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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汉籍的界认、汉籍在海外流布与研究取向等问题，应与汉学这一概念加以会通而进行考察。出于此种考量，应在汉学坐标下提出汉籍的概念，将汉籍的海外流布研究划分为以日韩等为代表的汉字文化圈与以欧美等为代表的非汉字文化圈两大文化地理空间，由此归纳出汉籍在两大文化圈内不同的流布样态与研究取向。将汉籍编目回归、文献整理与汉学研究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加以会通，在完善中华古文献存藏体系的基础上，吸纳日韩对汉籍整理的成果，借鉴欧美汉学对汉籍译介与研究的问题意识与理论方法，进而创新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体系。 [关键词] 汉籍；汉学；海外流布；研究取向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载体的汉籍，其在海外的流布与存藏，于清末民初之时便引发了黄遵宪、杨守敬、董康、罗振玉、王国维等中国学者的积极瞩目。如黄遵宪著录经眼之汉籍、杨守敬在日本求访翻刻中国本土散轶古籍、董康刊刻岛田翰《皕宋楼藏书源流考》，以及罗振玉、王国维等中国学者对伯希和（Paul Pelliot,1897-1945）所劫掠敦煌文书的关注等。近年来，随着中国文化自信力的提升，作为传统文化载体的古籍日益引起中国学界的重视；相应地，国内学人也再次将目光投诸海外，更为系统与全面地考察汉籍在海外的流布、递藏、译介与研究。而对汉籍在海外的考察，首先须明确两个重要的前提，即汉籍如何界定、汉籍在海外流布范围如何划分？ 本文认为，所谓汉籍的概念，应与“汉学”（sinology）相平行而加以认知。从汉学的发生和构成来看，作为中国文化载体的汉籍，是汉学产生的重要源头与主要研究内容。虽然有所谓的游记汉学之说，但基本是对中国文化走马观花式的浅表印象和感性体验，并未触及中国原始的文献资料；而狭义的“中国学”（Chinese Studies）研究模式则更多是由对文献的研治，而转向对中国现实社会的关注，多依靠二手翻译资料和社会学理论。可以说，汉学家对各类汉籍的搜集、整理、译介与研究，助推和建构了传统汉学的发生与内容。故而对汉籍而言，应该与“汉学”这一概念相联系而加以界认和研究。 另一方面，对于汉籍在海外流布的考察，应在“全球”这样的范围下进一步划分。若纯粹以国别为单位，往往会失于琐碎，割裂整体而无益于寻到某些普遍性规律；而结合汉籍在海外流布的历史与现实，可考虑以文字为参照系，划分为汉字文化圈与非汉字文化圈两大文化地理空间，据此方可考察汉籍在海外不同的流布样态与研究取向。 一、在汉学坐标下界定汉籍 “汉学”一词，即对译自法语中的“sinologie”、英文中的“sinology”。由构词法来看，该词显然是“sin”+表示学科的“ologie”“或ology”构成。词头“sin”的意涵，据日本汉学家石田干之助的考证，“‘sin’等语是由水路交通为欧洲人所知晓的，另据清初耶稣会传教士鲍梯（M. Pauthier），英国汉学家翟理斯，以及伯希和的充分证据，他们以为这是从‘秦’的国名变来的。因当时在埃及和印度间航海贸易的，主要是阿拉伯人，其语言中没有‘ch’这个音，所以讹读‘chin’为‘sin’”。 据此，“sin”显然是指“中国”，事实上在西方专业汉学肇始之时，雷慕萨（Abel Rémusat）即是“汉、鞑靼、满语言文学”讲座教授，而后汉学在欧洲各大学相继建制，而汉学讲席的名称一般是“Professor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由此可断定汉学讲席基本是讲授和研究中国的语言和文献，而且在汉学史上诸多汉学家兼擅汉、满、蒙、藏、回等多种中国语言文字，也是不争的事实。这无疑也说明sinology是涉及中国境内各种语言文献的，并非仅仅将汉语为载体的中国文献作为研究对象。 