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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诗人从来就不是只属于一个国家，他的光芒必然辐射到世界各地，陶渊明正是这样一位具有世界意义与国际影响的诗人，他最早产生国际影响是在同属东亚汉字文化圈的日本和韩国。20世纪以来，西方汉学界对陶渊明一直有着浓厚的兴趣，出版了多部陶诗的译作和研究专著。 西方对陶渊明研究最早的形式是对陶诗的翻译，较早翻译陶诗的是英国著名汉学家亚瑟·韦利，其所著的《一百七十首中国古诗选译》（1918）中收入其所译的12首陶诗。美国较早的陶诗译本是张葆瑚和MarjorieSinclair译的《陶潜的诗》（1953），此书以《四部丛刊》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为底本，翻译了所有的陶诗，这可能是最早的陶诗全译本。而阿格的译本《陶征士：陶潜的60首诗》（1952）最有诗味，可能因为阿格是诗人，其所译的陶诗采用现代诗的形式。美国著名汉学家、哈佛大学东亚系海陶玮教授译的《陶潜的诗》（1970）是西方陶诗译本中较有影响的一部，此书前有海陶玮所撰的“导言”，向西方读者介绍陶渊明诗的特色以及陶集的版本。该译本除了译诗外，还有不少注释，对诗中的典故和背景加以解释，对西方读者理解陶诗有较大帮助。戴维斯的译本《陶渊明：他的诗歌及其意义》（1983）是西方规模最大、最有学术性的一个。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汉学界出版数部关于陶渊明的研究专著，使他成为美国汉学界研究最多的诗人。邝龑子的《陶渊明与中国诗学传统：文化身份之追寻》（1994），主要从魏晋的时代氛围与陶渊明的诗歌艺术两个维度，研究陶渊明与魏晋玄学以及陶诗与六朝文学传统特别是与玄言诗之间的关系。哈佛大学东亚系田晓菲教授的《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研究》（2005）从手抄本文化视角，揭示陶集文本如何因后世读者的趣味和需要被重构与改造的情况。罗格斯大学东亚系田菱教授的《阅读陶渊明：陶渊明接受史之范式转变（427—1900）》（2008）是西方第一部研究陶渊明接受史的专著。该书不但探索了陶渊明如何在历代被阅读，且努力探讨其背后的文化机制，特别是对关注较少的明清时代的陶渊明接受史作了探究。美国汉学界最新一部陶渊明研究专著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系的罗秉恕教授的《阅读之转输：陶渊明世界中的文本与理解》（2010）。它认为陶渊明是六朝最有“读者性”的诗人，故从六朝的阅读传统，探讨陶渊明的阅读与其思想以及诗歌的关系。 除上述专著，西方汉学界还有大量研究陶渊明的博士论文和期刊论文。如耶鲁大学东亚系林葆玲教授的博士论文《独立的空间与新的自我》（1999）。她在《哈佛亚洲学报》2009年第1期发表的《重审应璩与陶潜之间的诗学联系》（见笔者中译本，载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编《古典文献研究》第16辑）一文，进一步证实了钟嵘《诗品》关于陶渊明诗风出自应璩的论断。美国印地安那大学东亚系倪肃珊教授则从艺术史角度切入陶渊明的文学世界，如《觉今是而昨非：绘画中表现的陶渊明的归隐》（1998）、《悠然见南山：陶渊明、庐山与隐逸的图景》（2000—2001）、《重访东篱：陶潜之菊》（2001）、《虎溪之桥：陶渊明与中国艺术中的儒释道》（2002）等都是她撰写的论文。她的著述拓宽了陶渊明研究的空间，将之引向了文学与艺术交融的领域。 从西方汉学界近百年的陶渊明研究来看，陶渊明不但早已“走出去”，而且成为西方汉学界重要的研究对象。中国学术要在21世纪世界范围内发出更多声音，必须加强与海外汉学界的对话，充分借鉴海外汉学界关于中国古典文学的新成果。 （作者卞东波，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