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被尊为“亚圣”，是儒家思想重要的传承者和发展者，在继承、阐发、创新儒家思想方面，发挥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他的“浩然之气”“大丈夫”精神，对中华民族气节的塑造、精神禀赋的滋养更是产生了重要影响。  亚圣孟子画像 孟子一生的成长、成才，乃至成圣，都离不开孟母的启蒙教育，也离不开其思想本身蕴含的哲理智慧。孟子早年丧父，幼年读书立志、学礼从文都深受其母影响，成年后家庭关系的和谐、仕途方向的抉择，也颇受孟母教诲助力。可以说，孟母是孟子成圣路上的重要启蒙者、奠基者和影响者。孟子“亚圣”地位的确立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并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并没有得到充分肯定。汉代以前，提倡的是“周孔之道”或者“孔颜之道”，“孔孟之道”的说法是宋以后的事情；《孟子》由子入经以及孟子配享孔庙，也是宋朝的事情；孟子被册封为亚圣公发生在元朝。所以从整体上看，孟子的历史地位是在2000多年的不断更迭中，才得以逐渐确立的。孟子的成长环境对其有何影响？其思想价值为何在漫长历史岁月中逐渐得以彰显？了解清楚其背后的内容，对于认识孟子、了解孟子思想，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早年母教助力成长成才 孟子的成长成才离不开孟母的谆谆教诲、循循善诱。孟母教子的故事，西汉韩婴的《韩诗外传》和刘向的《列女传》有着较为详细的记载。荀子的文章中也有关于“孟子恶败而出妻”的记载。通过这些故事，不难发现家庭教化、熏陶对孟子的影响。 通过“三迁择邻”，孟母为孟子创造了良好的学习环境，让孟子从“嬉游为墓间之事，踊跃筑埋”“嬉戏为贾人炫卖之事”，最终“嬉游乃设俎豆，揖让进退”；通过“断织喻学”，孟母让孟子明白不认真学习的危害，一句“子之废学，若吾断斯织也”让孟子醍醐灌顶，一句“堕于修德，不为窃盗，则为虏役矣”让孟子认识到玩物丧志的危害；通过“买肉实言”，不自欺欺人、不欺骗他人，孟母为孟子树立了诚信的榜样。这是孟子幼年时的故事。孟子成年后的故事主要有两个，一个是“阻子休妻”，一个是“释子以忧”。“阻子休妻”的故事中，孟母指出了孟子自身的礼数不当，化解了孟子的休妻问题；“释子以忧”的故事中，孟母让孟子放下了担心母亲颠簸受累的包袱，而能去施展自己的抱负。可以说，从孟子幼年的外部学习氛围营造，到内在的道德品质培养，从警醒明学立志，到卸下负担包袱，孟母为孟子成才起到了良好的导向作用。 邹城孟母三迁祠 二、继往开来于儒学式微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第一个高峰期，与礼崩乐坏、战乱征伐的时代背景相伴的是文化上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盛况。儒、墨是早期思想史上的显学。孔子死后，儒家一分为八。《韩非子·显学》篇记载： 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 “孟氏之儒”说的正是孟子。孟子之时，儒学已然式微，正如《孟子·滕文公下》里面提到的“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学习儒学的人越来越少，而且当时诸侯面对战乱纷争的形势，也不愿意接受儒家的王道、仁政思想，而是醉心于战乱征伐。《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载：“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变法强国的法家和合纵连横的纵横家受到当时诸侯的推崇。故而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弘扬儒学、复兴儒学，是存在重重困难的。但孟子以他的实际行动，游说诸侯、宣传儒道、辩论诸家，提升扩大儒学影响，让儒学再次迸发活力。这可以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 游说诸侯，宣传儒学。《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载：“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按照司马迁的记载，孟子的思想没有被诸侯接受，齐宣王认为不能用，梁惠王认为不接地气。