这一点，在早期中国学人将sinology(sinologie)对译为“汉学”，以及引介西方汉学的进程中，已然有所认知。比如梅光迪便撰文指出“西人称我国学问为汉学……其称为汉学家者，不外两种人物，一者谓外交官，一者谓宣教士。久寓我国，娴习华言，涉猎古籍，贸然著述”。1933年，王光祈翻译发表了德国汉学家海尼士的《近五十年来德国之汉学》一文，指出“汉学（sinologie）系以中国典籍为其研究源泉”。 孟宪承在1937年5月15日的《国学界》创刊号上发表《欧洲之汉学》一文，指出“汉学二字的范围，不仅是指汉族一族的文学，或者是汉朝一代的文学，它是包孕着蒙古文、回文、满文及梵文的一部分”。 在此，已经表明“汉学”是国外学者因娴习“华言”，而对中国“古籍”所开展的研究。如前所述，翻阅一下汉学史，不难发现早期直至当代的诸多汉学家中不乏通晓汉、满、蒙、回、藏等多种中国语言文字者，其研究范围亦是面向整个中国文献的，包括汉语文献，但“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关于中国边疆和内地的‘非汉族’的历史、语言、文化、宗教、风俗、地理等方面的探讨”。其实早于1941年，梁绳袆在《国学丛刊》发表《外国汉学研究概观》一文，便给出了总结性的说法：“所谓‘汉学’，系译英美人所谓sinology，德人所谓sinologie，日人所谓‘支那学’，即以科学方法研究中国语言文献之学”。 而所谓“中国学”的说法，正如较早时候，陈梦家于1948年所指出的“所谓汉学，乃指欧洲人所谓的sinology，此是日本人的支那学的译名。近来在美国似乎有一种趋势，将sinology一词限制于中国语文的研究，而改用他们所称的Chinese Studies来包括‘国学’一门，其实可翻回来叫‘中国学’。这种小小名词的更动，正代表近代美国人治理中国学问的一种态度，即不再追步欧洲学者迂阔而不切实际的读中国古书的办法，而变为美国人实利主义的以治中国学为用的目标。此点由美国注重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可以表达其意趣。他们又特别着重于政治、经济与中美外交关系的等等问题上”。 由此不难发见，汉学典型的表征是欧洲学者读中国古书的办法，而中国学则着重于中国政治、经济与外交关系等现实问题上。综上，汉学既然是以中国传统语言文献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问，汉学（sinology)之“汉”(sin)指的是“中国”，那么，作为汉学主要研究对象的中国传统语言文献，则可以称之为“汉籍”。具体而言，一旦确立了汉学是汉学家以中国传统语言文献为研究对象，是关于中国境内各民族语言文献研究的一门学问，那么汉籍的内涵与外延也就不言而明。“汉籍”也应是基于一种“他者”的眼光，指的是1912年之前，由中国人以汉、蒙、满、藏、回等中国文字所写与所刊刻，经由不同的途径流传至海外，被汉学家等海外人士所阅读、整理、译介、研究的中国古籍，也包括流失海外，长期以来无人问津而存藏于海外各类藏书机构中，一直处于沉睡状态的中国古籍。 至于有学者所谓的域外汉籍的主体是“域外人士用汉文撰写的各类典籍”，这一定义不但极大地缩小了汉籍的外延，而且显然是将目光局限于了汉字文化圈内，没有考虑到汉籍在非汉字文化圈内不同的流布样态。历史上的日本、越南、琉球以及朝鲜半岛等国家和地区无不曾以汉字作为书面语言，上层知识分子不但可以直接阅读，也撰写和刊刻了大量的汉文典籍，这确实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但是，在欧美等非汉字文化圈内，由于中外语言间的巨大差异，汉学家撰写与刊刻汉文典籍，远非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跨文化现象。故而，所前所述，对汉籍在海外的流布与研究，应充分考量所流布国家和地区所（曾）使用的文字，划分为汉字文化圈与非汉字文化圈两大类型，如此方可对汉籍的海外流布样态与研究取向做出大致准确的判断。 