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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世文献中，“经学”一词最早应见于《汉书·儿宽传》，意思是传统知识分子和官僚士大夫对儒家“经典著述的阐发和议论”，是“一门训释儒家经典的学问”。汉代之前儒家“六经”已经基本定型，且在师门内部以口耳相传的方式进行传承与诠释，但诠释文本的传抄和学派的形成，则是两汉时期的事情。所以，学术界尽管对经学分期问题存在很大的分歧，如有学者把经学开辟时代断为“自孔子删定六经为始”，还有学者将其追溯到三代时期的“先王经国之制”，但两汉时期进入经学时代则为主流学者所认同。经过汉代儒者和官僚士大夫的反复论辩与诠释，《春秋》俨然已成为一门成熟的学问，成为两汉经学的理论基石。当然，《春秋》学之所以在汉代能成为成熟的经学，其基础应是前经学时代的学者对孔子与《春秋》关系的层层阐释。分析《春秋》从记录国家“中、失之事”（《周礼·地官司徒》）的“史记旧闻”（《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走向“经学”，成为人们心目中“贬天子，退诸侯，去大夫，以达王事”的“礼义之大宗”（《史记·太史公自序》），理清这一过程至关重要，并对研究先秦思想和学术史都具有重要价值。 一、史的发轫与《春秋》学的起源 研究前经学时代的《春秋》学，首要的是从源头上厘清楚历史学的起源问题。近代以来人们多从“史”字的形与义等角度入手探讨史学的起源问题，如有学者说：“近世学术，治史者尤尚系统完密，先后脉络，必须清澈辨明，‘史’字形之谈论，遂成为多数学者注意辨别之问题。”无疑这与中国传统史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传统有关。 （一）史、史料与史书 在传世典籍文献中，有大量关于远古时期的传说，如女娲补天、燧人氏钻火、神农氏农耕和大禹治水等，这些丰富多彩而又神奇的神话故事，背后折射出的是中国上古先民的历史意识，并为上古时期的历代圣贤披上了一层神圣的面纱。在文字形成以前，这些典故基本上都是通过口耳相传，或者结绳记事的方式世代相传。只有当人类发明文字之后，此类传说才最终被文本化，成为最初的“史”。这些有幸存遗下来的口述“史”，成为后世阐释中国上古史最珍贵的“史料”。 孔子时代与上古时期相关的史料应该有不少，如司马迁曾说：“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训，荐绅先生难言之。”（《史记·五帝本纪》）当然，发生于上古时期哪些历史事件能流传和记录下来，除普通民众朦胧的历史意识外，取决于各部落的精英阶层，即人们常说的统治者，《尚书·多士》中则有“惟殷先人有典有册”的记载。在“史”形成过程中，人们逐渐总结出一套历史事件记述的原则与方法，即最初史书编纂的理论。由此可见，“史”产生的原动力是统治阶层的需求，提供历史的借鉴。 那么，历代圣贤又是如何赋予“史”之“资鉴”功用的呢？或许从后世对该字的定义及记事标准中能窥得历史真相之一二。如东汉许慎在其《说文解字》中说：“史，记事者也。从右持中。中，正也。”其实，惟有记事者保持客观公正的精神把史实记载下来，才能为后世提供强有力的借鉴，这亦是千百年来史家和政治家们认可许慎观点的重要原因。虽然古今中外的史学家在记述历史时多少会有些差别，但其内涵则是相近的。追溯中国人对历史的借鉴作用，至少可以从夏商时期开始，当时的中央政府就已设有史官，并赋予其特定的“笔法”与职责，如《汉书·古今人物表》中的“终古”就是夏代末年的“大史令”。 《吕氏春秋·先识篇》亦有“夏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执而泣之”的记载，作为“守法之臣”的终古最终无法容忍夏桀的迷乱，做出“出奔如商”的决定，进而影响到商代史官的建置。当然，根据时代的要求，历代政府都会对史官建置做出调整，设置职责各异的史官，其所记载的文献材料也各有侧重。