社会”的理解和解释或多或少都是出于对现实的关注，并最终影响现实的。如洛克从自然法的角度阐释市民社会的内涵是与当时所处的自由主义思潮相一致的，黑格尔则与洛克相反，强调了国家的强力和对社会的制约，不妨从他的生平了解其理论背景，他晚年是一个普鲁士爱国者，是国家的忠仆，安享公认的哲学声望；但是在青年时代他却藐视普鲁士而景仰拿破仑，甚至为法军在耶拿的胜利而欢欣。哈贝马斯则对公共领域转型的研究更多的关注点则是对资本主义现实政治的批判。在对“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研究和探讨中，大陆和台湾虽然都力图打破往昔的自上而下的精英式的思维路向，但重心却不尽相同，大陆表现为对“新权威主义”及“民主先导论”的精英式思路的批判而主张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互动的观点；在台湾则表现为对传统自由主义的不动员症性格的批判以及对传统左派阶级化约论的质疑进而力主以人民为基础的自下而上的抗争。[28] 下面具体到罗威廉教授的研究谈几点感受： 1、邓正来指出，大凡援引西方市民社会模式的论者，无论是取市民社会理念的批判向度，还是取此一理念的实证经验向度，都有意无意地试图在中国的历史和现状中发现或希望发现西方市民社会的现象。这种努力的最大特征之一便是预设了西方市民社会的历史经验以及在其间产生的市民社会观念为一种普世的、跨文化的经验和观念。[29] 我们在使用“现代化框架”时常常出现“倒果为因”的现像，[30] 例如将西方现代化发展的结果当作中国寻求发展的原初因素和动力，民主政治的改革也是如此，常常本末倒置地将西方民主发展的制度当作中国学习效仿的对象，而不去从现实和学理上考察和批评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那么在罗著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作者希望在18-19世纪的汉口历史中找寻与西方相类似的踪影，但好在作者并不仅仅满足于此，还详细讨论了这种类似西方因素的中国事实发生之原因和变化，这是一种“倒放电影”的在历史上寻找东西方的相似之处，虽然作者在结论中解释道：“我们在过去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未能找到我们认为是进步的指标，可能仅仅意味着那些指标只是西方发展道路上的独特指标，或者我们对这些指标所作的界定过于狭隘。同样，我们所界定的理性化和现代化过程也可能只发生在其各自拥有特性的文化情境之中。”[31] 但是，在做这项研究之前的理论预设和原初动机却暴露无遗地指向了西方历史经验的示范作用，这种因果倒置的现象不仅在罗威廉教授的研究中有所体现，也不仅仅在结论的阐发中露出痕迹，同时，在对历史事实的解释中也有强烈的西方价值烙印，如对太平天国运动和白莲教起义等的叙述。 2、前文已经述及，罗威廉教授关于汉口研究最大的学术贡献或影响不在于提供了对汉口研究的历史知识，而是将西方曾经风靡一时的“公共领域”理论运用到历史研究领域并开创了城市史研究的新路径和视角。第二点要谈的便是西方理论在中国史研究中的运用问题，因为作者的实证研究有了理论上的报复，同时也选择了马克思·韦伯最为主要的辩论对手，也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学术影响，这提醒我们，日后的历史研究将走上一条社会科学化的道路（至少在现阶段的学术体制和西方“文化霸权影响下），至于传统的“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汉书·艺文志》）的历史写作还有无出路则超出了笔者能力所能讨论的范围。我们看到，严复以及后来的五四学人在引进西方知识时有意地进行过滤（我曾在一篇习作中提出“观念的嫁接”这一思考），使之成为适合中国实际的、可以为国人所易于接受的内容，并用于各自不同的目的的历史现象似乎今天依然存在于学术界。但在罗威廉的著作中，也对“公共领域”理论进行了“改良”，王笛教授指出，罗威廉也意识到了“研究中国的历史学家对哈贝玛斯概念的使用恐怕并不会得到认可”， 他以英文public sphere作为在中国社会中有很长的历史的“公”的领域的对应词，力图以此概念为契机从一个新角度解释中国近代的历史。而他自己的研究也是严格限制在处于“私”与“官”之间的公共事业，而不是研究西方概念中的“公共领域”。[32] 魏斐德认为把哈贝马斯资产者公共领域的模式机械地套用于中国历史经验的做法无论是有意或无意都会导致某种目的论暗示，以及对含义两可的材料做片面的解释。[33] 罗威廉承认“中国没有相似的历史”以及“在晚清帝国中构设出任何类似市民社会的形态上极不可能的”，并回应到由于各种译法的不同，中国史研究中对“公”的研究还是一片空白，于是港台的一些研究者便使用了“市民社会”、“民间社会”、“公民社会”以及“文明社会”等不同译法的词汇来表达这一概念。通过对晚清帝国的一些社会经济特征与早期西方现代市民社会产生的相同的制度性因素进行比较后，认为“在一些个案中，中国与西方的经验显示出来惊人的相似，而在另一些个案中，则是不同的”，但是“并不能证明任何西方政治文化具有优越性的观点为正当。”[34] 黄宗智敏锐地看到，在罗威廉的论文里“可以看出一种新的倾向在涌动，他不再是单纯地搜寻清代与近代西方的相似之处，而是关心起两方的差异。此一取向已足够清楚：即原先导知道模式现在却可能成为理论批判断靶子。” 而这样做的优点在于“不仅凸显了表象异同点问题，而且突出了哈氏分析的深层方面”。[35] 黄宗智给予我们一个有益的提示，即与其运用西方理论来探讨中国历史的具体事实，使得我们的研究成为某个理论的地方性注脚，不如对该理论进行一番地方性的深化和拓展，这样的做法似乎于学术进步更有益，于个人学术成果更突出。其实，这也是罗威廉教授著作写作的一个策略，即对马克思·韦伯关于东方城市的观点提出质疑和反驳，在一番实证研究之后提出自己的见解，并在不断的讨论中完善和补充。 3、收获：曾经在本科阶段与同学讨论过城市的历史积淀问题，认为中国现今所谓的较发达城市都是西方殖民过的，通读罗威廉教授的书后才基本解决了这一疑惑，过去似乎忽视了西方殖民前中国城市的发展以及一系列变化（也就是费正清范式中的“西方冲击”），而西方选择开埠城市的目的是通商，肯定要有良好的经济和社会基础，而不会是盲目的。很大程度上，与其说是西方选择了该城市，不如说是该城市的自身条件吸引了西方的注意（China's response)。 最后，再次回到本次报告的标题上来，西方经验对中国而言是一种有益的借鉴，然而却并不是一种楷模，这种不自信和不甘心的心态在近代中国知识群体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今天的事实告诉我们，我们的研究若依然停留在革命式的控诉或者追随西方脚步的亦步亦趋上是危险的。