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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情感动物——人离不开亲情、爱情与友情。但情感有个特征，正如汤显祖在《牡丹亭》有段话所说：“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这样的感悟，不分中西，不分古今，而是“其心同、其理同”的。你看西塞罗不是也这样说吗——“人抛弃理智就要受感情的支配，脆弱的感情泛滥不可收拾，就像一只船不小心驶入了深海，找不到碇泊处”。人类所受到的感动，所获得的快乐，往往都与情有关。反过来，人类所受的痛苦，所遭遇的折磨，也往往与情有关。这一点我们小时候看琼瑶剧深有感触。其实，任何一部文学或影视作品，都绕不开一个“情”字。所谓“为情所困”，恐怕是几乎每个人都有过的经历。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即使没有完整读过《诗经》的，也对这首诗非常熟悉。其实，在《诗经》中类似这样表达男女爱情的诗歌很多。看得出来，这些情感都表达得非常含蓄、委婉，与欧美那种直接、强烈的爱情诗有很大不同，这就是儒家诗教礼教传统塑造的结果。  孔子倡导“诗教”，他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诗，是诗人情感的表达。即便我们不是诗人，我们也可以借助诗歌来表达情感。所以，我们中国人到今天还要学唐诗宋词，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来表达、抒发内心的喜欢、忧伤、悲愤，在宴乐、送别、思念时，吟咏以抒情。但是，在孔子、儒家看来，这些情感表达都要节制。要“发乎情，止乎礼义”。也就是说，要用礼义来节制情感，不能让情感、情绪泛滥无归，流于滥情。这就是为什么孔子一边强调“兴于诗”，又要主张“立于礼”的缘故。当然，在“立于礼”之后还要“成于乐”，而“乐”又直接与情感相关。也就是说，人有抒情的需要，但是情如果不加以节制就容易走向滥情，于是要用礼来节制。但是如果过分强调礼，又容易造成情感的疏离、性情的禁锢，所以还要超越礼，用乐来升华，使得生命达到中和圆融的境界，这才是“成”——成德、成人之“成”！ 其实，儒家的礼从一开始，就没有脱离人的情感，而是始终是从情感出发的。《礼记·问丧》：“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实也，礼义之经也，非从天降也，非从地出也，人情而已矣。”这句话直接地将“礼”与“人情”联系起来。后来司马迁在《史记·礼书》中归结为“缘人情而制礼”，礼的大厦要以情为之奠基。 众所周知，在中国文化中，情与理的关系，也是剪不断理还乱。我们今天往往刻意区分情感与理性，其实在儒家的观念里，礼一头连着情感，一头连着理性，而融为一体。情与理是一体两面，不可分割的。如果说，礼与理的关系其实可以视为用与体的关系，那么，礼与情的关系可以表述为建筑与地基的关系。换句话说，如果礼的根据在理，那么也可以说，礼的基石在情。理是礼得以制作成立的根据，而情则是礼得以产生与发挥作用的基石。 人是一个多面的存在，而情是最真切的。情与礼好像是对立的。我们一般也认为，孔子讲“克己复礼”，从某种意义上，是用道德理性来克制、约束人的情感、欲望。但是，我们还要看到，儒家对于情，从来不是单一地负面看法。我们仔细揣摩先秦儒家文献，就会发现，儒家对于情是给予基本肯定的，就如儒家的身体观一样，首先是肯定，然后才是“修治”的对象。《礼运》曰：“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中国人经常挂在嘴边的“七情六欲”，七情就是这里所提到的高兴、忿怒、哀伤、恐惧、爱慕、厌恶、欲望。这些出自本能，不学就会。“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也就是说食色是人类最基础的欲望所在；死亡和贫苦是人们最厌恶的东西所在。欲望也就是追求自己希望达到的，厌恶也就是躲避自己讨厌的，这是人情的基本方面。人人藏有一颗心，别人无法去揣测。善恶都藏在心中，从表情上不会显现出来，要想全部穷尽了解人的真实想法与情感，除了依靠礼，还能靠什么呢？