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为何重视祭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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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千六百多年前的一天，鲁都曲阜的城东门飞来了一只名为“爰居”的海鸟。这只海鸟在城东门之外已经停留了三天三夜，似乎并没有离开的意思。此时担任鲁国正卿、执政大夫的臧文仲就想派国人前去对它进行祭祀。然而，鲁国的贤大夫展禽（柳下惠）听说此事之后，便提出了强烈的反对意见，甚至认为臧文仲不懂得为政治国的要领。柳下惠批评他说：“夫祀，国之大节也，而节，政之所成也，故慎制祀以为国典。今无故而加典，非政之宜也。”（《国语·鲁语上》）这段话的意思是说，祭祀，是国家的根本大法；而大法，是决定国家治理成败的关键。所以，制定祀典理应是国家社会生活中慎之又慎的事情。现在鲁国人无故地去祭祀这只来历不明的“爰居”，是无故增加祀典，并非治理国家的正确方法。 在批评之后，柳下惠则明确提出了古代圣王们制定国家祀典的基本原则。他说：“夫圣王之制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这段文字亦见于《礼记·祭法》篇，二者表述略有差异。在柳下惠看来，中国上古三代时期圣王所确定的祀典对象，无论是“法施于民” 者、“以死勤事”者、“以劳定国”者、“能御大灾”者，还是“能捍大患”者，他们皆是有功于民、有功于国家、有功于天下的，受到国家与民众的岁时崇祀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国家倡导祭祀这些有功之人的目的，主要是要引导国人能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从而激发社会积极向上、向善的正能量。所以，不在此范围内的其他人与物，都不应该在祭祀的范畴，否则就有可能会引起国家不必要的混乱。 这则故事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有名的，被后世称为“展禽论祀”。仔细品读这则故事，人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无论是主张祭祀“爰居”的臧文仲，还是反对祭祀“爰居”的柳下惠，都认为“祭祀”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具有非常神圣的历史使命。由于“爰居”停留在鲁国东门外，在不能确定这是吉凶祸福的情况下，臧文仲就贸然地选择前去祭祀它，是想用国人的虔敬之心将它“送”走，以达到趋吉避祸的目的；柳下惠则是坚持天下国家祭祀的基本原则，认为这只“爰居”并不在传统祭祀的范围之内，不能轻易地祭祀它，因此提出强烈的反对意见。 在传世文献中，有关古人重视祭祀仪礼的记载有很多，比如《左传·成公十三年》中记载刘康公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句话非常有名，意思是在众多的国家大事中，攸关国家生死存亡的只有两件事情：一是祭祀，二是打仗。正如《孙子兵法》开篇中所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打仗对于一个国家生存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那么，刘康公为何说祭祀同样也是事关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呢？他是如何来认定国家祭祀行为的呢？要说清楚这一问题，就应该从刘康公评价成肃公的行为与祭祀之间的关系说起。 与诸位诸侯国君入周觐见周简王后，鲁成公与刘康公、成肃公会同晋厉公等一起攻打西方的秦国。在出征之前，成肃公在神社接受祭祀之后的祭肉时，他的动作和表情似乎有些不恭敬。刘康公对此评价说：“吾闻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是以有动作礼义威仪之则，以定命也。能者养以之福，不能者败以取祸。是故君子勤礼，小人尽力。勤礼莫如致敬，尽力莫如敦笃。敬在养神，笃在守业。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有执膰，戎有受脤，神之大节也。”在刘康公看来，祭祀有分配祭肉的礼仪，战争有接受祭肉的礼仪，这是奉祀神灵最关键的环节。成肃公在神社接受祭肉时有些不虔诚，显然是对神社神灵的一种不恭敬甚至是亵渎。