正如杨念群所认为的那样，东方社会进入“现代”的一个重要过程就是要重新确立自身的主体位置，而对西方国家而言，现代性意识到构成又大多意味着非西方主题的被剥夺。东方社会想要重建主体的感觉就不是仅仅靠在对抗西方中发现自己的位置，而是在现代性划地为牢的规定之外，发现自己曾经存在的独特生活线索和空间形式。[36] 在历史研究的现实和理论层面，任何带有目的论色彩的、非历史的主观愿望式的描述中国历史，都是我们所不能允许的，因为“秉笔直书”是史家特有的职业性格与职业魅力，正式由于这样的职业特征，历史学家才被赋予了一项特权，他们可以“裁断往事，臧否人物”，获得这项工作特权是史家的职业幸运，也是社会对史家“秉直”性格的信任和奖誉。 『相关文献』 【德】哈贝马斯著，童世骏译《在事实与规范之间》，三联，03 【德】哈贝马斯著，曹卫东译《交往行动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04 【德】哈贝马斯著，曹卫东译《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学林出版社，04 【德】马克思·韦伯著，康乐译《非正当性的支配——城市的类型学》，广西师大，95 邓正来：《市民社会与国家——学理上的分野与两种架构》，《中国社会科学季刊》，93/3 邓正来：《市民社会理论的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02 邓正来：《邓正来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李佃来：《公共领域与生活世界———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理论研究》，人民出版社，06 景跃进：《市民社会与中国现代化：学术讨论会述要》，《中国社会科学季刊》，93/5 史明正：《美国学者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91/5 张仲礼、熊月之主编：《中国近代城市发展与社会经济》，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99 王笛：《近代美国关于近代中国城市的研究》，《历史研究》，96/ 1 马敏：《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天津人民出版社，95； 马敏：《试论晚清绅商与商会的关系》，《天津社会科学》，99 朱英：《关于晚清市民社会研究的思考》，《历史研究》，1996 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三联，05 冯筱才：《中国商会史研究之回顾与反思》，《历史研究》，01/5 许纪霖：《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形态、功能与自我理解----以上海为例》，《史林》,03/2 卢汉超：《美国的中国城市史研究》，《清华大学学报》，08/1 王铭铭、王斯福主编：《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97 谢晖、陈金钊：《民间法·第二卷》，山东人民出版社，03 梁治平：《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中国政法大学版社，96 [1] Williams T Rowe: Hankow: Commence and social in a Chinese cit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reface. [2] 王笛：《罗威廉著<救世：陈宏谋与十八世纪中国的精英意识>》，《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 [3] 罗威廉教授相关著作：William T．Rowe，Saving the World：Chen Hongmou and Elite Cortsciousnes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另外两本著作是Hankow：Commerce and Socie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89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Hankow：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95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参见王笛：《寻找中国革命的历史土壤》，《中国图书评论》，2008年第1期。 [4] 王笛：《罗威廉著<救世：陈宏谋与十八世纪中国的精英意识>》，《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 [5] Williams T Rowe: Hankow: Commence and social in a Chinese cit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6] Williams T Rowe: Hankow: Commence and social in a Chinese cit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341. [7] 彭雨新、江溶：《十九世纪汉口商业行会的发展及其意义——<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 1795—1889年)>》，参见罗威廉著，彭雨新、江溶、鲁西奇译，《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译者代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 [8] Williams T Rowe: Hankow: Commence and social in a Chinese cit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177. [9] Williams T Rowe: Hankow: Commence and social in a Chinese cit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250. [10] Williams T Rowe: Hankow: Commence and social in a Chinese