因此，儒家就要强调礼的教化作用，这就是古人所谓“率人情性以设教”，信乎斯言！ 1993年在湖北荆门的一座楚墓中发掘出一大批战国竹简。在这批竹简中，有数量惊人的儒家文献。其中一个引起哲学家惊奇的是，“道始于情”这样一种观点。李泽厚先生甚至据此提出了“情本体”的观点，蒙培元多年来一直倡导“情感儒学”，都是看到了情在儒家义理架构中的重要性。情感是先天的，人一生下来就会哭、会笑，会依赖父母，与父母亲近，与亲人亲近。如孟子所说，“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也。”因此，儒家制作礼，首先是“顺情”，即“礼顺人情”。礼从根本上是合乎人之情的。我们对于父母的敬爱、对于师长的尊重，都需要用一种合适的方式来呈现和表达，那就是礼。《孟子》在解释丧葬礼的出现时，便是立足于人对父母遗体被动物吞食的不忍之情。其实，孔子说：“丧思哀，祭思敬。”孔子还说过：“礼，与其奢也，宁简；丧，与其易也，宁戚。”都是以真情实感作为礼的基础的。孔子给宰予讲“三年之丧”时，也是强调，在父母去世之后“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在孔子看来，“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之所以要为父母守丧，就是因为人在父母去世后天然的一种哀痛之情需要表达。而之所以守三年丧，则是出于父母对自己的恩情是最重的。这就是说，礼的仪程、规范的安排设计都是建基于人情之上的。只不过，因为情感就像水流一样，如果没有河道的引导，就会泛滥成灾。正如《中庸》所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情感总是有一个“发而中节与否”的问题。所以，《礼记·坊记》讲：“礼者，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如果我们把人的情划分为正面的积极的情感，与负面的消极的情感，那么礼就是立足于积极情感，而要克制消极情感的一种人文规则。孔子说：“《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朱熹解释说：“淫者，乐之过而失其正者也。伤者，哀之过而害于和者也。”通过建基于真实的情感而制作礼；反过来再通过礼的节制，而使情感得以合乎中道。  儒家强调“诚”，而反对“伪”，就是主张礼务必建基于真情实感之上，而不能成为虚情假意的乡愿。如果礼失去了情，那么礼也就成了僵化的教条、令人生厌的过场。我们会看到一些较为“成熟”的人，为人处世处处守礼，只是让人看上去不舒服，问题出在哪里？其实，往往就是因为缺乏情感基础，缺乏真情实感的投入，礼就显得油滑、虚伪、世故、做作。惺惺作态之所以令人生厌，也是同样的道理。大家读《红楼梦》，对其中的女一号黛玉和女二号宝钗印象深刻。我曾经做个小调查，结果发现大部分人虽然认为黛玉爱耍性子、不好相处，但是对宝钗的人情练达却并不“感冒”。读者还是赞美宝黛爱情，而对最后的结局表示遗憾。为何如此？就是因为，黛玉重情而宝钗守礼。更关键的是黛玉重情而有真情，宝钗守礼而无真情。所以，人们并不是讨厌宝钗的知书达礼，而是不喜欢她的无情。无情而守礼，则往往流于虚伪。 有的人，因为天生一副“杀猪”的好嗓子，声音洪亮，而成了职业哭丧人。有人质疑：“父亲死了，儿子不哭不跪，却请人‘代劳’，这也叫尽孝道？”父母去世后，举行丧礼，本是为表达对亲人的怀念和哀痛，如果真情隐遁，丧礼还算是丧礼吗？难怪乎孔子感喟：“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 礼与情，千丝万缕，不可分开。只有建基于真情实感之上的礼貌、礼节才是舒服的、有效的；只有在礼的调节之下的情感，才是舒适的、合理的。如何合理处理情感，是我们每时每刻都会遇到的难题，因此礼不可须臾离也。同时，我们今天倡导礼乐的生活，也要格外注意不要违背人情，悖情的一般来说就是不合理的。当然，这里的“情”又不能泛化、私化，而必须是积极的情感。那些以情感——不论是亲情、爱情还是友情——来“绑架”人的礼是要不得的。 所以，我们也应该“吾日三省吾身”：我的情感表达合乎礼义吗？我的礼貌出于真情吗？我能协调好情与礼的关系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