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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学勤先生走了。 记得春节后的一天晚上，在陪杨师、师母同几位客人吃过饭后，又陪他俩儿步行回家。路上，师有些忧伤地说：“我跟你说件事，暂不要与其他人提，唉，李先生近来身体很不好……”我一时不知说甚是好，沉默了一会儿，便硬着头皮安慰他说：“祸福相依，以先生这样的地位，国家包括清华一定会以最高规格的医疗措施救护他，不会有事的。” 可就在2月24日早晨，也就是送别妻女回老家后的第二天，我还有点睡眼惺忪，就接到杨师的电话，“海鹰”，他明显哽咽起来：“李先生，唉……”随即说不下去了。我跟着一阵揪心，于是笨嘴拙舌地安慰了他几句。过一会儿，师平静了一些，告诉我几天后要去北京送别李先生。我担心他过于悲痛，就自告奋勇地请求陪他去。师言等两天再说。随后，他命我代大家用心拟一幅挽联，以致敬并纪念先生，我竟一口答应了下来。 其实，对素来顽劣怠忽、学殖荒芜的我而言，由先生离去所引发的生命震撼，原不可能有多少。由于福缘浅薄、学识谫陋特别是与先生崇重地位的巨大反差，虽属“再传”，却大致属于李零先生所谓的“只是远远望去，肃然起敬，没有说过话”，“只是通过老师，沾了点先生的‘仙气’”情状。但是，杨师的感伤、悲痛让我犹如身受，而他多年来对我们讲述李先生学术、志业的情形亦更是历历在目，言犹在耳。我亦不可能对这“间接”的传授无动于衷，于是努力“憋”了一上午，复经一番修改，一幅挽联总算基本成形：“披甲金文字籀简牍遗书走出疑古三代文明赖斯人，惊泰山崩颓听洙泗呜咽萎矣哲人八方后学哭宗师。” 大约次日，杨师、光胜师兄先后来信息问我是否愿意一同去北京。我却极感踌躇乃至惶恐，我扪心自问：“我也配去吗……我究竟有何资格去送别先生？”记得两三年前，即于我有甚多恩情的田余庆先生过世时，我曾萌发前往拜别的念头，然而却无论如何也不敢或者说根本无颜前去。今李先生离去，这样的念头再次萦绕心头。盖多年之荒怠，未出点像样的文字，甚至连先生的著述也再未细读多少，如此浅薄的学问生命体验，又能承载多少文化的自觉与担当？！不过后来，我还是厚颜答应要去——好吧，就当陪我自己的老师吧，这总算是“义不容辞”的吧。 27日下午，我同杨师、立林哥、光胜师兄、衍华兄、房伟师弟一起乘坐北上的高铁，于2小时后抵北京南站。大师兄孔德立请司机师傅将我们接到北交大红果园餐厅，他本人则为我们安排了温馨的晚餐。一个多小时的师生畅谈，说长不长，说短不短，悄然烘托着温馨的师门拟血缘情谊，暂掩了大家心头的悲伤。 餐后，立林哥接待了两位访他的客人，我与光胜师兄则陪杨师于夜晚校园散步。闲聊间，提到微信上某位署名“新古史辨”的学者撰写的所谓“致敬”李先生的文字，我谓其文实属皮里阳秋，“低红”“高黑”，于逝者方瞑之际为此，正难掩其下作。遂又大发感慨： 李先生的学术，溥溉学林，且此系一“进程”，方兴未艾。人们只消联想，在由积年疑古、辨伪偏执层累造成的历史观念虚无，学术研究虚浮背景下，先生在宏观把握与无数具体研究基础上，提出“走出疑古时代”“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重写学术史”“对古书的反思”等学术理念与论断，苦心寻求中华民族“失落的文明”，不仅引领着近半个世纪的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古代学术史、思想史研究，也将为此后的中国文学、哲学、艺术等人文学科研究，奠立尤为深厚、坚实、典雅的学术根基。 在具体的方法、路径上，不管是衡以邓广铭先生所谓的“四把钥匙”，还是参照张光植所谓的“五条路径”，李先生皆兼而有之，得其精华。且就绝大多数专门、具体研究，李先生往往都突破单体之局限，而呈现其文明、文化学意义。 而且先生谦称的很多“小文”，其实却往往开辟了一个不小的学术方向，留待后人的继续耕耘。 杨师沉默了一会儿，略微严厉地说道：“对一位学者而言，功夫而外，境界、格局尤为重要。唯有具备孔子的格局，方足以研究孔子。但你要写啊，光空口白话有什么用？你且将自己所能理解的李先生的境界与格局书写下来，对自身学术未尝不会是一阶进境。” 