唐代学者刘知几曾把其分为六类：尚书家、春秋家、左传家、国语家、史记家、汉书家。尽管这些分类未必完全符合先秦时期史书的分类，但其根源都与三代时期的史家与史官相关，应是原始之“史书”的分支。 （二）史学与《春秋》学 由于史书记载阙如，上古时期的绝大多数历史都已无法得到印证。然而，历史学家从未放弃过对上古文明的探究：一方面是史家自身的职责使然，或者是满足个人的好奇心；另一方面是出于社会发展规律的探求，更重要的是为当下社会提供智力支撑。随着新出土文献的问世，学者整理上古史资料，探寻上古史蛛丝马迹的热情高涨，尽管举步维艰，但却不断激发出人们的兴趣。这些探寻多要与传世文献的记载相印证，即人们常用的“二重证据法”。据学者统计，属于先秦时期的典籍大约有六十余种，涉及上古史的主要有《尚书》《竹书纪年》《世本》《山海经》等。 当然，仅有上古时期的史料还不能将其称为“史学”，因为要成为一门系统的学问需要具备特定条件。每个人心目中对史学的界定可能都不尽相同，但自成體系還是必要的，如有学者总结说：“史学者，对于历史之意义、功能、价值、宗旨以及撰着原则、方法所提出有系统之理论是也。”其实，作为史学肇始期的夏商时期，虽然有“终古”这样的大史坚守其“法”，但史书的编纂可能尚缺乏完整体系，并不能称为“史学”，只能算作编年体之史的发轫期。 据传世文献记载，夏朝末期已有掌握国家典籍的官员，并形成对客观历史成型的观点与职责的坚守，这是记录当时重大历史事件的理论基础，并留下大量的“中、失之事”。虽然这一时期所记录的材料多未能传世，但“好学”的孔夫子还是对相关文献进行了细致考究和实地考察。只因“夏礼”、“殷礼”等“不足征”，最终使其做出“从周”（《论语·八佾》）的选择。不过，从西周时期完整的官职体系来看，无疑应有夏商乃至更久远的史学传承，即孔子心目中礼乐文化的“因革损益”。 以嫡长子继承制为例，虽然不少学者仍坚守商代世系以“兄终弟及”为主，但从近年来学者的研究来看，商代后期已形成“父死子继”原则，而且嫡长子继承制度的执行已经非常严格。传世文献显示，纣之母生微子启和中衍时为侧妃，生纣时则为正妻。按照嫡长子继承制，纣之父帝乙欲立微子启为太子，但当时太史则据法力争说：“有妻之子，而不可置妾之子。”（《吕氏春秋·当务》）应该说，太史所据之“法”则是夏商时期历史记载的重要原则。 可惜的是，当时所记载的史书并未能传世，至今我们仍无法获得这一时期历史书写及史书编纂的真相。人们研究这一时期史书的体例主要依据的是晋代出土的《竹书纪年》，该书前六卷记载了从黄帝到殷商末年的历史。该书可谓历经磨难与多人注疏，甚至被后世视为典型的“伪书”，但其史学价值应毋容置疑。这一时期的历史记载尽管还很难看出明显的“春秋”记事体例，但按照年月记载各位帝王的重大事件的模式，已经预示着早期中国古典《春秋》学的诞生。 二、周代史官体系与《春秋》学的奠基 与夏商时期相比，西周时期已经有了明确的历史纪年和世系制度，史学资料也更丰富。这应得益于周初所设置的完备史官体系，得益于成熟的文字和书写工具，更得益于周武王、周公、召公等圣王贤哲们强烈的现实忧患感与历史借鉴意识，这与《康诰》《酒诰》《无逸》《召诰》等诸篇的“训诫”相印证。如召公曾说：“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尚书·召诰》）特别是周公劝诫姬姓宗室子弟务必接受夏、商等灭亡教训，谨慎地遵循“敬德”、“保民”、“勤政”、“戒酒”等原则。周代史官与历史意识成为古典《春秋》学编写的义例基础，成为中国传统史学的“规”与“矩”。 （一）周代的史官与历史记事 据传世文献记载，中国史官制度可以追溯到上古黄帝时期，如唐代刘知几曾说：“盖史之建官，其来尚矣。昔轩辕氏受命，仓颉、沮诵实具其职。至于三代，其数渐繁。”（《史通·史官建置》）特别是西周时期，史官体系尤为完备，出现了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女史等史官，各负其责。如大史职责是“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国之治；掌法以逆官府之治，掌则以逆都鄙之治。凡辨法者考焉，不信者刑之。”