但诸侯不采用不代表没有价值，孟子恰恰是在这一次次的游说中扩大了儒学的影响力，让差不多同一时代的庄子发出“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的感叹。孟子曾游历齐、宋、薛、邹、鲁、滕、梁等国家，其见梁惠王时阐发的义利之辨、仁者无敌、仁政于民的思想肯定触动了梁惠王的心扉，才能够让他应答“寡人愿安承教”；见齐宣王时宣传的与民同乐、以民为本、选贤与能的思想肯定让齐宣王认为很有道理，才会有“我欲中国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的挽留，才能有“吾惛，不能进于是矣。愿夫子辅吾志，明以教我”的请求，甚至在齐国稷下学宫，齐国把著名的学者都封了上大夫，而对孟子则封了更高一级的卿位。所以孟子在游历的过程中阐发宣传了自己的思想，进一步将儒家思想传播开来，提升了儒家思想的政治感召力和认同感。  《史记》书影 辩论诸家，提升影响。孟子的雄辩滔滔让儒家思想在诸子百家中得以凸显。孟子与农家陈相辩论“君臣并耕”，彰显“劳心劳力”的治国经略；与墨者夷之辩论爱有无差等，彰显儒家孝悌之道；与纵横家景春辩论大丈夫，彰显儒家以民为重、矢志不移、威武不屈的浩然正气；与“兼治儒墨之道”的告子辩人性之善恶，彰显“性善论”的合理性；与博学多才、滑稽多论的稷下先生淳于髡辩论“嫂嫂溺水”，彰显了通权达变的灵活处事态度。在与当时所谓的“诸子百家”的辩论中，孟子让儒家思想的影响力熠熠生辉。 承续文脉，创新儒学。孟子一生非常崇拜孔子，认为孔子是集大成者，可以跟尧、舜、禹、商汤、周文王并列，所以他一生以“乃所愿，则学孔子”作为理想，以传播弘扬儒家思想作为目标。一方面，孟子学习孔子，周游列国，宣传儒学，经世致用，以身行道、弘道。另一方面，孟子在孔子思想的基础上进行了创新发展。孟子重点丰富发展了孔子的“仁”学思想。在人性修养方面，由仁到义，居仁由义，从性相近到性本善或者向善。孟子通过“性善论”，更加圆融地解释了人性。孟子认为“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孟子·告子上》）。人性本来的善良如同水向下流那么自然，人没有不善的，就如同水都往下流那样。这实际上为当时生活在人心不古、礼崩乐坏混乱年代的世人，植入了向上、向善的理论力量。而且孟子进一步说：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 四端之心是每个人都有的，需要每个人通过“求放心”来涵养德性，从而铸就大丈夫的伟岸人格，滋养浩然之气。再一方面，孟子较为系统地提出了一套治国方略。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实行仁政。“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孟子·公孙丑上》）君王要能实行仁政，注重民本，爱民、养民、教民、富民，就能实现国家的富强。以此为基础，孟子进而提出了社会治理的范式。孟子的创新使得儒家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适应了当时时代的需求，扩大了儒学的影响，也彰显了儒家思想的与时俱进性。孟子的思想最后虽然没有得到君主的采用，但是他那种“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于承担精神和重视百姓、爱护百姓的民本、仁政思想，如同乱世中的一股清流，让利益纷争的诸侯看到了儒家家国天下、仁者无敌的治国良方，同时也为后来儒家知识分子的希圣、希贤提供了新的进取方向。 三、沧海横流，历久弥新 孟子去世后，他的思想逐渐得到认可、推崇，这实际上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我们可以将这段时间大体划分为蛰伏期、上升期和形成期。 （一）孟子思想蛰伏期 秦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孟子思想的蛰伏期，其思想地位基本没有太大变化，基本处于不著不察的地位。 秦朝时，孟子只是诸子当中的一家。东汉赵岐在给《孟子》作注时说：“孟子既没之后，大道遂绌，逮至亡秦，焚灭经术，坑戮儒生，孟子徒党尽矣，其书号为诸子，故篇籍得不泯绝。”孟子死后，儒家大道不显。到了秦朝，秦始皇“焚书坑儒”，残害儒生，毁灭诸子典籍，孟子的徒弟和拥护者几乎没有了，《孟子》因为篇籍属于诸子才得以留存。此时，不仅是孟子，整个儒家学派的地位都岌岌可危。 西汉设置《孟子》传记博士。东汉赵岐在《孟子题辞》中说： 汉兴，除秦虐禁，开延道德，孝文皇帝欲广游学之路，《论语》《孝经》《孟子》《尔雅》皆置博士。