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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代人经常问：“这合理吗？”事情的合理与否，意味着合法性的有无。其实，中国古人更关心合“礼”与否。这是因为“礼”在古代被视为“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换句话说，合礼的自然也是合理的。要想合理，就要合礼而不能违背礼。 早在孔子之时，就有对“礼”与“理”关系的明确论述。《孔子家语·论礼》记载，孔子云：“礼者，理也。”（《礼记·仲尼燕居》作“礼也者，理也”）。“理”字最原始的意义是“治玉”，即加工雕琢玉石，后引申为剖分，又引申为条理、道理、义理等。所以，孔子的意思是说，礼的作用在于对混乱无序的东西加以分理，使之条理有序，从而合于道理。《礼记·乐记》又进一步说：“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礼表现的是世事中不可改变的道理，礼仪的规范因此而具有了天然合理性。换言之，礼是“理”的重要表现形式，它本于情理，建构伦理，体现天理。因此，无论是治学、修身还是为政，皆需依礼而行，以了解和把握其内在之“理”。  礼本于“情”理，人的情感因素是礼乐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基础。古语有云：“情生于性，礼生于情。”“礼”乃因人情而作，这就是儒家常讲的“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举例来说，丧礼是在生命结束之后的仪式，表达了生者内心对逝者的哀痛之情。依据生者与逝者之间关系的亲疏远近不同，丧礼在形式上会有相应的安排，这就是古代的“五服”制度。在守丧的时长上，“三年之丧”是最长的，是儿子为去世父母所服丧的期限，表达的就是孝子最大程度的悲痛之情。之所以时间长，一方面是由于这种时间安排与内心哀痛的程度相称，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古人认识到，悲痛得越厉害，就越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平复心情。再比如，古代官员有“丁忧”制度，就是当官员的双亲去世的时候，朝廷要给予其三年的假期。这些都充分体现了礼是合乎情理的。“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有学者提出借鉴古代礼制，倡导“丧假”制度，我觉得非常必要的。 礼不仅要合乎情理，还反映着伦理。众所周知，中国文化是一种“伦理本位”的文化，中国古代以血缘亲情为基础建构了一种顺应人伦的社会伦理秩序。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等人伦关系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人们能够从中得到切实可感的体验，而这些关系本身所具有的一些伦理性原则，又被融入到礼乐之中，以一种轻松活泼的状态展现出来，发挥着教化、引导的作用。这就是梁漱溟先生所讲的：“孔子便不是以干燥之教训给人的，他根本导人以一种生活，而借礼乐去条理情意。”“大兴礼乐教化，从人的性情根本处入手，陶养涵育一片天机活泼而和乐恬谧的心理。” 了解《仪礼·士昏（婚）礼》《礼记·昏（婚）义》的朋友都会知道，传统婚礼的形式相当严格细密，气氛也庄重严肃。《昏义》上说：“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并将婚礼视为“礼之本”，这反映的正是古代社会对夫妇一伦的高度重视。《易传》中就指出，人类社会先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之序，有上下之序才进而延伸出各种礼的规定以保障社会秩序。从这一社会发展的序列看，夫妇、父子均属于家庭的范畴，但夫妇则意味着家庭的开始，人类由此而得以世代传衍，故“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但是，夫妇之间本没有血缘亲情，双方由情感等原因而结合在一起，实际上是缺乏稳定性的。为了维系这种重要的伦理关系，使其更为持久，所以便制定了严密而隆重的婚礼仪式。  礼反映着合理的行为方式，是公序良俗的体现。人们通过各种形式，比如家训、戏曲、艺术、俚语等方式来传达人须守礼的理念。在日本东照宫有一座马厩，那里经常游人如织。大家之所以对此趋之若鹜，是因为那里有个“三不猴”的木雕。三个神态各异的猴子，一个蒙眼，一个掩口，一个捂耳。稍微熟悉一点中国经典的朋友，马上就会想到《论语》。孔子对弟子颜渊讲：“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就是“四勿”。大概日本人不知道如何表现“非礼勿动”，就由“四勿”变为了“三勿”。其实，在我们中国，民间有很多以“四勿猴”为主题的文玩。这些都是要以此警醒人们，温习并牢记圣人的教诲，视听言动都要合礼。而“非礼”在古代则是一项极其严重的指控，严重者可以入罪。所以孔子教育儿子说：“不学礼，无以立。” 