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洪武二年钦赐属员碑照片 摘要：现存曲阜孔庙二门内侧的“洪武二年钦赐属员碑”，记载了明初对衍圣公府、孔氏子孙以及颜孟子孙大宗的推崇与优渥，对林庙户、赋役差发、额设属员等均给予保持历史最高水平，增设书写、知印、奏差属官三名和孔颜孟三氏子孙学司一名，赋予衍圣公府相对独立的选人用人权力，表现出明初对孔子儒家思想和孔氏家族的极力推崇和政治依赖。该碑记载的相关内容比其它史料记载的系统、全面、真实，此碑刻具有不可估量的文献价值。 该碑刻现位于曲阜孔府二门内侧西面，北首。立于明太祖洪武二年(1369)正月。碑高1.93米，宽0.81米，厚0.18米。碑文正书，分正文和落款两部份。正文25行，满行59字，计801字；落款1行，计10字，脱3字。共计811字，现存808字，脱3字。张廷玉《明史》、《明太祖实录》、《明太祖宝训》、陈镐《阙里誌》、乾隆《曲阜縣志》等史书对该碑碑文以及相关内容均有零星记载。 一 碑刻记载事项及碑文 该碑刻主要记载了明太祖朱元璋在洪武元年（1368）对孔氏宗族的府第——衍圣公府钦赐属员的详细情况，所以称之为“洪武二年钦赐属员碑”；同时也记载了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元年（1368）钦赐衍圣公府林庙洒扫以及孔颜孟三氏子孙的赋役、差发等相关事项。该碑刻全文如下： 皇帝聖旨山東等處行中書省吏房准户房付准中書省咨，近准江淮行省平章韓榮祿咨，為林廟洒掃户、女户、樂户事。該照田平章榜文，收集洒掃廟户一百，女户、樂户二十六户。尼山廟元設一十五户，另有石碑可考。雖有舊典，增减准否，例從朝廷開咨施行送。據翰林國史院官會同太常博士陳承事議得，女户、樂户不見厯代載籍明文。林廟洒掃人户擬合存設，名數多寡，宜從朝省定奪。又准本省咨，為孔顏孟三氏子孫賦役、襲封衍聖公官屬、孔顏孟子孫儒學教授、尼山洙泗書院山長事送。據翰林國史院官會同太常博士陳世昌參考得，宋哲宗元祐元年禮部太常寺禮官議立學以訓其子孫，其襲封專主祠事，赐書置教授教諭孔氏子孫鄉鄰願從學者。聴孔顏孟三氏子孫俱係先聖先賢之后，厯代崇重，事同一體，其教授訓諭三氏子孫理宜存設。顏孟子孫差税聞奏蠲除，袭封衍聖公官屬員數多寡，尼山洙泗二處書院山長合無設置，宜從都省定奪。得此送據尚書禮部呈行准此，除外仰移付本房照驗施行，准此。省府合下仰照驗施行，須議劄付者。 一呈林廟事。本部議得上項洒掃人户合依漢唐宋制存設一百户外，據女户、樂户不見載籍，别難定擬。洪武元年十二月十六日，禮部傅侍郎張郎中同陳脩撰，李起居注、單起居注、安給事中、安殿中侍御史、宿衛等官於奉天門奏，奉聖旨准擬，欽此。除欽遵外，具呈照驗，得此前件，欽依施行。 一呈賦役等事。定擬到后項事理。洪武元年十二月十六日，本部傅侍郎張郎中同脩撰，李起居注、單起居注、安給事中、安殿中侍御史、宿衛等官於奉天門奏，奉聖旨准擬，欽此。又洪武元年十二月十九日，本部崔尚書、寶侍郎同朱學士、濮指揮、周指揮、李指揮、陸鎮撫等官於謹身殿西廊下欽奉御筆聖旨，孔氏子孫皆免差發，顏孟子孫惟大宗免差、餘枝不免，欽此。除欽遵外。 一孔顏孟三氏子孫差發前件欽依聖旨事意施行，仰照驗。 一合設員數。本部議得奏准額設官屬人等，宜從襲封衍聖公舉保堪用人數，具呈都省，以憑銓用。襲封衍聖公官屬，掌書一名、書寫一名、知印一名、奏差一名、屬官三員管勾典籍司樂，孔顏孟三氏子孫儒學教授司今授教授一員，學錄一員、學司一名，尼山、洙泗二處書院山長今授各設一員，前件欽此施行，仰照林廟等事，設洒掃一百户。曲阜縣陳玉等。 右劄付襲封府准此。 洪武二年正月□□□日。 