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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辞海》中，典籍被定义为“国家重要的文献，亦统称各种典册、书籍”。浩如烟海的典籍作品是中国文化的主要载体。中国文化要“走出去”，典籍翻译是重要一环。在典籍翻译研究领域，我们把所有能够体现中国文化精髓和核心价值观的优秀作品都纳入中国典籍的范畴。其中，既包括文学思想类作品也包括科技艺术类作品，既包括古代作品也包括现当代作品，既包括汉族作品也包括少数民族作品。要将这些文化负载量极大的中国典籍译成外语介绍给世界，尤为不易。这既需要高超的技术水准，更需要巧妙的艺术手法。 据统计，中国典籍的集中翻译出版，始于1981年的“熊猫丛书”和1992年湖南出版社的《汉英对照中国古典名著丛书》。目前国内有30多家出版社参与此类书籍的出版，如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的《外教社中国文化汉外对照丛书》、湖南出版社的《汉英对照中国古典名著丛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的《大师经典文库》、山东友谊出版社的《儒学经典译丛》、外文出版社的《汉英经典文库》等，以及自1995年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等部门组织30多家出版社编选翻译的《大中华文库》。纵观近年来中国典籍翻译作品的出版，确实为助力中国文化“走出去”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我们也发现，尽管这类书籍出版的总量不少，但真正“走出去”的还比较有限。多数译本仅用作国内读者语言学习或学术研究的资料，而国外读者能见到的数量、种类以及接受度等都不甚理想。 在对中国典籍翻译的研究上，研究内容从最初仅限于古代汉族文学类思想类典籍，逐渐拓宽至包括古代和现代的科技类、艺术类作品以及少数民族作品，并有对典籍翻译规律的探索、技法的归纳以及理论的专门研究。 在少数民族典籍翻译领域，大连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和广西百色学院外国语学院做了很多工作，取得了较大的成绩；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王宏印教授带领的研究团队近年来也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中华民族典籍翻译研究”丛书；每隔两年召开一次的全国少数民族典籍翻译学术研讨会至今已举办过四届，参会议题涉及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赫哲族、畲族、壮族、苗族、傣族等的典籍、民歌和民俗翻译。无论是研究视野的拓展还是理论深度的挖掘都有所推进，这都有助于将少数民族作品更好地介绍给世界。 作为对外传播的重要途径，典籍翻译有其自身的特点和规律。为推动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做好典籍翻译工作。 首先，典籍翻译需要培养高水平的翻译人才。不同于应用型翻译和一般文学作品的翻译，中国典籍因其内涵的丰富性而具有很高的翻译难度，要做到准确无误的理解和贴切流畅的外语表达很不容易，因此要求从事中国典籍翻译的译者必须精通中外两种语言和文化。同时，要翻译什么类别的作品，最好先要成为该领域的专家。换句话说，我们需要培养的是既精通两种语言和文化又懂得专业知识的研究型译者。 在注重培养本国译者的同时，还需要调动海外汉学家翻译中国典籍的积极性。一国文化在其他国家的接受在很大程度上要依托目标语国家和民族的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来推动和完成。纵观中国典籍的对外传播历史，最初的译介者也都是以利玛窦、理雅各和卫礼贤等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后来西方汉学家译介中国典籍则是由于对中国文化产生兴趣，进而带有浓厚的学术研究性质。因此，海外汉学家是世界各国传播中国文化的重要使者。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文化“走出去”需要进一步发挥世界各国汉学家的作用。 其次，典籍翻译还需要选择恰当的翻译方法。一部译作在译入语文化中能否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与其所用的翻译方法有很大关系。谢天振指出，中西文化交流存在“时间差”和“语言差”，“中国人积极主动地译介西方文化至今已经持续了一百多年的历史了，而西方人对中国开始有比较全面深入的了解，也就是中国经济崛起的这二三十年的时间。另一方面，操汉语的中国人在学习、掌握英语等现代西方语言并理解与之相关的文化方面，比操英、法、德、俄等西方现代语言的各西方国家的人们学习、掌握汉语及理解相关的中国文化要来得容易。”（傅小平：《中国文学“走出去”：亟须跨越认识误区》）。所以，在选择要翻译的典籍、确定译文的文体风格时，需要综合考虑这些情况。外国读者对中国文化的接受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大批量的全译本不一定适合当下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实际情况，实践证明，大而全的译本在国外的接受效果也不甚理想。 当前我们不妨采取不同的译法，如选译、编译、改写等，先在国外培养一定的译本接受基础与受众，待时间和条件成熟，再过渡至大批量、大规模的全译本。如现代出版社翻译出版的蔡志忠《中国传统文化经典》漫画系列和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的汉英对照“中华传统文化精粹”系列丛书，均采取了选译的形式，删除了原作中晦涩冗长的篇目，并且增加了白话翻译、中文注释、汉语拼音、经典名句等栏目，取得了不错的传播效果，可以为今后的典籍翻译提供参考和借鉴。 再次，翻译的典籍要想被其他国家的读者所接受，也需要拓展对外传播渠道。有时候典籍翻译和对外传播的效果不理想，很大程度上不是译者责任，而是外国读者不容易接触到这些译本。因此，要使中国的文化典籍为世界所接受，除了解决语言差异和文本翻译问题外，更需要与国外权威的出版发行机构配合与协调。 拓展国外出版发行渠道，与国际上有影响力的出版社合作，是各种类型的文化典籍对外译介和传播的决胜环节。近年来，随着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的逐渐展开，国内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这一问题，也有一大批典籍译作已经或者正在联系国际知名出版社出版发行。此外，典籍的对外传播不应一味强调原文本的价值，即以书面译本输出为唯一方式，还可以针对不同受众群体，推动不同形式和不同层次的传播，如影视、音乐、动漫、戏剧表演等，从而开拓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传播渠道。 最后，推进中国典籍翻译工作需要建立完善的翻译和传播质量评价机制。将中国典籍译成外文推送至国际市场并被外国读者接触到，这并不意味着它所承载的中国文化就完成了走向世界的任务。译作在译入语国家中的接受程度，才是典籍翻译对外传播效果的最终衡量指标。所以，我们还需要建立和完善中国典籍海外翻译与传播质量评价机制，进行后续跟踪与质量测评，以改进对外传播的方式、方法和途径。由于这一工作主要依赖海外市场的数据，所以更需要国家政策法规、人力物力的支持，以确保中国文化“走出去”后真正进入国际社会，被其他国家的读者了解和接受。 中国典籍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主要传承方式和重要载体，它的翻译质量与对外传播效果决定了中国文化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进而影响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成效。总结经验、弥补不足，可以从以上四个方面着手推动典籍翻译工作，以促进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 （本文系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视觉模态下的昆剧《牡丹亭》英译研究”（2016SJB 740027）阶段性成果） （作者朱玲，单位：苏州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