此处尚需说明的是，汉籍流散至海外的途径，在汉字文化圈与非汉字文化圈内基本是一致的，无外是由汉学家等来华人士购置，或由中国官方或学人的馈赠，当然也包括不同方式的劫掠。而具体至流布特点与研究取向上，则存在较多不同点。 二、汉籍在汉字文化圈的流布特点 汉字文化圈，显然是以汉字为纽带而历史地形成的一个文化区域，“这一区域的共同文化根基源自萌生于中国而通用于四邻的汉字。所谓汉文化圈，实际就是汉字的区域，汉文化圈的同一即‘汉字’（符号signs)的同一”。具体而言，汉字文化圈即包括前述之日本、越南、琉球以及朝鲜半岛等国家和地区。汉籍在汉字文化圈的流布具有历史悠久、重视程度高、存藏丰富、稀缺品种与版本较多等特点，本文主要以日本为例兼及韩国，择要加以说明。 第一，汉籍在汉字文化圈的流布历史悠久。汉籍早在2000多年前的中国战国时期就已经传入朝鲜半岛，而如《论语》与《千字文》等中国典籍，在公元3世纪时则已传入日本列岛。第二，汉籍在汉字文化圈所受到的重视程度非常高。比如据日本《文德实录》“承和五年”（838年）载“太宰少贰藤原岳守检唐船，得《元白诗笔》，因功叙位”。 因发现汉籍而授予官职，由此日本统治阶层对汉籍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汉籍之所以较早流入汉字文化圈内并备受重视，除地理位置便利外，主要还是出于汉字文化圈内国家对中国文化的高度认同感。如上所述，汉字文化圈是以中国文化为中心而向四周的一种辐射，这种文化的传播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周边的国家和地区，长久的影响促成了周边对中国文化强烈的认同感，如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曾提出“文化中心移动说”，承认日本是受中国文化影响极深的一个国家，从文化角度，日本甚至可以称为中国的日本省；特别是满清入主中原后，当时的日本与朝鲜往往以中华“正统”自居，将对古籍的收藏、保护与研究视为神圣的职责。 第三，汉籍的存藏量大。在文化认同意识推动下，掌握汉字与汉文化的日本贵族知识分子通过各种渠道从中国获取文化典籍，世代累积出巨大的汉籍存藏量。比如遣唐使吉备真备曾两次到中国专程搜集经史子集各部文献，并编制了专门的目录《将来目录》。明治维新后，伴随日本国力的增强，汉籍收购之风日炽。比如英籍澳大利亚人莫理循（G.E.Morrison,1862-1920）曾利用久居北京之便利，搜集了大量研究东方问题的各国文献，其藏书之丰闻名于当时的汉学界。后莫理循欲出售其文库，日本岩崎氏不惜以三万五千磅得此文库，以此建立起东洋文库；岩崎氏另有私人文库，即静嘉堂文库，一直致力于汉籍收购。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以十万元收浙江归安陆氏皕宋楼书，其中北宋刊本七部八十册，宋刊本一百一十四部二千六百一十册，元刊本九部一千九百九十九册，还有大量明后之遗书与海内外孤本。 另，文求堂主人田中庆太郎甚至在北京设立分店，专门收购汉籍，运回日本出售。此外，日军入侵中国期间，又曾专门成立“满铁”劫掠中国典籍。公私双方的介入决定了日本所藏汉籍数量的丰富性，上至日本皇室宫内厅书陵部，下至各大学图书馆、寺庙、公共图书馆、私人藏书馆均有大量的汉籍存藏，仅“日本所藏中文古籍数据库”中便可检索到91万条书目。 第四，在日本等汉字文化圈内，不但有着丰富的汉籍存藏量，也不乏中国国内珍稀的品种和版本。知名者比如唐代传奇《游仙窟》，其在中国久已失传，后被抄录回国；日僧遍照金刚编撰之《文镜秘府论》，收录由中国南北朝直至中唐时期诸多诗歌作法、诗歌理论著述，而其中许多文献在中国早已散轶；除珍稀的品种外，日本还藏有一些稀见的汉籍版本，如两浙东路盐茶司刻本《尚书正义》等。 朝鲜半岛的情况，也基本如此。朝鲜半岛与中国隔海相望，北面与中国的东北地区接壤，自古以来，即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成为汉字文化圈的重要成员之一。