小史的职责是“掌邦国之志”；内史的职责是掌“王之八枋之法”（《周礼·春官宗伯》）。这一时期，不仅周王室设置史官，而且在所分封的各诸侯国中也配备相应的史官，如春秋时期的鲁、晋、虢、卫、邾、齐、郑、宋等仍有太史，秦国设有内史，楚国设有左史，并形成华夏区域先秦时期完整的史官系统。 无论是周王室，还是各诸侯国，其史官记述历史事件时都必须遵循周王室确立的“法”与“则”，且地位超然，不受诸侯国君甚至周王的约束。如《左传·庄公二十三年》记有曹刿的“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嗣何观？”《左传·宣公二年》记有“赵盾弑其君”之事，虽然弑赵灵公者为赵穿，但史官董狐却按照当时的史法将凶手记为赵盾，其依据为“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在今天看来，这种记载有违于客观历史，但却符合周代史法之“义”，而董狐被孔子赞誉为“古之良史”，赵盾被视为“古之良大夫”。周代史官记述历史事件的笔法无疑会对中国传统史学产生深远的影响。 如果说董狐是幸运的，那么生活年代稍晚的齐大史就显得有些悲催。他所坚持的史官操守几乎使其遭到灭族之灾。《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有“崔杼弑其君”故事，专政的崔柕杀害记载此事的齐大史；大史二弟不畏强权按照春秋书法将其记下，崔柕又将其杀害；大史三弟又继承兄长遗志，又将此事记于史书，迫于无奈的崔柕被动接受事实。因为即便这次再将大史三弟杀害，还有不为强权的南史氏“执简以往”。虽然史官惨遭人寰的命运世代都有，但早期史官的这种精神无疑值得后世史家效仿。 无论这些史官所记载的历史是否符合客观的真实，但他们总是以当时的笔法和体例进行历史的记述。这些传世的文字既承载着历史信息，也蕴含着史家精神。换句话说，正因这些史官的不畏强权，“周礼所确立的史法原则在此时仍得到贯彻执行，在墨子所说的‘百国春秋’中，都应当有不同程度的体现”。通过春秋时期历代史家的努力，为后世留下了诸国的“史记旧闻”，成为研究先秦史最宝贵的资料。 （二）周代史书与《春秋》学的雏形 从《周礼》所记史官体系来看，其构成非常复杂。不同史官其分工不同，所记录的材料和整理的史书其性质也各异。负责书写周王命令的外史，所存下的史书类似后世诏书；负责整理各诸侯国、采邑和民众诉求的御史，所存下的史书应是后世《诗经》原形；负责掌管王国和王畿内诸侯系世的小史，所存下来的史书则是后世《世本》原形；大史所记录的重要文献则是《尚书·金滕》类文献的重要来源。此外，各诸侯国史官记录风土人情、重要史实，后来汇聚成《国语》类文献。从此种意义上讲，后世的“六经皆史”是有道理的。 由于有了系统史官与成熟书写工具，周代出现不少由史官编录的历史典籍、世系谱录和编年体史书，如收录历代政治文件和政论的《尚书》，如《史记》中提及的《世本》《碟记》和《春秋历谱牒》等。当然，由于各诸侯国之间传统各异，记录的内容和史书名称都存在明显的差异。以《春秋》类编年体史书为例，孟子说：“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孟子·离娄下》）然而，后来遭受秦朝“焚书坑儒”，原本存放于各国史官处的编年类史书皆被“烧之”。这无疑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次灾难，并带给先秦《春秋》学前所未有的重创。 正因这次“秦火”，使后世很难再见到各诸侯国“史记旧闻”原貌。所幸的是，西晋时期无意中发掘出一部记录上古到魏襄王时期历史的《魏春秋》。由于这些数据写于竹简，被学界称为“汲冢古竹书”。当然，现在所见到的《竹书》经过了后人的加工与整理，并非魏国史官的著作，也并非像孔子《春秋》那样呈现明显的春、秋体例。然而，却使后世认识了类似于韩宣子所见《鲁春秋》的原貌，是按照当时“法”、“则”整理出的“实录”，是代行“天子之事”的史官“杰作”。 其实，无论是史官，还是史官笔下的“春秋”，都承载着周初统治者教化子弟的重要功能。