二 明初对衍圣公府、 孔氏子孙以及颜孟子孙大宗的优渥 明朝于建立之初，就给予衍圣公府以及孔颜孟三氏子孙以很大的优渥。从现存的“洪武二年钦赐属员碑”以及其他的史料记载，可见一斑。 1.林庙洒扫。历史上，不同朝代对于孔氏家族给予了不同的政治、经济待遇。其中，不同时代对于孔庙、孔林的管理以及洒扫、守护人员都有着不同规定，呈现出不同时代对孔氏宗族的优渥程度不尽相同，彰显出不同王朝对孔子儒学的推崇程度有所不同。明代陈镐《阙里誌》记载：“鲁哀公十七年，立庙于旧宅，置守茔庙百户。汉桓帝元嘉三年三月，诏孔子庙置百户卒史……灵帝建宁中给守庙百户。魏文帝黄初元年，诏令鲁郡修起旧庙，置百户卒史，以守卫之。南宋文帝元嘉十九年十二月，诏蠲墓侧数户以掌洒扫，鲁郡土民孔景等五户居近孔子墓侧，可蠲其役，以供洒扫。北魏孝文帝泰和十九年给邑一百户。唐太宗贞观十一年，给先圣庙户二十以奉享祀……玄宗开元十三年，复给近孔墓五户，二十七年诏赐百户洒扫；宪宗元和十三年，复置洒扫五十户。……（宋）熙宁中新法行，裁减洒扫户存三十人，看林户存三人；元祐元年，勅依旧法差洒扫户五十人、看林户五人，并依役人法。元太宗九年，奉旨洒扫庙户依旧一百户。”［1］徐振贵、孔祥林《孔尚任新阙里誌校注》也载：“鲁哀公十七年，立孔子庙于旧宅，置守庙户以供洒扫。汉灵帝建宁二年，给孔庙百户供扫除、守卫之役。南宋文帝元嘉三年，诏以孔和为百户，掌礼器、司扫除。文帝元嘉十九年，蠲鲁郡民孔景等五户课役，专供洒扫。唐玄宗开元十三年，东封，回幸孔子宅，给百户以供洒扫；玄宗开元二十七年，诏赐百户供洒扫，给百缣以充春秋飨奠；唐宪宗元和十三年，复置洒扫五十户。……宋哲宗元祐元年十月五日，敕依旧设差庙户五十人，以守卫洒扫及充主祀者白直，其约束并用人役法。明太祖洪武二年，奉旨：林庙洒扫人户依汉、唐、宋制存设一百户。”［2］由此可见，对于林庙户这一问题，初始有守卫和洒扫两项功能，从汉唐宋以来便逐步明确为洒扫功能。“明洪武元年，奉太祖高皇帝御笔钦定拨赐圣庙洒扫户一百户并尼山旧役洒扫户一十五户。俱于曲阜等州县选到民间俊秀身家无过子弟陈玉等一百户，供应圣庙洒扫。”［3］清乾隆《曲阜縣志》记载：“明洪武元年，特置洒扫户一百一十五户，在庙者百，在林者七，在书院者八。令于曲阜等州县选民间俊秀无过子弟充当，杂泛差役一概蠲免。”［4］从现存的“洪武二年钦赐属员碑”也可看出，明洪武元年（1368）十二月十六日，朱元璋钦赐林庙“依汉唐宋制存设一百户”。可见，从鲁哀公十七年（前478）立孔庙之始，就开始设置林庙户，只是在不同的历史年代给予不同的人户。其中，在汉唐宋的个别年间给予林苗一百户的设置。但是，明朝建立之初，就给予保持林庙洒扫一百户的历史最高水平。 2.赋役差发。关于赋役差发问题，陈镐《阙里誌》记载：“汉永寿二年，鲁相韩勅碑文‘圣母颜氏、圣配亓官氏，念圣族之亲，礼所宜异，复其役中繇发。’按汉时以夫子外亲尚免其差役，则孔氏子孙从来无差发，盖可知矣。唐太宗贞观元年，诏孔氏子孙并免赋役；……玄宗开元十三年驾幸阙里，诏孔氏子孙并免赋役。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诏曲阜县文宣王家历代以圣人之后，不与庸调。周显德中遣使均田抑同编户，今可特免。金熙宗皇统二年，敕免孔氏子孙赋役；章宗明昌元年，敕免孔氏子孙赋役。元太宗九年，诏奉上丝绵颜色税石军役大小差发并行蠲免；成宗大德二年，复免孔氏子孙合纳税粟三十三石四斗二升。明洪武元年十二月十九日，户部崔尚书、宝侍郎同朱学士、濮指挥、周指挥、陆镇抚等官，于谨身殿西廊下奉太祖高皇帝圣旨，孔氏子孙皆免差发，税粮有司依例科征，钦此。”［5］关于孔氏子孙赋役问题，从汉以来一直就有给予孔氏子孙免差的惯例，而明太祖朱元璋登基不到一年，就给予孔氏子孙皆免差发的优渥，同时也对颜孟子孙大宗免差。