朝鲜半岛的古代知识分子在创造本民族文化的同时，曾学习借鉴了各种中国古代文献，特别是自统一新罗时代已降，先进的唐文化大量地流入朝鲜半岛。高丽时代，宋元的思想文化及古籍通过陆路源源不断地传入朝鲜半岛，并相对保存完好。目前韩国的国立中央图书馆、奎章阁、韩国学中央研究院“藏书阁”以及成均馆大学尊经阁、高丽大学图书馆等均存藏有大量的汉籍，其中不乏海内外汉籍孤本，比如韩国奎章阁所发现的明末陆人龙所撰的《型世言》，在中国早已亡佚，但奎章阁却藏有一部完整的初刻本。 三、汉籍在汉字文化圈的研究取向 由于在日本、朝鲜半岛等汉字文化圈内，知识阶层长期通用汉字，故而汉学家可以直接阅读原作，汉籍能够以汉字原生形态加以传播，虽然也出现过本土的翻译，但主要是面向普通民众的。既然在文字上不存在障碍且深受中国文化影响，汉字文化圈内汉学家对汉籍的研究，相对于非汉字文化圈，最为突出的特点即以中国传统的目录版本训诂之学董理汉籍。 第一，目录之学。历代的日本汉学家无不重视对汉籍的编目工作，并出版了大量的汉籍目录，比如较早的吉备真备编制的《将来目录》。特别在德川幕府时期，由于统治者对中国文化的提倡,在清朝考据学风的影响下,本着考证之精神,不少学者从版本目录学角度对汉籍进行研究,出现了一批名著,从而确立了这门学问，而后代代不衰，如日本东洋学情报中心所编《日本汉籍集成》,搜集了从日本江户时代起至昭和三十六年（1961年），日本各机构或个人编辑出版的汉籍藏书目录2600种。由这一数字，日本汉学家对编纂汉籍目录的热衷度可见一斑。颇值一提的是日本著名的文献学家长泽规矩也，其毕生致力于中国古籍版本目录之学，所著《中国版本目录学书籍解题》对500余部中国版本目录学书籍做了介绍和评价，被另一位汉学家泷川政次郎誉为长泽规矩也所有著作中“学术价值最高”，为“凡广泛意义上的汉学研究者人人应读之重要文献”。 第二，在编纂目录之外，日本汉学家也对汉籍开展了校勘、注释等整理研究。在研究取向上，侧重于微观考探，重在于文字训诂等小学方面的研究，比如林罗山校勘“五经”，为《十三经注疏》加句读，注释《古文真宝》和《老子》。加藤常贤、赤忠冢从甲骨文和金文出发来研究中国古代文明；藤田丰八对敦煌文献开展研究，著有《慧超传笺释》；吉川幸次郎甚至自称是“段玉裁之徒、钱大昕之徒、18世纪清儒之徒”。 韩国方面，历来亦有重视汉籍目录编纂的类似传统，如《韩国所藏中国汉籍总目》收录之古书目录，取自于韩国所藏中国古书调查研究小组收集之70余种古书目录中的重要目录，采用的仍是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 第三，开展汉籍的数字人文研究。在编目基础上，日韩方面相继推出汉籍数据库，以数字人文相结合的方式，推动汉籍的数字化与研究工作。比如日本研发之“全国汉籍——日本所藏中文古籍数据库”与韩国开发的“奎章阁古籍检索系统”等，便是大数据时代汉籍整理的重要成果。 相对而言，即便是被称之为文献学家，“对汉籍目录的校勘，在当时的欧洲学者中是个佼佼者”的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也只能完成《敦煌图录》这样的作品，至于笺注敦煌文献，实难为之。“作为外国学者，要想在学术层面掌握中文到母语的程度，似无可能。加上伯希和编目敦煌卷子时用力不足，错漏较多，王重民也指出很大部分未能反映正确书名，认为其阅读和认识中国四部的知识与能力仍然有限”。由于文字方面的重大差异，汉籍在非汉字文化圈有着另外的存在样态，版本目录校勘之学并非西方汉学家“学术价值最高”的学术活动。 四、汉籍在非汉字文化圈的流布特点 汉字文化圈之外，汉籍在非洲基本没有存藏，在东南亚、南亚、澳洲、拉丁美洲有一定数量的存藏。汉籍在欧美等的存藏量较大，本文主要以法、英、美等国为例对汉籍在非汉字文化圈内流布的特点加以说明，即在非汉字文化圈内，第一，汉籍的文物和艺术价值大于其文献和文化价值；第二，外文翻译是汉籍流布与接受的重要前提。 