如《周礼》中记载：“师氏……掌国中、失之事，以教国子弟，凡国之贵游子弟学焉。”（《周礼·地官司徒》）所谓“中”自然是正确的、合宜的、恰当的，是符合社会整体和谐、稳定与发展的；所谓“失”自然是“不中”的、不恰当的、不合宜的。很显然，周初的这种教育理念是承接上古先王的“中道”思想，旨在培养具备的“圣道”经邦治国之才。长期受史书熏陶之名宿，则具有仁德，更是储君老师的首选，如司马侯向晋悼公推荐“德义”之人时说：“羊舌肸习于《春秋》。”羊舌肸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世子彪之“傅”。 应该说，各国“史记旧闻”在体例和内容都可能存在着差别，皆会打上本国的烙印，但所设置的史官和编写史书的宗旨都是相同的。那些秉笔直书的“史家”和史书常常会得到孔子的褒奖，甚至不惜笔墨地写入自己整理的《春秋》之中。而孔子之前鲁国的编年体《春秋》，成为孔子编写《春秋》的雏形。 三、孔子作《春秋》与《春秋》学的形成 周代史官所记录的各国“史记旧闻”其实已具备《春秋》学的雏形，孔子所作的工作是对其进行整理，并将此前史官执掌的“史法”注入其中。以“法先王”为己任的孔子，则把功劳归于周初的圣王，自己只是“窃取之”（《孟子·离娄下》）。尽管如此，孔子作《春秋》对于中国史学的发展功不可没，被称为“将儒家伦理与叙事融合在一起的第一人”。应该说，孔子的创举赋予了原始史学新的生命与灵魂，并使其走出原有模式的桎梏。 （一）《诗》亡然后《春秋》作 春秋以降，周王室衰微，社会逐渐出现“礼坏乐崩”的局面。在社会失范状态下，西周初年以来形成的“礼乐”传统被时人打破。过去掌握在周王室的“礼乐征伐”权被诸侯霸主，士大夫，甚至家臣取代，出现孔子叹息的“天下无道”局面。在残酷战争和时人贪欲占据主导的社会中，用单纯的礼乐、道德约束人们的行为显得不再那么行之有效。如何拯救社会秩序、拯救人们心灵，就成为摆在包括孔子儒家在内所有思想家面前的重要使命。正如孟子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孟子·离娄下》）其实，这也是孔子作《春秋》的时代背景。 自周平王东迁后，儒家心目中周公“制礼作乐”确定的礼治统治方略逐渐被打破，这表现在“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阙”（《史记·孔子世家》）。确切地说，是周王室已无力对掌管教化的诗歌和典籍档案进行记录、搜集与整理，造成“六经之教”话语权的丢失。以诗歌采集为例，当时负责采风者是“遒人”，如有学者说：“根据古代文献，说周代设有采诗的专官，官名叫做‘酋人’或者‘行人’，到民间去采诗。《国语》又有公卿列士献诗、太师陈诗的说法，他们所献的诗，据说也在《诗经》内。”如何接续诗歌教化社会的传统，走出“无教可施”的困境，就成为摆在孔子儒家面前的重要课题。 这里所谓的“《诗》亡”，一方面是指春秋时期作为采诗官羣体的消失；另一方面是指人们对诗歌本身蕴含“诗义”理解的失真，实时人只注重“诗”之“表”，很少有人再去追寻“诗”之“本”。难怪当有人问诗、礼之本时，孔子总是表现出无比的兴奋，如子夏问“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的意思时，他回答说：“绘事后素。”子夏说：“礼后乎？”他近似童真地说：“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又如当林方问礼之本，孔子更是大呼之曰：“大哉问！”（《论语·八佾》）由此可见，孔子对诗、礼教化是何等重视。 然而，孔子也清醒地认识到，面对君臣、诸侯甚至父子间的相互残杀，即孟子说的“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单纯地强调礼乐教化，不仅效果甚微，而且还会成为时人的笑谈。那么如何做才能两全其美呢？孔子赓续周代史官的职责，开始整理鲁国“史记旧闻”，借助原有的历史描述，将从先王那里窃取来的微言大义注入其中，成为一部新的历史学著作：《春秋》。从此种意义上讲，孔子所作《春秋》应是诗礼教化弱化之下思想家们救世的产物。