后罢传记博士，独立“五经”而已。讫今诸经通义，得引《孟子》以明事，谓之博文。 宋代孙奭在给赵岐的《孟子注》作疏时指出： 汉兴，高皇未遑庠序之事，孝惠虽除挟书之律，然而公卿皆武力功臣，亦莫以为意。及孝文皇帝广游学之路，天下众书往往稍出，由是《论语》《孟子》《孝经》《尔雅》皆置博士，当时乃有刘歆九种《孟子》，凡十一篇。 按照赵岐的记载，西汉孝文帝时，是设置过《孟子》传记博士的，只是后来又取消了。按照孙奭疏文的记载，当时有九种注解，十一篇文本。此时孟子虽然受到了一定的官方关注，但影响甚微。早期设立传记博士可能也只是因为“《周礼》未出时，汉儒言封建者，皆宗孟子。文帝时作《王制》亦采《孟子》为说”（章太炎：《国学演讲录·经学略说》），亦即把《孟子》作为汉代礼治的参考。西汉末期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扬雄，高度赞许孟子，在《法言》中说道，“古者杨墨塞路，孟子辞而辟之，廓如也”，而且经常“窃自比于孟子”，认为孟子超出诸子之上，是孔子之后儒家的重要传承者。  《孟子注疏》书影 东汉开始出现有关《孟子》注解的书籍。东汉古文经学盛行，“我注六经”是当时的重要学术思潮。此时，开始出现较多注解《孟子》的书籍，有程曾、郑玄、高诱、刘熙、赵岐五家《孟子》注。其中以赵岐注流传最广，而且赵岐对孟子推崇备至，认为孟子的思想“包罗天地，揆叙万类，仁义道德，性命祸福，粲然靡所不载。……命世亚圣之大才者也”（赵岐：《孟子题辞》），认为孟子是亚圣的大才，这也是孟子首次被称为亚圣。但此时《孟子》依然只是停留在“子”部。班固《汉书·艺文志》将《论语》《孝经》归入《六艺略》，附于“六经”后，而将《孟子》置于《诸子略》“儒家类”。可见此时《孟子》虽然受到了一定关注，但是地位影响一般。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大动乱时期，玄学思想、佛学思想逐渐兴起，儒家思想受到冲击而衰微。受到大环境的影响，孟子的历史地位并没有很大起色，但存有一些“孔孟并称”的记录。北魏《元昭墓志》载：“识总指途，并驱孔孟。”东晋咸康三年，国子祭酒袁瑰与太常冯怀，以孔孟并称，上《请兴国学疏》说：“孔子恂恂，道化洙泗；孟轲皇皇，诲诱无倦。” （二）孟子历史地位的升格期 从唐朝开始，孟子的地位逐渐得到提升，历经宋元，逐渐确立了其亚圣地位。 从唐朝建立到平定安史之乱，孟子的地位没有得到关注和认可。唐高祖、太宗、高宗三朝争论国子学当祭“周孔”还是“孔颜”，没有提及孟子。唐太宗增加左丘明等22位儒者从祀孔庙，也没有提及孟子。唐玄宗封颜渊为亚圣公和兖国公，封“孔门十哲”和“七十子”为侯、伯时，也只字未提孟子。当时《孟子》与《老》《庄》并列，未列入科举的明经范畴。中唐时期，韩愈成为孟子升格运动的重要倡导者。韩愈提出了儒家“道统”说： 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韩昌黎集》卷一一《原道》） 他认为儒家学问之道，有一个传承的脉络，孔子传给了孟子，孟子死后，没能传下去。“孔子之徒没，尊圣人者，孟氏而已……孟氏醇乎醇者也。”（《韩昌黎集》卷一一《读荀》）孟子是最得到孔子思想真传的。韩愈认为孟子有两个功劳：一是“独孟轲氏之传得其宗”，二是有“卫道”之功，辟杨、墨之说，让儒家的仁义、贵王贱霸思想，弘扬、普及开来。故而韩愈认为孟子“功不在禹下”。唐末文学家皮日休，非常认同韩愈的说法，曾上书请命：“去《庄》《列》之书，以《孟子》为主，有能精通其义者，其科选视明经。”（《皮子文薮》卷九《请〈孟子〉为学科书》）但即便二人奔走疾呼，在当时也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 宋朝时期，孟子得到官方的高度认可和推崇。随着庆历新政的实行，学坛上兴起了一股批判的社会思潮。排斥佛道“异端”，否定汉唐经学，成为这个时期的主流。孟子的历史地位随着这股复兴儒学的大潮而不断上升。范仲淹和欧阳修作为庆历新政的主导者，非常推崇孟子。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来自孟子的“乐以天下，忧以天下”思想。欧阳修认为“孔子之后，惟孟轲最知道”（《欧阳文忠全集》卷六六《与张秀才第二书》），其在政治上认可孟子，对提升孟子的地位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当时思想界具有较大影响的“宋初三先生”中，孙复和石介更是极力推崇孟子。孙复认为： 杨、墨暴行，孟子不作，则天下之民禽兽矣。（《孙明复小集·兖州邹县建孟庙记》） 石介认为： 孔子既没，微言遂绝，杨、墨之徒，榛塞正路，孟子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辟杨、墨；说齐宣、梁惠王七国之君，以行仁义。