表意文字与拼音文字的巨大差异，中西文化的异质性，导致非汉字文化圈对待汉籍的态度不可能是高度重视其文化价值。汉籍在版式书形、装订设计等方面与西方书籍迥然有别，经漂洋过海而至异邦，存藏于欧美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图书馆，以及博物馆、修道院、私人书房之中，很大程度上被视为一种把玩的文物或有着异国风情的观赏品，比如汉籍的朱文方印、白文圆形印等藏书印本身即是艺术品，这是汉籍在非汉字文化圈流布的一个显著特点，如上述之莫理循，曾在中国收集了大量汉籍，但最终却无意于存藏，更遑论目录版本的整理。 不可否认，汉籍的编目工作，在非汉字文化圈内也确实存在，比如早期1877、1903年英国汉学家道格拉斯（Robert Douglas,1838-1913）分别编《大英博物院图书馆藏中文刻本、写本、绘本目录》及《大英博物院藏中文刻本写本目录续编》、1913年法国伯希和编有《国家图书馆中文藏书中的“伯希和藏品A”和“B”目录》，以及1931年瑞典高本汉（Klas Karlgren,1889-1978）编《瑞典所藏中文书籍》。这些西方汉学家的目录或则以著者首字母为序，以中外文双语形式著录责任者、书名、卷数、刊行年代、馆藏号等几项内容，如道格拉斯所编之目录；或仅著录汉籍著者与部数，如伯希和《国家图书馆中文藏书中的“伯希和藏品A”和“B”目录》。 总而言之，西人所编汉籍目录，一方面类似于对瓷器、玉器等文物展品的编号方式，力求展览之便，不重学术价值；另一方面，基本是据西方学科体制和图书馆分类法所编，存在以今溯古、以西律中的问题，且大多数目录时代久远，著录信息舛误与收录不全者，亦不在少数。长期以来，西方并没有详备的汉籍目录，即便作为世界汉学重镇的美国，其东亚馆乃至国会图书馆，除《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中文旧籍书目》以外，并没有一本专门的汉籍目录；数十年以来，读者完全凭书名卡片、作者卡片或由此而形成的书本目录(古籍及新旧图书混排)以及用电脑检索馆藏有否。将汉籍视为文化传承的载体，致力于汉籍的搜求、收藏、编目、校勘与注释，是汉字文化圈的一种学术取向；在非汉字文化圈内，这项任务一般是由执掌图书馆中文部的华裔学者担纲，比如历史上的江亢虎，旅居欧美二十年，“其在美国国立图书馆作汉文部主任也，尝就其所有中国古书六万多卷，按四库分类法，编写《中美书目》，复极力搜集明清两代农书，至三百多部，呈洋洋大观之象”，以及当代的原哈佛燕京图书馆善本部主任沈津、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图书馆中/韩文部主任李国庆等。 非汉字文化圈内的本土汉学家，更多是将汉籍视为本国文化的“他者”而加以认知的。汉籍及其所承载的中国文化，给本土汉学家的理解造成了障碍，故而汉籍在非汉字文化圈的落地，离不开翻译。物理形式的存藏，未经整理而沉睡于藏书机构的某个角落，是大部分汉籍在非汉字文化圈的常见状态。真正处于流通中的汉籍，绝大多数是海内外所公认的汉籍中的经典文本，且这些经典文本必须首先经过外文翻译这一环节。 另外，在翻译汉籍时，非汉字文化圈的汉学家不得不求助于中国学者所出的校勘本、注释本、甚至是白话本。比如英国汉学家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在汉籍翻译方面功勋卓著，但在翻译儒家“五经”时，却依赖于中国学者王韬的协助。王韬辑集诸家注释，先后推出《皇清经解校勘记》《毛诗集释》《春秋左氏传集释》《周易注释》《礼记集释》供理雅各参阅。更有甚者，如理雅各在翻译《周易》时，并未参阅历代的《周易》版本，相反，其找寻来前人的拉丁文、法、意、英等语种的译文，加以参考和比照。同样，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1845-1935)在翻译《聊斋志异》时，亦不曾去比勘诸如蒲松龄稿本、诸多抄本、刻本等聊斋各版本，相反是以清代但明伦的聊斋评点本为底本而加以迻译。 