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论者喜欢把荀子称为性恶论者，我觉得有厚诬古人之嫌，不敢苟同。荀子的确写过《性恶》篇，称他为“人性有恶”论者，比较合适；而称他为性恶论者，言过其实了。他的确承认人性中有恶的一面：“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这里说的是，人有流于恶的可能，并没有断定人性就是恶。“人性有恶”同“人性恶”不是一个意思。前者是个选言判断，不排除人性还有善；同时也是个假言判断，意思是说：如果放任人性，可能流于恶，没说人性必然是恶。正因为人性有恶的一面，故“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理应时刻保持戒备心态，这难道不符合人之常情吗？荀子说的有错吗？有什么值得厚非的？后者是个全称判断，已把善排除在外，断定人性全部是恶。这难道是荀子的意思吗？如果他认为人性全都是恶的话，不啻仇视社会、仇视人类，还配称得上思想家吗？大概只有罪犯才会秉持此论，并以此为借口为自己开脱罪责。任何思想家都不会做出人性全部是恶的全称判断。所以，硬把性恶论的帽子扣在荀子头上，显然不合适。  《荀子》书影 承认现实人性中有恶，可以说是儒家的共识。孔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他已发现人性的复杂性，承认其中既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历练习行造成人性之间的差距。孟子在理论上秉持人性善说，但那仅是对圣人言说的，仅是对理想人格言说的，并非指所有人。在现实生活中，有的人保留善性，叫作君子；有的人背弃善性，叫作小人。对于小人来说，有善亦有恶，不好一概而论。如果小人找回失掉的善性，也可以重新变为君子。不能因为有小人的存在，就怀疑人性善。孟子举例说，山性本该是郁郁葱葱，可是牛山竟变成光秃秃的，岂山性所致？乃是乱砍盗伐的结果，乃是牛羊啃噬的结果。同样道理，小人的出现不能归咎于人性，乃是性善被放逐的结果。 孟子的性善论只是在理论层面上说的，并不适合现实人性。他不能不承认，现实人性有善亦有恶。在现实面前，孟子已经变成人性有善论者了。孟子承认人性有善，有三点意义。第一，强调人有自我完善的根据，奠立儒家教育哲学的基础。正因为人性有善，故每个人都是可以接受教育的对象，有教无类才有可能，启发式教学才有可能。第二，深刻揭示一种社会组织学原理。他所说的善，其实是指维护社会群体。凡维护社会群体的行为，都可称为善；反之皆为恶。只有以此为前提，才能组建国家社会。他主张以善为纽带，把所有社会成员联络在一起，共同奔向和谐美好的大同之世。在一群恶人中间，无法组建社会团体。第三，确立中华民族内在超越的路向。世界上大多数民族都采取外在超越的路向，中国人也许是个例外，主张内在的自我超越。中国人之所以选择内在超越路向，大概同孟子提出人性有善论有关。孟子认为人性中有善，只要把内在的善性发掘出来，就可以造就理想人格，不需要任何外在因素助成。  孟子塑像 孟子提出人性有善论，比较妥当地解决了如何使人主动为善的问题，却忽略了如何使人被动不为恶的问题。孟子人性论的终点，刚好成了荀子人性论的起点。荀子提出人性有恶论，乃是孟子人性有善论合乎逻辑的发展。荀子指出，要想解决如何使人被动不为恶的问题，就必须正视人性有恶的趋向。只有看清人性的弱点，看清人性中的负面因素，找到限制恶的办法，才能组建社会团体。人性有恶并不可怕，因为人自身存在一种对治恶的办法，使恶得到抑制，就是礼义。这是人特有的存在方式，不同于其他存在物：“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王制》）最下层的是水火等没有生命的无机物，高一层的是有生命的植物，再高一层的是有知觉的动物，最高层的才是有礼义文化的人类。人已超越了自然存在物，凭借一套礼义规矩，获得“最为天下贵”的荣耀。至于礼义的起源，对于古人来说是个难题。尽管荀子无力解决这个难题，可是他没有追溯到人性之外，而限制在人性之内。他坚信，礼义规则都是圣人制定的。从中透露出这样的消息：圣人至善，绝不是有恶的趋向的普通人。