老师的训示让我既感且愧，复瞬又想到：即便浅薄、不肖如我，既然号为先生“再传”，是否亦应当承担一点什么？ 28日9时许，我们乘车来到八宝山革命公墓东厅，那里已有多簇等候的人群，匾额上“沉痛悼念李学勤先生”几个黑底白章的大字格外警目，仿佛在无情地提醒人们：李学勤先生，真的走了！ 有人说：“一位老人的离世，就是一座图书馆的消失。” ——那李先生的离去呢？在我看来，恐怕只有陈寅恪先生的诗句“文化神州丧一身”才得仿佛一二。 犹记刚上大学时，陆建东的《陈寅恪的最后20年》洛阳纸贵，风靡海内外。那年10月间，我托刚刚认识的学长宋立林自校图书馆借出《金明馆丛稿二编》等书，将其中若干篇章复印。后来，我又购得《陈寅恪先生诗集》一册，遂得一边辨识一边抄写那繁体印就的《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序》《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挽王静安先生》等诗文，其间竟藉此粗通繁体。对寅恪先生所谓的“独为神州惜大儒”“文化神州丧一身”，我实是多年难以想通其意境所在。但今天，看着周围少长咸集的人群，置身于这悲伤、痛惜的气氛中，我仿佛瞬间领会了其中的意涵。 自清末西力东渐以来，在外来学术、文化的冲击、压制下，中国固有学术、文化一直处于被动应激乃至无所适从之状态。于外，“尊西人若帝天,视西籍如神圣”为常态；于内，一面谋求“本国学术之独立”，一面竟又号召“毁全国已有之孔庙而罢其祀”相纠葛，同时又对绝大多数的早期传世典籍提出严厉质疑。在这一背景下，王国维先生的传统学术研究则呈现会通古今中西的卓然气象，体现了实现中国学术之独立的明确蕲向，真正既“能承继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更“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之未逮，故其著作可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大师”之大，此之谓也。故其人长逝，虽百身何赎？ 王国维先生如此，陈寅恪先生如此，李学勤先生亦如此。往日因考博而游清华园，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下，尤感昔贤自觉将个人身家命运与国家、民族前途紧密联结，是以其学乃大，而其人格亦最可崇重。作为清华的“肄业”学子，李学勤先生实久已浸润于清华学人“求本国学术之独立”的洪流夙愿中。其学其业，彪炳学林，无待多言。汉末曹孟德尝谓：“设使天下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可否设想，假若无李先生，现当代学界对中国古代文明、历史文化的认识与研究又将滞缓多少年？！数年前，田余庆先生缅怀唐长孺先生，誉为“接续陈寅恪，竖立了一个新的路标”。小子斗胆借用，谨以为李学勤先生亦完全当得起“接续王国维，竖立了一座新丰碑”！ 蓦地想起，我于李先生，其实也并非“只是远远望去”，也曾有一段“亲接”的缘分：那是2010年，我曾勉强获得清华考博面试资格，藉此旁听李先生一节金文课程，并得提前晋谒，后来还在面试中回答过先生提出的问题。 3月31日上午，我自清华招待所至历史系先生办公室。张德良兄、光胜师兄代为向先生引荐。先生问可是报彭林老师的？我言是。先生垂询毕业论文，我乃厚颜将硕士学位论文《郭店儒简<成之闻之>研究》呈上。先生又问我若考入想做什么，我答想做《周礼》研究。先生乃言最近做《周礼》的不多，但《周礼》问题实是相当重要的。光胜师兄插言曰彭老师门下似亦以做《仪礼》者为多。先生嘱我曰，面试时勿紧张，宜放松，从容回答问题。我谨应，随后告辞出，至四楼教室，准备听课。 先生至，主要讲士山盘，插讲春秋末楚系两器。讲及“申文王之孙州 （ben）”，言此乃双氏，“申”为氏，表其所出，“文王之孙”亦表其所出，又举大量金文及《春秋左传》辞例证之。其间，先生讲到：“唐兰先生言古文字的功夫不在古文字，实为真知灼见。但此言不见于唐兰先生任何论着，然乃我亲闻于唐先生，可以负责。在金文研究中，要解决许多疑难问题，必须熟知周代的制度。有同学想研究《周礼》，这是非常值得做的。