版本目录的问题，不是理雅各和翟理斯所关心的，同样一般也不是其他非汉字文化圈内的汉学家所关注的。理雅各和翟理斯的译本随后被转译为欧洲其他文字，以古汉语为载体的汉籍，被转变为以外语为载体，以各种外文译本（文）的形式在西方世界流传，进而再加以研究，并对西方文化产生影响。 可见，汉籍在非汉字文化圈，比如在欧美的驻足，首先就是翻译，没有被翻译成外文的汉籍，基本是无法进入西方汉学界，更遑论广为流传，为普通受众所接受，并在西方思想界产生影响，这是汉籍在非汉字文化圈流布的又一重要特点。故而，在欧美汉学界，汉籍流传的文字载体是外文，是以外文文本的形式传播的，而且某一部汉籍有了一种西方语种的译本后，往往又被转译为其他外语语种；如果一部汉籍没有被翻译为外文，情况或许是它们或则长期鲜为人知，抑或虽为人知，却未为汉学家所重视，只是默默无闻地被搁置在藏书机构的某一角落里，或者躺在书架上出于沉睡状态。当然这一部分汉籍，若是中国国内所稀缺的品种或版本，是具有文献与文化价值的；但从中西文化交流史观之，出于了解中国人思想状况与风土人情的需要，凡中国人所广为传颂的经典文本，汉学家必定也多加以迻译和研究，而那些在中国国内本就流通不广的汉籍，非汉字文化圈内的汉学家也基本不予青目。 五、汉籍在非汉字文化圈的研究取向 在欧美等非汉字文化圈内的汉籍研究，基本可以二战为界限，呈现出两种鲜明的研究取向。二战之前的西方汉学受到德国兰克实证主义史学的影响，多从文献学角度开展汉籍研究。比如法国汉学家雷米·马修(Rémi Mathieu)便曾指出， 法国汉学具有对文献和注释的细致分析传统。他们的研究以小学为主，对古典文献往往是逐字、逐条，以作注释的方式去钻研。20世纪初，法国汉学与英国、日本汉学并驾齐驱，正是由于其重视文献；比如沙畹(Edouard Chavannes,1865-1918)，翻译了《史记》中的47篇，并有注疏及附录，考据精细，注释非常详尽；另沙畹的汉学研究，主要集中于汉籍的版本目录之学，如1933年发表于《通报》上之《郑和下西洋》一文，对《瀛涯胜览》《星槎胜览》《西洋番国志》《西洋朝贡典录》四部汉籍的版本和流传作了考证，而其与伯希和合著之《摩尼教流行中国考》，则以详实的文献资料，对摩尼教在中国流传的始末进行了考证。 法国的学院汉学因为起步较早，影响较大，故而一度引领了欧洲汉学的风潮。正如日本汉学家桑原骘藏所言，“西洋之中国学者中，除四五人外，其汉学读书力大都薄弱，惟其研究方法则概为科学的、坚韧可恃”。这里所谓科学的研究方法，指的还是西方汉学以语文学（philology）为基础的实证主义方法。但是随着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发展，情况发生了重要变化。西方研治汉籍最典型的表现在于援用西方社会学的理论方法对汉籍，特别是汉籍中的经典文本加以研究，发明其中的思想文化意涵。这一点，在早期法国汉学家葛兰言身上已经有所体现。 作为沙畹学生的葛兰言（Marcel Granet，1884-1940）在继承沙畹对中国上古史、原始宗教和先秦文献相关研究的同时，又融入了法国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实现了对前人的超越以及对法国汉学的突破。葛兰言认为，过于重视文献的真伪以及对其年代的考据，有一定局限性，为此，他将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的社会学理论引入《诗经》研究，著有《中国古代的节庆与歌谣》一书，从人类文化学的视角探讨了中国文明的起源。 总体而言，二战后世界汉学的中心由以法国为代表的欧陆转至以美国为首的英语世界，汉籍在非汉字文化圈内的研究取向，即以二战为分水岭，二战前的法国汉学家如沙畹、伯希和等，更为注重文献学研究，而较少着力于汉籍思想内涵的阐发；而二战之后的法国汉学，则因受到美国汉学的影响，自观念和方法上也更加趋于社会学理论的介入。 如前之陈梦家所言，在二战后，美国汉学出现了“中国学”的偏向，注重区域研究（area study），援用西方社会学的理论方法集中对某一特定区域开展研究，这对“重传统，轻现实；重实证，轻理论”的传统汉籍研究无疑产生了重要影响。