如果圣人不至善，怎能制定出行之有效的礼义规则？由此看出，荀子强调人性有恶，并不排除人性有善。人性有恶论只适用于普通人，不包括圣人。 荀子十分看重礼义规则，认为这是建构社会群体的必要前提。礼义使人性恶的趋向受到约束，帮助人类变得强大。人正是依仗社会群体性，才高于其他动物。他分析说，人的气力不如牛大，奔跑不如马快，但人具有驾驭牛马的本事。原因在于人类有一套圣人制定的礼义规则，可以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叫作“人能群”。“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荀子·王制》）人的生理结构同动物相比，并没有什么优势可言；但是人是社会群体性的存在，是智慧的存在。要使这个群体社会有效地运作起来，就必须靠礼义规范、靠社会分工、靠社会秩序。有秩序方能有分工，方能有和谐。荀子比孟子更为深刻地看到人的社会性。荀子“人为贵”“人能群”的颂赞，充分体现出他对人性中光明面的尊重，不否认人性中有善。其实，善才是荀子判定人性有恶的前提：如果没有善，恶从何谈起？判定恶必须以善为尺度，不能以恶为尺度。他视恪守礼义为善，视违背礼义为恶。如果说孟子是儒家教育哲学大师，荀子则是儒家管理哲学的大师。教育靠的是善性感召，一手就够了；管理靠的是礼义规则的硬性强制，必须采取两手政策：“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荀子·大略》）在管理哲学方面，荀子比孟子影响更大。  荀子塑像 人性有恶，也有善，两个方面加在一起，荀子叫作“性朴”。他说：“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荀子·礼论》）“朴”是荀子从老子那里借来的哲学术语，用来说明人性的二重性。人性犹如一张白纸，可以为善，亦可以为恶，具有可塑性。经过教化，每个人都可以屏除恶性、培育善性，这叫作“化性起伪”。他所说的“伪”，是指运用礼义规则对人性加以改造，对治恶性。“化性起伪”是通向理想人格的唯一途径，做人就应当不断地陶冶、改造性情，弃恶从善，把自己造就成一个有道德修养、品格高尚的人。 在人性论方面，荀孟之间至少达成三点共识。第一，都以圣人为衡量标准。孟子说：“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荀子说：“孔子仁知且不蔽，故学乱术，足以为先王者也。”（《荀子·解蔽》）在他们眼里，圣人无疑至善。孟子说“人皆可以为尧舜”，荀子说“涂之人可以为禹”，他们都是圣人的崇拜者。第二，都维护人的社会群体性。孟子以性善为纽带，把所有社会成员联系在一起，荀子则以礼义规则为纽带，把社会成员联系在一起。第三，都选择内在超越路向，以成圣为人生终极价值。他们都在人性内部寻找依据，认为人性既不是罪，也不是苦，不必企慕天国、仙界、佛境。按照他们的构想，做人挺好，做圣人更好，在此生就可以实现自我完善。孟子强调人性有善，不否认人性有恶；荀子强调人性有恶，不否认人性有善。他们的侧重点虽不同，但殊途同归。二人似乎对立，实则互补，并没有原则分歧。他们共同建造起儒家人性论大厦，缺一不可。 荀子以后，后儒皆不同程度地受到人性有恶论的影响。汉儒董仲舒提出“性三品”说，认为圣人至善，斗筲之人至恶，中民之性可善可恶，从中可以看到人性有恶论的影子。宋儒推崇孟子，不喜欢荀子，也不能否认人性有恶。张载认为人性有两重性：天地之性至善，气质之性可善可恶。二程也认为人性“天命之性”至善，“生之谓性”可善可恶。朱熹综合张载和二程的人性论，也认为天地之性或天命之性至善，而气质之性因人而异，可善可恶。他们都不排除人性有恶，以此为儒家教化哲学提供理论基础，实际上是延续了荀子的观点。 有些论者给荀子戴上性恶论的帽子，其实是出于对立性思维。他们既然给孟子戴上性善论的帽子，就不能不把性恶论的帽子抛给荀子；否则就凑不成对子，找不到对立面。放弃对立性思维，实事求是地看，有什么必要非得让两位儒学大师拼个你死我活，分出个此是彼非呢？那顶加在荀子头上的性恶论的帽子，早该摘下来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