cit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276. [11] Williams T Rowe: Hankow: Commence and social in a Chinese cit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318. [12] Williams T Rowe: Hankow: Commence and social in a Chinese cit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334. [13] Williams T Rowe: Hankow: Commence and social in a Chinese cit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345. [14] Williams T Rowe: Hankow: Commence and social in a Chinese cit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2.,Introduction. [15] Williams T Rowe: Hankow: Commence and social in a Chinese cit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13-14, Introduction. . [16] Williams T Rowe: Hankow: Commence and social in a Chinese cit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3-4, Introduction. . [17] 朱英：《近代中国的“社会与国家”：研究回顾与思考》，《江苏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 [18] 在“国家—社会”理论分析框架下进行的实证研究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和21世纪初期出现的，涉及的领域更为宽泛，如对公园的研究、城市街区的研究、庙会的研究、博物馆的研究、公共舆论的研究、近代社会群体的研究、法律史的研究和近代文学公共领域的研究。其中，赵世俞、刘志伟、郑振满和陈春声的研究称得上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和前沿性。参见朱英：《近代中国的“社会与国家”：研究回顾与思考》，《江苏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 [19] 魏斐德：《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问题的论争》，见黄宗智主编：《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20] Kaplan Edward H..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Oct85, Vol.90 Issue 4, p994, 3/5p; (AN 5619012) [21] 许纪霖：《都市空间视野中的知识分子研究》，《天津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 [22] 杨念群：《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范式转变与中国史研究的现实处境》，见黄宗智主编：《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294页。 [23] 行龙：《人口流动与近代中国城市化研究述评》，《清史研究》，1998年第4期。关于该书的书评，参见杨念群：《“市民社会”研究的一个中国案例——有关两本汉口研究著作的论评》，载《中国书评》，1995年5月总第5期。 [24] 夏明方：《十八世纪中国中国的“现代性建构”——“中国中心观”主导下的清史研究反思》，《史林》2006年第6期。 [25] 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 -20页，第286-288页，第349-352页。 [26] 杨念群：《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范式转变与中国史研究的现实处境》，见黄宗智主编：《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304页。 [27] 许中约：《中国近代史》，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年1月版，第607页。 [28] 【英】J.C. Alexander、邓正来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15页。 [29] 【英】J.C. Alexander、邓正来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19页。 [30] 【英】J.C. Alexander、邓正来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451页。 [31] Williams T Rowe: Hankow: Commence and social in a Chinese cit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344. [32] 王笛：《对关于“公共领域”研究批评的回答——兼谈史学批评的规范问题》，《开发时代》，2001年第12期。 [33] 【英】J.C. Alexander、邓正来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425页。 [34] 罗威廉：《晚清帝国的“市民社会”问题》，参见黄宗智主编：《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90页。 [35] 【英】J.C.亚历山大、邓正来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426页。 [36] 杨念群：《空间·记忆·社会转型——“新社会史”研究论文精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