可见，该碑记载与陈镐《阙里誌》记载是相一致的。 3.钦赐属员。洪武元年（1368）十二月，明朝就开始设“置衍圣公官属：曰掌书、曰典籍、曰司乐、曰知印、曰奏差、曰书写各一人，立孔颜孟三氏教授司教授、学录、学司各一人，立尼山洙泗二书院各设山长一人。……官属并从衍圣公选举呈省擢用。”［6］陈镐《阙里誌》也载：“元初衍圣公府只设掌书一人，延祐间始添设管勾、典籍、司乐各一员。……明洪武元年十二月十九日，礼部议设官员人数奏准额设官属人等，宜从袭封衍圣公举保勘用人数，具呈都省以凭铨用。管勾一员、司乐一员、典籍一员、书写一名、奏差一名、掌书一名、知印一名。”［7］对此，徐振贵、孔祥林《孔尚任新阙里誌校注》有比较详细记载：“掌书”，元元贞二年，袭封衍圣公咨呈兵部，移会吏部，准设掌书一名，专掌一切文稿，从衍圣公选保咨部起用。……明洪武二年奉旨，准设掌书一名。“典籍”，元至大二年，设置典籍一员，掌领圣庙礼仪及书籍等。“管勾”，元延祐二年，设置管勾一员，掌领圣庙祭田及祭祀等。“司乐”，元祐七年，设置司乐一员，掌领圣庙乐舞及金石等。“书写”，明洪武二年奉旨，衍圣公府准额设书写一名，专司一切缮誊，从衍圣公举保堪用人员，具名咨部以凭铨用。“知印”，明洪武二年奉旨，衍圣公府准额设知印一名，专管一切印务，从衍圣公府举保堪用人员，具名咨部以凭铨用。“奏差”，明洪武二年奉旨，衍圣公府准额设奏差一名，专奉一切赉奏，从衍圣公府举保堪用人员，具名咨部以凭铨用。［8］陈镐《阙里誌》对孔颜孟三氏教授、学录亦有系统记载及简要说明，“按建学始于魏黄初二年至宋祥符二年，令就庙建学，以训孔氏子孙，独未闻设官也。至乾兴元年，孙宣公守兖，请以杨光辅为讲书转奉礼郎。元祐元年，置教授一员，于举到文官内差或委本路监司保举有行义人充，令教训本家子弟；四年尹复秦以文潞公荐为教授，本年又设学录一员，盖当时教授自署（此学录官名之始也）。金元间更置不一，至世祖中统初，诏立曲阜庙学，选师儒充教授、正录各一。至我明洪武元年，设孔颜孟三氏子孙教授一员，用异姓学录一员；宣德以后始以圣裔任，俱听衍圣公保举咨部铨除。”［9］由上可知，魏文帝黄初二年（221），宗圣侯孔羡始创建家学，但未设学官。宋真宗祥符二年（1009），就庙建学，设立学宫。乾兴元年（1022），孙宣公请以杨光辅为讲书，但并未设置专门的教授。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开始建学于孔庙东南隅，并置教授一员，以教训孔氏子孙或乡邻愿从学者；元祐四年（1089），又设学录一员。元世祖中统元年（1260），依旧典立曲阜庙学，选名师大儒充任孔颜孟三氏子孙教授、学正、学录各一员，训其子弟。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奉旨设孔颜孟三氏子孙教授一员、学录一员。关于尼山洙泗书院山长，元至顺二年（1331），五十四代衍圣公孔思晦请设尼山洙泗书院山长各一员，开始由异姓担任，后来均由孔氏子孙担任。“洪武元年，部议题准仍元之旧额设尼山洙泗二处山长各一员，听衍圣公保举族人之贤者任。”［10］明正德二年（1507）以后，改山长为世职学录，职视国子监。 以上看出，该碑刻不仅记载了明初对衍圣公府以及孔颜孟三氏子孙给予很大优渥，而且也记载了明初在林庙、赋役、差发、属员方面仍依汉唐宋以来的旧例，给予林庙一百户、免孔氏子孙的差发、额设属员等事项均保持历史最高水平；同时又为衍圣公府增设了“书写、知印、奏差”属官三名和孔颜孟三氏子孙学司一名，并给予衍圣公府相对独立而灵活的选择属官的权力。 三 推崇孔子儒学，袭封衍圣公 该碑刻作为石头上的文献，不仅仅记载了明初对衍圣公府和孔氏家族的尊崇和优渥，而且从侧面反映了明初对于孔子儒家思想和孔氏家族的极力推崇和政治依赖，折射出明初把孔子儒家思想作为治国思想的必然政治选择。 