这应是中国史学史上的第一次私人着史，也难怪孔子主动承担相应责任，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滕文公下》） （二）孔子《春秋》与史学体系 虽然学者们对孔子是否作《春秋》还存在很大的争议，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持肯定观点，认为孔子整理鲁国的旧史，并在其中寄寓“纲纪天人，推明大道”的理想；二是否定孔子作《春秋》，认为孔子与《春秋》的关系是孟子编造出来的。当然，否定说逐渐受到人们的否定，如有学者总结说：“以上言论，虽然言之有据，但‘证据都经不起推敲，难以靠它们推翻大量的文献记载，来否定孔子对《春秋》的著作权。’”孔子与《春秋》的关系自然又回到“作”的层面。 弄清楚“作”的内涵是诠释孔子与《春秋》关系的关键。先秦时期典籍中多将“作”解释为“生”、“为”等，如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中说：“作，起也；……为也；……始也；……生也。其义别而略同，别者所因之文不同，同者其字义一也。”其实，这正是司马迁判定孔子“乃因史记作《春秋》”（《史记·孔子世家》）和“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的原因，也是孔子《春秋》的真实状况。钱穆先生总结说：“孟子说‘其文则史’，只是说大体上孔子《春秋》是依据鲁国旧史的。……但所修的主要是辞，非其事，由事来定辞，由辞来见事，辞与事本该合一不可分。”而这也是人们通常说的《春秋》的教化是“属辞比事”。 孔子之所以选择《鲁春秋》，一方面是作为鲁国人更熟知本国的历史，所摘举的事例更能教化国人，进而更好地影响当时的社会，即通常说的“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另一方面与《鲁春秋》自身的精义有关，早在孔子幼年时，到访鲁国的韩宣子就曾发出“周礼尽在鲁”的慨叹。据《左传》昭公二年记载：“晋侯使韩宣子来聘，且告为政，而来见礼也。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可以说，鲁国史官所作的《鲁国史》有其独到之处，彰显着周公之德。 虽然孔子所作《春秋》从“史文”到“史义”都有此前鲁国旧史的影子，且自认为是“述而不作”，但这并不是说《春秋》成书过程中孔子的作用不重要。孟子对此有精辟的论述，说：“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孟子·离娄下》）这便把《春秋》一书的“文、事、义三大要素总结出来了。而孔子之‘窃取’之意，正是其治史的目的。既为‘窃取’，当是与他人不同的见解。也正因此，孔子才发出‘知我’‘罪我’的感叹。”由此可见，生于倾颓之世的孔子，满怀忧患意识，奋笔疾书作《春秋》，其目的就是要使弑君、弑父的乱臣贼子产生畏惧感。 与开私学招收弟子相似，孔子打破此前“学在官府”的藩篱，开创私人撰写史书的先河，并影响此后史书官修和私修的分途。在孔子看来，用具体的历史事例说明道义，比用简单的说教更能教化人，即“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着明”（《史记·太史公自序》），以赓续史学之“资鉴”功能。如有学者说：“我国后来史书在记叙历史事实、事件后，往往加上史家自己的评论，如太史公曰、赞曰等，都是集成了孔子修《春秋》的作法，是对孔子思想的集成和发展。”在孔子《春秋》的影响下，中国社会出现了一股学习《春秋》、讨论《春秋》的新气象，并催发前经学时代《春秋》学的形成。 四、诸子论《春秋》与《春秋》学的分化 按照通常的理解，孔子所作《春秋》并非完全按照鲁国旧史的原貌照抄，那么他又进行了怎样的“笔削”呢？由于无法再现鲁国旧《春秋》的原貌，此问题似乎就无法继续，只能暂时阙如。问题的关键是，在短短16000余字（有记载古经为18000）的著作中，孔子却言简意赅地叙述了242年间诸侯间的攻伐、盟会、篡弑、祭祀以及灾异礼俗等重大历史事件。