（《徂徕集》卷一四《与士建中秀才书》） 孙、石二人从学术思想上进一步肯定了孟子的地位和作用，开启了当时“尊孟”的学术思潮。庆历新政以后，理学兴起，其中张载的“关学”、二程的“洛学”、王安石的“新学”都具有很大影响力，而且都从学术思想上肯定、尊崇孟子。程颐有“孔子没，传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曾子传之子思，子思传之孟子，孟子死，不得其传，至孟子而圣人之道益尊”（《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五）之言，张载有“古之学者便立天理，孔孟而后，其心不传，如荀、扬皆不能知”（《经学理窟·义理》）之论，王安石有“孔孟如日月，委蛇在苍旻。光明所照曜，万物成冬春”（《王文公文集》卷三八《扬雄三首》）之赞。孟子的历史地位得到空前的提升，除了思想上的认可，王安石还充分利用其政治影响力，在官方给予孟子更高的地位：熙宁四年（1071），《孟子》开始进入科举考试；元丰六年（1083），孟子被册封为邹国公；元丰七年（1084），孟子开始配享孔庙；宣和年间，《孟子》首次被刻石，成为实际的“十三经”之一。自此，孟子得到了学术上和政治上的高度认可、推崇。南宋时期，孟子历史地位继续提升。此时学术思潮，以朱熹理学和陆九渊心学为主，而二者也都非常认可推崇孟子。朱熹年幼时读《孟子》，见到“圣人与我同类”就有“喜不可言”之感，其一生致力于《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将此“四书”推荐为当时的科举教材。在其《四书章句集注》中，朱熹更是引韩愈和二程的评价作为《孟子序说》的内容。陆九渊自称其学“因读《孟子》而自得之”（《陆九渊集》卷三五《语录下》），他的思想与孟子的关系比朱熹更近，心学大师王阳明就直接指出：“陆氏之学，孟氏之学也。”（《阳明全书》卷七《象山文集序》）宋儒对孟子的肯定和推崇为孟子卓越的历史地位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三）孟子历史地位的形成期 相对于宋朝从学术思想上肯定孟子“有功于圣人”，从官方政治上对孟子予以褒奖，元明清时期则从政治上真正确立了孟子的圣人地位。 元文宗至顺元年（1330），孟子获封邹国亚圣公，这是孟子第一次被官方封为“亚圣”，自赵岐作《孟子注》感叹孟子有“亚圣”之大才的1000多年后，孟子的圣人地位终于得到官方肯定。 明世宗嘉靖九年（1530），孟子由“邹国亚圣公”直接被尊为“亚圣”。 清代沿袭明制，仍尊称孟子为“亚圣”，科举考试采用八股文，取包括《孟子》在内的“四书”及“五经”命题，谓之制义。康熙十六年（1677），康熙亲撰《日讲四书解义》二十六卷，其中提到《孟子》一书，始于义利之辨，终于道统继承，将“四书”作为千古帝王之枢要。乾隆元年（1736），清政府颁行“十三经”至各省府州县，又颁布《钦定四书》于官学，俾生员学习。乾隆十三年（1748），乾隆御制《亚圣赞》，立碑建亭于孟庙，盛赞孟子“卓哉亚圣，功在天地”。 四、孟子历史地位变化的原因 整体来看，孟子的历史地位在后世二千多年的时间里，是不断上升的。从“迂远而阔于事情”到不著不察、只是礼治的参考，从承续道统，尊圣人的“醇乎醇者”到“有功于圣门，有补于后学”，再到“卓哉亚圣，功在天地”，孟子的思想历久而弥新，不断得到世人的挖掘、肯定、推崇。其变化的过程，与各时代的政治社会环境密不可分，与其本身所承载的思想价值内涵更多有关联。 （一）政治社会环境对孟子历史地位的影响 秦朝以法建国，以法治国。其“焚书坑儒”的政策，使包括孟子其人在内的儒家思想都没能得以彰显。汉初，民生凋敝、百废待兴，“黄老”之学的休养生息之策得到当时君主的认可。其后，董仲舒倡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今文经学成为主流，《孟子》不在经列，不得彰显。魏晋时期，社会动荡、民生凋敝，承续汉朝经学的士族后裔，醉心玄学。道家思想蔚为时尚、风靡一时，冲击挑战儒家思想。隋唐时期，三教并行，一尊未定，儒学主要是经学，《孟子》不在其列。而且此时的思想政治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如果说逐渐登上政治舞台的道教与儒家思想，由于相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其冲突还可以调和的话，那么由国外传入、迅速发展起来的佛教思想，与本土道教和儒家思想就对立明显。