所以，刘康公就预言说：“今成子惰，弃其命矣，其不反乎！”刘康公此语是在告诫参与祭祀的人，务必要保持一颗虔诚、诚敬之心，否则就可能会有不祥的事情发生。 就传统儒家的祭祀理论来说，《论语·八佾》篇中有“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的记载，《礼记·曲礼上》开篇有“毋不敬”的说法。这都是告诫世人，为避免不祥事情的发生，人们在参与祭祀时务必要保持一颗虔诚、诚敬之心。这种“虔诚”“诚敬”之心就是祭祀甚至是传统礼制的本质。如果心存不敬，就可能会遭受到天灾、人祸的惩罚，即便是当世人没有遭受，也一定会转嫁给其后世子孙。《孔子家语·辩物》篇中就记载了一则孔子论鲁桓公、僖公之庙着火的故事。当时孔子在陈国，陈惠公召见他并一起闲游。行路之人说：“鲁司铎灾，及宗庙。”陈惠公将这件事情转告给孔子，而孔子当时就下断语说：“所及者，其桓、僖之庙。”后经证实，这次失火的确是在鲁桓公和僖公之庙。 当陈惠公问孔子为何知道是鲁桓公和鲁僖公庙着火时，孔子回答说：“礼，祖有功而宗有德，故不毁其庙焉。今桓、僖之亲尽矣，又功德不足以存其庙，而鲁不毁，是以天灾加之。”按照传统的祭祀礼制，在宗庙中能长久地接受祭祀者，要么他本人有功德，要么他的后世子孙有功德。然而，鲁国目前的状况是鲁哀公与桓公、僖公的宗亲关系已经疏远，而桓公和僖公的功德又不足以受到鲁国人的世代祭祀。所以，即便是鲁国人不将二人从宗庙中撤出，上天迟早也会为其代劳。从孔子论述鲁桓公、僖公宗庙着火这件事情，人们似乎能够深切地感受到：假如祭祀的对象没有功德或者德不配位，迟早会遭受相应的惩罚。古人从中也得到了相应的启示，这种启示对传统中国社会祭祀典制的制定的影响既深且远。 在传统中国社会中，不仅历代政权格外重视各类祭祀制度的制定，而且民间同样也注重各类祭祀活动。中国民间的祭祀礼仪形式非常繁杂，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从祭祀的目的来看，可以概括为两大类：一是祈福仪式，比如在重要的节日举行隆重的祭祖活动；一是避祸祭祀仪式，比如在陷入某种困境时，祭祀者期望通过祭祀化解已经出现或者即将出现的各类危机。从祭祀对象来看，可以分为自然界的神灵和社会中的神灵两类，比如图腾崇拜、自然崇拜、生殖崇拜、女神崇拜、保护神崇拜以及鬼神崇拜等。从祭祀方式来看，通常也可以概括为两大类：一类是通过特定的祭祀形式感动神灵，以实现自己的愿望，如求子、求发财、求功名和求雨等；一类是通过特定的禁忌、净身和禁食等仪式，表现出谦卑、恭敬的态度，以实现自己特定的目的或者愿望。 当然，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平民百姓，之所以都重视传统的祭祀活动，是因为祭祀礼仪已经在人们的精神生活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以通过祭祀求子为例，中国古人特别重视家族血脉的延续，为了维持“香火”不断，有的要到祖庙举行隆重的祭祀活动，有的要到自己先祖的坟前焚香跪拜，还有的根据当地风俗到特定的场域进行祈祷，但他们的目的差不多都是相同的，如孔子父母祈祷于尼丘山的故事就是如此。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按照周代婚礼规定结合的年龄，叔梁纥与颜徵在的婚姻的确有些“不合礼”，也由此受到不少学者的非议。就本质上说，孔子父母结合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希望上天能够赐孔氏一个身心健全的男孩以传承祖业，二人婚后则选择去附近的尼山进行祈祷。这个故事在不少的古代典籍中都有记载，有的还被赋予神话色彩，后世称其为“颜母祷于尼山”。 应该说，在生产力水平较为低下的早期中国，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非常有限。古人对天地、祖先和圣贤等对象都充满了虔诚的敬畏之情，认为万物皆是有灵的，风、雨、雷、电等自然现象皆是天神的意志。为减少天神的惩罚，古人开始尝试与它们进行沟通， 祭祀也就由此产生。通常情况下，人们有什么样的愿望，就会创造出什么样的神灵。随着人们诉求的逐渐增多，过去简单的祭祀开始变得复杂与成系统。为了规范社会的祭祀活动，古代的圣贤开始制定相应的典章制度，如人们常常提及的周公“制礼作乐”，就是中国传统祭祀礼乐制度成熟的表现。孔子对祭祀之礼的论述，如主张“祭如在”，强调“敬鬼神而远之”，则赋予了祭祀更多的人文化色彩，同时也赋予祭祀者更多的“尊严”，真正开始挺立起人的主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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