有的年月只有几个字，甚至是一个字，这在孔子去世后阐释《春秋》学的诸子著作中产生分歧是在所难免的，进而致使《春秋》学的分化。 （一）子夏学派与《春秋》学 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周游列国后回到鲁国，在“鲁终不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情况下，弟子们开始帮助他编写《春秋》等儒家经典。据徐彦《公羊疏》引《闵因叙》记载：“昔孔子受端门之命，制《春秋》之义，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由于子夏全程参与搜集整理《春秋》资料的工作，再加上其擅长文学，所以孔子临终前将《春秋》的传授寄托在子夏身上，即“以《春秋》属商”（《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当然，汉代学者对子夏理解《春秋》的能力有所否定，如司马迁说：“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史记·孔子世家》）然而，子夏对《春秋》的理解还是相当深刻的，他认为单纯地用礼乐制度已不足以制约诸侯，故说：“善持势者，早绝之萌。”（《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又如董仲舒曾引子夏说：“有国有家者，不可不学《春秋》，不学《春秋》，则无以见前后旁侧之危，则不知国之大柄，君之重任也。”（《春秋繁露·俞序》）传世文献中子夏与《春秋》有关的言论应该有不少，这可以从《公羊传》《榖梁传》都出自于子夏之门人中得到启示。 子夏门人中传《春秋》者众多，其中以公羊高的名气最大。据徐彦《春秋公羊传疏》记载，战国初期齐人公羊高受业于子夏学习《春秋》，并为其作“传”。之后，《公羊传》在其家族内部传承，形成家学，传承顺序为：“高传与其子平，平传与其子地，地传与其子敢，敢传与其子受”（《春秋公羊传疏·戴宏序》）。到汉景帝年间，公羊受与弟子胡毋子将其着于竹帛，即《春秋公羊传》的传世原本。当然，这种经过几代人口耳相传后的《公羊传》，是否符合子夏、公羊高师徒的本义就不得而知了。由于被立于学官，所以它才成为影响中国两千余年的“《春秋》学”经典。 据说榖梁赤亦是传承子夏《春秋》学的高足。尽管榖梁赤的姓名与身份都存在不小的争议，但他作为《榖梁传》创始人的身份学者还是持肯定态度，如杨士勋在《春秋榖梁传疏》中说：“榖梁子，名俶，字符始，一名赤，受经与子夏，为经作传，故曰《榖梁传》。”与《公羊传》的传承清晰相比，《榖梁传》就显得有些突兀，其真实性自然遭到后世学者的质疑，如钱玄同说：“《榖梁传》是武、宣以后陋儒所作，取《公羊》而颠倒之，……或删削《公羊》大义，或故意与《公羊》相反，或明驳《公羊》之说，或阴袭《公羊》之义而变其文。”尽管如此，《榖梁传》同样在汉代被立于学官，成为“《春秋》学”的另一部经典。 此外，属于子夏学派《春秋》学的还有《春秋邹氏传》和《夹氏传》两种。与《公羊传》和《榖梁传》相似，都是通过“微言大义”说诠解孔子《春秋》的。这种手法的出现应与《春秋》的性质有关，如班固曾评论说：“《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实皆形于传，是以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榖梁》《邹》《夹》之传。”（《汉书·艺文志》）只是《邹》《夹》二传没有文字传世，这与口耳相传家学中的偶然性相关。 （二）左氏传与《春秋》学 与子夏学派从“义”的角度诠释孔子《春秋》不同，以左丘明为代表的史官系统更多的是从历史角度进行诠释，成为前经学时代《春秋》学的另一分支。有关《左氏传》的文献记载，见于《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其中说： 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 从司马迁的论述来看，《左氏传》成书于孔子去世后不久，作者为左丘明，其出发点是担心孔子弟子随意解读《春秋》，致使其真精神被蒙蔽。