从两汉到隋唐，儒学一直以经学为主，其伦理纲常在维护社会秩序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人文关怀、伦理指向、理性精神为士人提供了重要的精神导向。但自董仲舒以来，其依靠的“天人感应”旧形态的理论模式和以章句、训诂为表现形式的学术风气，使儒学陷入窠臼，缺乏生气。面对佛教思辨的繁复巧密，儒家思想在宇宙论、心性论方面暴露出不足，导致出现“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皆归释氏耳”的尴尬境地。儒学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挑战，需要一场重塑，不论是内部理论架构，还是外部章句、训诂治学思想上，都要重新调整，进一步丰富完善，焕发思想活力，才能应对佛、道两家的挑战。 （二）《孟子》思想内涵对其历史地位的影响 唐宋之际，孟子历史地位的提升与儒学的自我完善有着必然的联系。面对佛、道竞争，儒学要寻找源头活水，以弥补自身的理论缺陷。《孟子》中的思想，恰恰迎合了当时政治的需求、社会的需要乃至时代的发展。具体内容有： 直抵人心的“心性论”。心、性问题的讨论，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是既抽象又现实的问题。隋唐之际，佛、道思想的兴盛就是通过心、性等方面的立论，系统地诠释人的超越性以及其与当下现实的联系，从而获得世人的支持与认可。《孟子》中关于心、性有关问题的讨论，很好地弥补了儒学在超越性方面的不足。孟子以性善为根基立论，建构出“尽心、知性、知天”“存心、养性、事天”的心性修养工夫，既为士人找到了内心向上、向善的依托，植入了向上、向善的力量，同时也描绘了个体主体性超越的一面——通过个人心性修养，就能“知天、事天”。宋代心学大师陆九渊说：“孟子十字打开，更无隐遁。”如果说孔子还停留在“天道远，人道迩”，对于人心、天命阐发比较模糊的阶段的话，那么孟子则是进一步居仁由义、下学上达，较为清楚地描绘了成圣、成贤的道路。 先义后利的“义利观”。义与利的选择问题，关系一个人的行为规范和价值导向。隋唐之际，佛、道思想的扩散，客观上消弭了当时民众的社会责任感。儒家的仁义道德需要更有力度的宣传和弘扬。《孟子》中有许多关于“义”的精彩描述：有“舍生取义”的大仁大义，有“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的坚守、执着，有“集义而生”的浩然之气，有“大丈夫”人格下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对义的描述，传递出一种积极有为、积极承担的价值取向，成为唐宋之际提振社会风气，唤醒士族阶层勇担道义的重要依托。 行王道、重民本的社会观。《孟子》中对国家治理范式的诸多提及，迎合了政治统治的需要，也成为唐宋之际韩愈、范仲淹、王安石等人大力推崇孟子的重要原因。《孟子》中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的民本思想，以及崇仁尚礼，追求百姓安居乐业、国家长治久安，保民而王的王道政治思想，都为时人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参考借鉴。 “以意逆志”的解《诗》说和“尽信《书》，不如无《书》”的读书观。唐人延续汉代经学的治学路径，致使儒学更多停留在章句、训诂的考究和比对上，内容上却缺乏生气和活力。佛、道的思想冲击，客观上倒逼着宋代儒家更加关注文本内容与当下实际的彼此结合。注重义理阐发，成为宋明理学重要的学术特色，而这很大程度上也受到孟子读书论的影响。孟子认为，理解《诗》不能脱离语境、断章取义，而要顾及作者对诗的心志，去理解作者表达的含义，“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而且孟子认为《尚书》中的内容不能全信，要有怀疑精神。这也为唐宋儒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方向，将其从辞句、训诂中解放出来，使之关注义理发微，从而促进了儒学的新演变与新发展。 整体来看，孟子之所以被尊为亚圣，与他承续儒脉，倾尽毕生精力弘扬、宣传儒学，是分不开的；与他迎合时代，居仁由义、发微性善，创新儒学，是分不开的；与他提倡浩然正气、威武不屈的大丈夫精神，是分不开的。即便受外部环境影响，孟子也曾暗淡消沉、折戟沉沙、抑郁不得志，但沧海横流，时光终不能掩盖孟子历久弥新的精神文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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