1368年正月初，朱元璋于金陵（南京）隆重举行了登基大典，正式登上皇帝宝座，并定国号“大明”、年号“洪武”，标志着明王朝正式建立。事实表明，在反抗元朝统治的斗争中，朱元璋击败了元朝大军和各路义军，取得了军事和政治上绝对的优势，并且控制了中国政治和经济的中心中原地区。然而，如何收拾“胡元纲常大坏”的政治残局，有效控制得之不易的地盘，巩固刚刚建立的明朝政权，建立一个稳定有序而又长治久安的明王朝，成为朱元璋及其幕僚面对且必须亟待解决的根本问题。简而言之，也就是如何“保江山”问题。这就要求明王朝不仅在军事和政治上处于优势和主导地位，而且还要在思想上同样具有优势和主导地位。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和拥护，才能稳定和巩固来之不易的朱氏江山。这就是人们通常说的“马背上可以打天下，不可以治天下”的道理。为此，朱元璋及其明朝统治者借鉴中国汉唐以来治国理乱的经验，于明朝建立之初就明确提出了以孔子和儒家思想作为治国的主要指导思想，大力推崇孔子，提倡儒学，希冀利用儒学这一中国社会最有影响的旗帜和最有力的思想武器建构一个其所理想的文治社会。“明太祖初定天下，他务未遑，首开礼、乐二局，广征耆儒，分曹究讨。”［11］洪武元年（1369）二月，朱元璋登皇帝宝座不久，就“诏以太牢祀先师孔子于国学，仍遣使诣曲阜致祭。使行，太祖谓之曰：‘仲尼之道，广大悠久，与天地相并。故后世有天下者，莫不致敬尽礼，修其祀事。朕今为天下主，期在明教化，以行先圣之道。今既释奠国学，仍遣尔修祀事于阙里，尔其敬之。’”（《明太祖宝训》卷二）可见，明初为充分利用和发挥孔子儒学在治国中的作用，就同历史上其他王朝一样，十分注重尊孔崇儒这一历史文化传统，并主动效仿历史上其他王朝尊孔的做法。为此，朱元璋刚登基就想法寻求得到在中国历史上备受人们推崇的衍圣公以及孔氏宗族的支持，以扩大明王朝的政治影响，树立明政权的形象，以获得广大民众的拥护和支持。 洪武元年（1368）三月，明朝北伐大军刚攻下济宁。朱元璋就立刻命令北伐军统帅徐达约见孔子第五十五代孙元朝袭封衍圣公孔克坚父子，并且让徐达传达“要孔克坚立即进京谒见的旨意”。但是，孔克坚以称病为由予以谢绝，让其子孔子五十六代孙孔希学进京（南京）谒见。朱元璋“问以历代治理”，孔希学“条对甚悉”［12］。对此，朱元璋非常高兴，特赏赐孔希学杂彩六端，并命其回阙里守孔氏祖庭，同时也带回了朱元璋要孔克坚觐见的亲笔勑谕。孔克坚阅后勅谕，急忙赴京觐见。洪武元年（1368）十一月十四日，朱元璋在谨身殿内热情地诏见了五十五代衍圣公孔克坚，并进行了一次平和而有意思的对话。［13］朱元璋为表达自己的尊孔之意，于诏见孔克坚的当天就赐予孔克坚“宅一区，马一匹，月给米二十石。”十一月十五日，“复召至谕之曰：‘尔祖明先王之道，立教经世，万世之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实有赖焉。故尔孔氏高出常人。常人且知求圣贤之学，况孔氏子孙乎？尔宜勉尔族人，各务进学。’因顾谓群臣曰：‘朕不授孔克坚以官者，以其先圣之后，特优礼之，故养之以禄而不从之以事也。’”（《明太祖宝训》卷二）此后，朱元璋一直厚待孔克坚，“待以宾礼而不名，赐廪禄不烦以政，郊社必致膰肉，慰劳甚至。”［14］并且，朱元璋对孔克坚之子元顺帝袭封的衍圣公孔希学予以认可，并擢升孔希学为资善大夫，官秩二品，给二品银印，朝贺班次丞相，且诰曰：“古之圣人，自羲农至于文武，法天治民，明并日月，德化之盛，莫有加焉。然皆随时制宜，世有因革。