当然，左丘明之所以从“史”的角度诠释《春秋》，这与其鲁国史官的身份有关。班固曾评论说：“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汉书·艺文志》）这与孔子有以避免空言说教的初衷相符。其实，以史诠释《春秋》，也唯有与孔子同时代，且互相欣赏、相互支持的左丘明才能真正做到。 当然，左丘明的身份还有不小的争议，虽然《史记》和《汉书》都有意将其列入孔子弟子，但无疑与孔子“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论语·公冶长》）的言论相悖。无论左丘明的身份如何？传世文献也给出了《春秋左氏传》的明确传承体系，据刘向《别录》云：“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吴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铎椒。铎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这一说法见于杜预所著《春秋经传集解序》之中。对此，有学者评论说：“如果承认司马迁关于《左传》写作的记载，自左丘明至张苍，其间传七人，历时二百余年，大体合于情理。铎椒和虞卿的《抄撮》，可以使我们更明确汉志所录《铎氏微》《虞氏微》乃至和二者并列在一起的《左氏微》《张氏微》都是《左传》的节本，可能类似于马王堆出土帛书中的《春秋事语》。”这种观点还是比较中肯的。 其实，这种以史注释《春秋》的方法，给后世留下了更多研究先秦史的重要资料。总结起来《左氏传》注解《春秋》有以下几种方式：一是作者用自己收集到的各种史料解说《春秋》所载之事；二是作者对《春秋》所载许多人和事都做了经典评论；三是《左氏传》作者用结经语的形式解读了《春秋》书法。正因如此，《左氏传》也并非纯粹的史学著作，因为其叙事旨在解读《春秋》，彰显出明显的“据经叙事”的特点。这一特点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有《春秋》的叙事；二是无《春秋》的叙事，体现明显的作者自主意识，这可以解释为何《左氏传》与《春秋》之间有经无传和有传无经的矛盾。 除以上两种诠释《春秋》的方式外，战国时期的诸子们还掀起一股学习与临摹《春秋》的热潮，如孟子、荀卿、庄子、公孙固、韩非等人从义例的角度诠释《春秋》，如孟子说：“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另一种出现了大量《春秋》体例或者是以《春秋》命名的史学文献，如《晏子春秋》《吕氏春秋》等。有学者总结说：“孔子及孔门弟子对《春秋》的解说、发挥，就形成了最初的《春秋》学。此后历代儒者、经师又在此基础上不断地增益、改造，才有了后来为不同时期统治者所利用的形形色色的《春秋》学著作。”至此，《春秋》学在先秦时期形成了不同的风格和特点，成为蔚为大观的史学体系，甚至影响到此后中国史学发展的方向。 总之，在汉代立于学官之前，《春秋》学已经历一个漫长的酝酿过程。孔子之前它属于编年体的王官之学，是记录现实世界“中、失之事”的史书，承载着教化“国之贵游子弟”的功能。而孔子第一次以私人着史的方式对鲁国的“史记旧闻”进行改造，赋予其特定的“义例”，以代替名存实亡的礼乐教化，即“《诗》亡然后《春秋》作”，成为寄寓“纲纪天人，推明大道”的载体。孔子去世后，战国诸子开始传授、阐释或模拟《春秋》，数量与规模庞大，也使其在先秦学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分量。当然，由于学派和家学的传承与阐释方式各异，此时的《春秋》学自然产生很大分歧。这也埋下了此后经学时代《春秋》学混乱现象的种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