礼的内在精神还体现出天道之“理”。董仲舒有句名言：“天不变，道亦不变。”道之所以具有那么崇高的地位，就是因为它的“永恒性”。“理”正如“道”一样，也有亘古不变的特性。道与理，合为一词就是“道理”。中国人爱讲“道理”，信任“道理”。有个关于“道理”的故事。沈括的《梦溪笔谈·续笔谈》有一段记载，宋太祖问赵普：“天下何物最大？”赵普的答案居然是：“道理最大。”赵普算不得正宗的儒家士大夫，读书不多，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典故便与此君有关。所以，赵普这个回答确实了不起，非常合乎儒家的理念。儒家向来强调“道高于势”“理大于权”。更令人敬佩的是，作为皇帝的赵匡胤，对此答案“屡称善”，看来他对此理念是深深服膺的。大家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换作朱元璋，听到这个答案会作何反应。 礼除了要合乎情理、伦理、天理之外，在今天还要合乎“理性”。中国古代的礼，是从原始宗教发展而来，经过周公和孔子的“人文化”转化，也就是“理性化”，才形成后世的文明形态。不过，人类历史由传统转变为现代，其中一个特征就是“理性至上”，古人所讲的情理、伦理、天理，在今天也要经过“理性”的审查！传统的礼，需要经过现代的洗礼，才能变得“合理”。传统的“三纲”“三从”都在这种现代理性、现代价值观念的审视下，被批判，遭到现代人的鄙弃。“跪拜礼”也因为所谓与“平等”观念相龃龉而备受争议，早在1912年就退出了官方礼仪，只残留在民间社会的部分场合。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礼”，历史上的王朝都有“制礼作乐”“移风易俗”的做法。如何判断“礼”是否需要变革，其根据就在于“理”。今天，如果我们依然需要“礼乐”文化的滋养，那么就不能把传统的礼乐形式照搬到今天来，而必须合乎今天的“道”“理”，合乎“现代价值”。 我一向主张“与古为新”，将传统与现代融汇贯通，才能使现代有“根”有“源”。如果我们还需要现代的“新”礼乐的建构，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根据就在于“合理”，就是要与现代生活、现代价值相适应、相协调。一要立足时代，从现实的具体社会生活入手，不能脱离时代，否则就不会被大众所接受。二要扎根传统，将其中“合理”的部分继承下来，加以“损益”。现代性虽然诞生于西方，但是现代文明应该有本土传统特色而形成多元现代化，不能完全以西方文明的价值观念作为现代文明圭臬，把传统的民族的礼乐形式一概视为“封建的”“糟粕的”“陈旧的”而予以否定、抛弃。在过去的很长时间，我们往往以一种“现代人”的“傲慢与偏见”对待传统，尤其是传统的礼乐、风俗，结果付出了惨痛代价。如何协调好二者之间的关系，应该审慎再审慎，充分听取专家与大众的意见。 比如成人礼。中国上古时代就有，成人礼分男女，男子二十而冠，女子十五加笄。而具体的成人礼的过程，非常复杂。这些年我参加过一些朋友设计的成人礼，有较为传统的，也有相对时髦的。我个人以为，现代成人礼，应该赓续的是传统成人礼的“礼义”，就是“成人之者，将责成人礼焉也。”也就是说能够通过这一套礼仪，让受礼的少年，产生明确的成人意识，担负起成人的社会角色，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至于礼仪形式，则需要根据现代社会生活的实际加以变革。古代成人礼在家庙举行，但我们现在大部分地方已经没有“家庙”了。古代的“加笄”对现代女孩来说还勉强可以做到，但是男子“加冠”，因为男生普遍的短发而无法束发，所以便显得有些滑稽。本来庄重的仪式，会因为这一个“细节”而丧失意义。因此，我设想的现代成人礼，男生可以穿着中式立领学生装，既有东方气质，又具现代精神，将古今中西融合在一起。加冠可以更换为其他形式，比如在上衣别上成人礼纪念扣、父母长辈赠送纪念礼物等。但是父母、师长的谆谆教诲、殷切希望却不能缺少。其实，其他各种礼仪都可以有类似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既不失去“民族性”，也不违背“时代性”。  有朋友会问，为什么非要以礼来表现理呢？朱熹解释说：“礼即理也，但谓之理，则疑若未有形迹之可言。制而为礼，则有品节文章之可见矣。”理是抽象的，而礼则是可以感知的，而且礼本身不是随意制定而是符合天道的。抽象的“理”不容易把握，要把“理”具体化到社会生活领域，那么具象的“礼”就承担了这样的功能。 理解了“礼”与“理”的关系，我们就不会为各种误解、歧见所纠结。不管是周公制礼作乐，还是朱子制作《家礼》，都有针对时代的思考，基本上做到了“合理”，因此在当时和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任何一种礼，都有时代性的一面，因此剔除过时的形式，根据时代变迁加以损益，才能保障礼的合理性、有效性。若干年前，岳麓书院殷慧教授出版了一部研究朱熹礼学的专著——《礼理双彰》，这个书名令我印象深刻，它揭示了南宋大儒朱子礼学之所以影响深远的奥秘。今天我们依然应该秉持“礼理双彰”的精神，让传统礼乐焕发时代活力，让主流价值之理念找到更为恰当合理的礼乐形式加以推行与实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