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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记载：贞观六年，太宗亲自查录被关押的死刑犯的案情，生起怜悯之心，于是放他们回家，第二年秋天再回来就死。结果，到了第二年，这些被放回的死囚共三百九十人，在无人监管的情况下，按时回到朝堂，竟无一人逃亡。于是太宗将他们全部赦免。 有诗赞叹太宗曰：“二十有九即帝位，三十有五致太平，功成立定何神速，速在推心置人腹，死囚四百来归狱，以心感人人心归。”太宗“以心感人”，离不开孔孟的仁与仁政思想的影响。 仁者爱人 在孔子那里，“仁”是一个含义极其丰富的概念，广义的“仁”是一个全德之辞，几乎可以概括所有的德目；狭义的“仁”是五常之一，是以人与人之间相亲相爱为主要内涵的道德情感、道德规范、道德品质，是人们处理人际关系使之符合道德要求的情感基础。 “仁”虽体现多方面的伦理道德价值，也是对各种美好品德的高度概括，但它有一个核心就是“爱人”。《论语·颜渊》记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可见，仁者爱人。 孔子强调，这种仁爱“必由亲始”。家庭中的亲爱，是人最早形成的爱心。孔子弟子有若即把孝敬父母、尊敬兄长作为仁的根本：“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后来儒家也以亲亲敬长解释“仁”的基本含义。 “仁者，爱人”最深厚的根源即是家庭血缘的亲情之爱，离开了亲情之爱，“爱人”就成为无根之萍，无源之水。亲情之爱孕育了对他人的仁爱之心，“爱人”就是孝悌之心的外展与扩充，即孟子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仁”是一种内在的道德情感，“爱人”则是这种情感的外显，它必须通过显示于外的行为表现出来。因此，“仁”的内涵还包括“忠恕之道”。朱熹解释说：“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 “忠”是积极一方。孔子说：“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作为“为仁之方”的行为模式，即自己所追求的、希望得到的东西，应当积极使别人也同样得到。 “恕”是消极一面。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当你的行为可能给他人带来影响时，必须考虑它的后果是否能为他人接受。 可以说，“立人”“达人”，都是为他人着想，这就是“忠”；自己不喜欢的事，不要强加于别人，这就是“恕”。曾子在概括孔子之道时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可见，实践仁德要从自己做起，从当下最切近的事情一步步做起。 “推己及人”内含着一个道德的标准。离开了道德的准则，以己之好恶推及人，不仅不能利人，还足以害人。因此，“仁者爱人”，特别强调爱人以道、爱之以德。推己及人，也须以道德之心推之。正己然后能推人。 那么，如何才能“正己”？孔子提出的具体方法就是“克己复礼”。具体而言，便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按照礼的原则严格要求自己，使自己的视、听、言、动（起心动念）都符合于礼，克制自身与道德本性相违背的一切私心欲念，造就完善的道德人格，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 仁政：礼主刑辅 到了孟子，“仁”的思想得到进一步扩充。他认为人皆有所爱，只要充分扩充这种爱便是“仁”。同时，孟子的“仁学”，又多从心性入手，他用“不忍人之心”或“恻隐之心”解释“仁”，认为“仁”的品质是人生而具有，道德教育的目的无非是恢复人本有的仁心。将这种“不忍人之心”运用在政治上，就会施行“不忍人之政”。 仁者爱人，在传统治国理政之中，表现为以爱民如子、视民如伤为内容的仁政。可以说，正是中国政治中这种讲仁爱的思想，是“中国之治”能够达到“不忍欺”的关键。即使是法家的代表人物管子对这种仁爱思想也深表认同。 《管子》中指出：“人主能安其民，则民事其主，如事其父母。”如果人主能够让人民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那么人民对待君主就如侍奉父母一样。如果君主有了忧困，人民就会为他感到忧伤；国君有了危难，人民愿意为他拼命效力。 反之，如果人君把人民看作是泥土、草芥一样低贱，甚至还随意践踏、欺凌，人民反过来就不会被君主所使用。君主有什么忧困，人民也不会为他分忧；国君有难，人民也不会为国君去赴汤蹈火。如果国君能够把人民视为与自己一体，那么国君有了困难，人民怎么会不为国君而效力、分忧？ 《六韬》记载，周文王向姜太公请教治国之方。太公回答说：“善为国者，御民如父母之爱子，如兄之慈弟。见之饥寒，则为之哀；见之劳苦，则为之悲。”《春秋左氏传》中也说：“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正是因为中国古人有这种爱民如子的仁爱思想，因此在治国理政中采取了礼主刑辅的态度。 孔子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孔子判案与其他法官一样，都是依据案情为人定罪。但是他和别的法官不同之处在于想方设法地杜绝争讼。如何杜绝争讼？就是要兴起道德教育，使人具有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品德。历史上著名的“六尺巷”典故，说的正是此理。 刑期于无刑 讲仁爱的从政者必须具备三种职能：君、亲、师。即使身为执掌刑罚的司法官员，只要有仁爱之心，不仅会受到人民的爱戴，而且还能感化百姓，达到“刑期于无刑”的效果。 《孔子家语》记载：孔子的弟子季羔在卫国担任司狱官。他亲自判定对一个人实施刖足之刑。后来卫国动乱，季羔逃跑。被他判处刖足之刑的人恰好负责守护城门。但是这个人不仅没有借机复仇，反而协助他逃脱危难。季羔将要离开时问其原因，这个人说： 您判定对我实施刖足的刑罚，是因为我罪有应得，您也无可奈何。当时您要用法律判罪时，是先判了别人的罪然后才判我的罪，这是希望我能够得到减免；在我被判定罪刑，将要行刑时，您面带忧愁和伤痛之情。您这样做并不是对我特别偏袒，而是君子看到人民犯罪自然就会产生哀怜之心。这就是我之所以爱戴、帮助您的原因。 孔子听了这件事后说：虽然都是依法办事，但是心存仁恕树立的就是德行，太过严厉苛暴树立的就是仇怨。既能够公正，又显示了德行，季羔做到了啊！ 古人明白“上天有好生之德”的道理，所以治国要顺应天道，对待民众讲求仁爱，不能过于苛刻。古人把“地方官”称为“民之父母”，理应爱民如子。《盐铁论》中写道：“故为民父母，似养疾子，长恩厚而已。”孟子强调：“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 正是因为孔孟这种仁者爱人的思想，使得“仁政”成为中国古代开明政治的追求。因此，在以礼、乐、刑、政为核心内容的治理体系之中，特别重视礼乐的教化作用。 《孝经》中讲“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礼记》中也讲“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正是因为重视礼乐教化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所以中国文化也被誉为“礼乐文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