至于孔子，虽不得其位，会前圣之道而通之，以垂教万世，为帝者师，其孙子思，又能传述而名言之，以极其盛。有国家者，求其统绪，尊其爵号，盖所以崇德报功也。历代以来，膺袭封号者或不能绳其祖武，朕甚闵焉，当临驭之初，访世袭者得五十六代孙孔希学，大宗是绍，爰行典礼，以致褒崇，尔其领袖世儒，益展圣道之用于当世，以副朕之至望，岂不伟欤！可资善大夫袭封衍圣公。”［15］ 四 结语 通过此碑刻记载可以明确看出，明初对衍圣公府、孔氏子孙以及颜孟子孙大宗不仅给予很大优渥，而且从侧面反映出明王朝对于孔子儒家思想和孔氏家族的极力推崇和政治依赖，折射出明初把孔子儒家思想作为治国思想的必然政治选择。尤其是明初对衍圣公府在林庙、赋役、差发、属员等方面仍依汉唐宋以来的旧例，给予林庙户、赋役差发、额设属员等事项均保持历史最高水平，且又为衍圣公府增设了“书写、知印、奏差”属官三名和孔颜孟三氏子孙学司一名，同时赋予衍圣公相对独立的选人用人权力，从而使衍圣公府基本具备了一套可供处理孔氏宗族日常事务且保持其正常运转的管理机构，为日后孔庙和孔府功能的独立，使衍圣公府成为私宅和官衙的合一，逐步发展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传世最久、规模最大且拥有较大行政职能的封建贵族大官衙，成为人们称之的“天下第一家”，奠定了机构、人员以及经济基础。这不仅成为孔子家族发展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而且也使衍圣公府走向了一个全面繁荣昌盛的重要时期。该碑不仅见证了明初尊孔崇儒的这段真实历史，而且也见证了明初儒学对政治的重要影响；同时从该碑所记载的相关内容来看，要比历史上其它史料的相关记载更为系统、全面、真实，所以该碑刻也具有不可估量的文献价值。 参考文献： ［1］陈镐.阙里誌：卷一［M］//孔子文化大全编辑部.孔子文化大全.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1989:579-582. ［2］徐振贵，孔祥林.孔尚任新阙里誌校注［M］.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4:89-91. ［3］陈镐.阙里誌：卷一［M］//孔子文化大全编辑部.孔子文化大全.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1989:582-583. ［4］曲阜縣志［M］//乾隆甲午新修·圣化堂藏版.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1998:332. ［5］陈镐.阙里誌：卷一［M］//孔子文化大全编辑部.孔子文化大全.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1989:567-569. ［6］明太祖实录［M］//明实录·附校勘记（全183册）第2册/黄彰健校勘.北京：中华书局，2016:665. ［7］陈镐.阙里誌：卷一［M］//孔子文化大全编辑部.孔子文化大全.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1989:573. ［8］徐振贵，孔祥林.孔尚任新阙里誌校注［M］.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4:248-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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