比如在中国古典哲学领域，美国汉学家安乐哲(Roger T. Ames)、郝大维(David. L. Hall)以杜威的实用主义阐释儒学经典；杜维明则结合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发明儒家经典的现代性价值；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新批评、结构主义、精神分析、神话原型批评、女性主义、生态主义、性别理论、后殖民主义、解构主义等各色理论纷纷登场，用以揭示中国古典文学文献的思想蕴含。 同样，二战后的英国汉学,除赓续之前的汉籍英译研究外，亦更为重视对汉籍思想文化内涵的发明。韦利(Arthur Waley，1889-1966)、霍克斯(David Hawkes,1923-2009)对《楚辞》的译介研究，便以人类学的方法对中国巫术文化加以探讨，尝试揭示文化层面的意涵；而即便是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对《墨子》《周髀算经》《晋书·天文志》《本草纲目》等中国古代科技文献的研究，也体现出一种宏阔的比较文化视野，将中国古代科技文明与世界其他民族的，尤其是西方的科技成就进行比较，由此确认中国科学技术在世界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 六、结语 法国汉学家马伯乐（Henri Maspero,1883-1945）尝言，“中国本国之学者经长期苦心研究，早已纂有史籍，编定目录字汇类书，作为批评的史学札记与书籍，校订古书，搜集铭刻，而将中国史上各问题大体弄清”，这无疑指出中国学者的主要贡献在于文献的考订整理工作；日本汉学家青木富太郎也指出，明治初年以前日本的中国研究，是受到绝对的中国文化影响的，实在是有些过分的中国式的研究；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学界逐步将目光转向西方，受到近世西洋史学研究方法输入的影响，才开始以科学的方法研究中国。 此处说明了一个问题，即长期以来，西方汉学家与中国学者之间的关系似乎被认定为“具有理论意识的研究者”（theoretically-minded researcher）与“本土信息提供者”(native informant)的固化模式，即中国学者只有在文献整理方面具有先天的优势；在理论方法上，则是颇为欠缺的，亟需向西方汉学学习。借鉴自然是必要的，但是一味沉溺其中，完全以西方汉学的理论和方法反观中国，往往会因水土不服，所的结论也一定是有问题的。 可行的路径似乎是，一方面积极开展汉籍在海外的普查摸底工作，重新以四库分类法著录散轶海外的汉籍，编制全球汉籍联合目录，并促成稀见汉籍的复制回归，由此既可裨补和完善中华古文献的存藏体系，又可明晰汉籍版本传承，“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此外，将汉籍与汉学会通起来加以考量，在以目录版本校勘等形式整理海外回归汉籍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学术视野，采用跨文化研究的方法将学术目光投诸汉籍在海外的译介、研究与受容，展现汉籍与中国文化在海外的接受度与影响力，揭橥中国文化的世界性意义，并充分借鉴和吸收海外关于汉籍整理、译介与研究的科技手段、学术视野与理论方法，实现本土文化和外来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最终能够在文献整理与理论创新两个维度上，建构出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体系。 注：本文发表于《山东社会科学》，2021年第4期。引用请参考原出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