近来常有人问我对《周礼》成书的看法，其实我的看法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差不多。《周礼》是很古的古书，它不可能是具体某人所作，某人所编出来的，因为它的内在结构，彼此间的关系太密切，太复杂。有人说为刘歆所作，呵，刘歆哪有那么大本事？如果他能做出来，那岂不比孔圣人还伟大？作为政典，《周礼》必经过历代的增损，很难讲究竟为谁所作。我提示一下，现在做《周礼》有两个方向可以努力，一是《周礼》与《左传》相结合，孙诒让《周礼正义》、刘文淇《左传旧注疏证》都曾提过这一点。但是很不易做，因为这两部书都需要下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功夫；二是《周礼》与金文结合，以前郭沫若先生做过《金文所无考》，现在材料这么多，能否做《周官金文所有考》？”这一大段的开示，简直是对我有针对性的恩赐！ 4月2日，我进入历史系考博面试室。在座李先生而外，尚有廖名春、刘北成、王晓毅等先生。我所报导师彭林先生因于京都大学访问，未有出席。其间，李先生即垂询我对《周礼》之看法。我言《周礼》是一部古书，其具体成书年代自周公所作说到彭老师的成于汉初说，可谓见仁见智。但大多数学者都不否认一点，即《周礼》材料有古老的来源。您曾经指出，许多学者一方面认为《周礼》伪书，另一方面却在古史研究频频引用《周礼》，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周礼》材料的价值。您曾讲孙诒让《周礼正义》、刘文淇《左传旧注疏证》都指出《周礼》可与《左传》结合研究，我由此想到《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谨按：应为昭公十七年，其时误记）“少昊氏以鸟名官”的记载，“以鸟名官”在人类学和图腾制上是有根据的；值得注意的是，“少昊氏以鸟名官”的系统结构与功能，与《周礼》的设官分职是大体对应的，这似也说明《周礼》材料及其理念应有较早来源。 概言之，我虽未得考入清华，但毕竟曾近聆太夫子馨咳，究为人生一大幸事，亦属田先生所谓“有生之年能够见到大师，终生感念”也。 其实，即便只是“只是远远望去，肃然起敬，没有说过话”，即便“只是通过老师，沾了点先生的‘仙气’”，又何尝不是另一份人生之幸？ 回想起刚读研时，日夜庆幸自己遇到一位品学皆堪为楷模的老师，求学热情极高。那时的杨师四十余岁，在他的办公室课堂里，在北操场一圈圈的师生散步中，他以极大热情，将他传自先生的学术理念、感动以类于传说中大气功师“带功”乃至“灌顶”的效应，转授于我们这些“再传”小子。那些日子，我毕生难忘。 工作几年后，我又追随黄师怀信先生读博。其间，虽由于我的成家，特别是自身荒怠，耽误学业，论文做得甚差，但也在致谢中认真写道：“黄、杨二位恩师同为学术泰斗李学勤先生门下高弟，赖恩师引导，予小子亦得读大师之书，略窥学术门径。鄙文虽谫陋，然其理路则自太先生、恩师学脉衍伸而来。”盖饮水思源也…… 就在东厅外相对漫长的等待中，我还见到多位曾投考过的导师：彭林先生、廖名春先生、陈伟先生、刘乐贤先生、朱凤瀚先生，还有业师黄怀信先生，他们大都受惠乃至受学于李先生。其间，我向黄师、刘先生、陈先生简单问安；面对彭先生，想起他昔年对我的关怀与勉励，不由感愧；廖先生经过我身侧时，叫了我一声“是海鹰啊”，轻轻点了点头，我分明从他的眼神中看到慈祥的光彩……就在一瞬间，我痛苦地意识到：多年间，我究竟错失了多少机会，荒废了多少光阴！唉，我竟辜负了这么多、这么好的学者、长者！ 我们站的那一列，据说本只有李先生直系弟子才得站列的。但我们这些“再传”，实际也含糊地跟着老师站在了里面。大约11时许，社会各界人士吊唁已毕，先生门下弟子才慢慢依次进入。当我追随杨师，慢慢踱至先生灵前时，久抑的情感陡然迸发，却不得不尽力压制，以至自己发出沉沉的呜咽之声。闻我近侧的杨师、立林哥，也是如此。大家是忍着何等的悲痛啊！我与立林哥跟着老师，依次向先生遗体三叩首，又慢慢绕至棺椁北面，再向先生三鞠躬。我一面念叨着“文化神州丧一身”“敢为神州惜大儒”，一面痛苦地回味着无尽的自责…… 谨以此文，敬悼太夫子！ 亦权藉此拙文，祭奠自己荒怠的学术青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