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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仲是我国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管仲相齐，齐桓公改革内政，发展经济，建立了“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功绩，并使齐国成为“春秋五霸”之首。孔子曾感叹道：“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管仲相齐取得霸业的治理经验，相当程度上在于应用了“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的治国纲纪，其中的“廉”思想与内容，是重要的一维。 一、“国之四维”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源头之一 《牧民》居于《管子》首篇，全面反映了管仲相齐的治国理念和施政措施。其中大意为，政令能否畅通推行的关键在于统治者的施政措施是否顺应了民心，是否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如果能够消除人民对于忧劳、贫贱、危难和灭绝四个方面的障碍，人民就会拥戴并追随；反之，则会众叛亲离，面临危亡，其思想基础和目标是“民本”。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9月庆祝人民政协成立65周年大会的讲话中就引用了《牧民》中的“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在于强调“重民本、顺民心”的重要性。 “国之四维”是《管子•牧民》篇的重要内容。《牧民》中载：“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错也。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礼不逾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故不逾节，则上位安；不自进，则民无巧诈；不蔽恶 ，则行自全；不从枉，则邪事不生。”“四维”是管子提出的治国纲纪，礼、义、廉、耻是纲纪的内容。礼，指上下有节，有礼，指不僭越等级制度；义，指以法进仕，有义，指不妄自求进；廉，指廉洁不贪，有廉，指不掩饰恶行；耻，是羞恶知耻，有耻，指不顺从邪妄。 保证“国之四维”的综合运用，社会才能有序运转。管子认为，如果失去其中一维，国家就可能产生动摇；失去两维，国家有可能发生危险；失去三维，国家有可能被颠覆；四维全部失去，国家就要灭亡了。动摇了可以扶正，危险了可以拯救，颠覆了可以恢复起来；最为重要的是，如果国家灭亡了，就再也没有什么措施可以拯救了。所以治国用此四维，可使上位安、民无巧诈；行自全、邪事不生；这样，国可守，民可治。所以，齐国能治，是因“守国之度，在饰四维”，“四维”能够引领和规范民众的行为；反之，“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礼义廉耻，国之四维”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塑造着优秀的国民品格。从治国理政的角度讲，“国之四维”是维系政权兴衰存亡的生命线，被历代执政者、思想家所重视。苏轼曾在《乞录用郑侠王斿状》中说：“古之贤君必厉士气，当务求难合自重之士，以养成礼义廉耻之风。”《晋书》载：“夫王道之本，经国之务，必先之以礼义，而致人于廉耻。礼义立，则君子轨道而让于善；廉耻立，则小人谨行而不淫于制度。”（《晋书》卷五十二《阮种传》）可见，有“国之四维”，则民俗国风向善，得治。 管子的治国理政思想强调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平衡存在与发展。“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牧民》）有的学者认为，管子在治国理政中更重视“知礼节”“知荣辱”价值观的弘扬，“《管子》治国理政理论的光辉，绝不是该书对经济基础的重视，二是构建了一套社会赖以存立的以‘礼义廉耻’为内容的核心价值体系。齐国霸业的成功绝不是经济、军事实力的成功，《管子》所弘扬的‘礼义廉耻’核心价值观得以广泛传播与普遍认同，才是齐国霸业的基石。”笔者虽然不敢苟同这种“绝不是”的观点，但至少赞同“礼义廉耻”在当时成就齐国霸业所起的积极作用，因为经济与精神如鸟之两翼，不可偏颇和缺失。所以，“国之四维”在当今社会新常态下构建社会发展的文化理论仍然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国之四维”的内涵与价值，为当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来源之一。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制、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内容借鉴了“礼义廉耻”的有益成分，我们应在个人修身中自觉履行，在官德实践中认真践行，在治国理政中认真推行。 大凡新兴阶级或王朝前期的执政者，大多是廉政的倡导者和实践者，要求属下官吏廉洁自律，奉法尽职；而大多数的执政者尤其是坐享其成的统治者，往往是虑不及此，故奢侈荒淫，政治黑暗，法纪松弛，官场腐化。政治廉洁或是政治腐败，必然会带来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世风崇尚节俭或奢靡，亦会直接影响着一个政权的兴旺或衰落。诚如《汉书》所言：“吏不廉平，则治道衰。”亦如《晋书》所说：“王道治本，经国之务，必先之以礼义，而致人于廉耻。礼义立，则君子轨道而让于善；廉耻立，则小人谨行而不淫于制度。”中国古代的吏治中，特别强调“以廉为本”的思想。 “四维”之中的“廉耻”，是立人之大节，也是治国之纲纪。北宋史学家欧阳修接续管子的“国之四维”，阐发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败乱亡，亦无所不至。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无所不为，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他强调四者之中，廉耻为要。明末清初，顾炎武认为：“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礼犯义，其原皆生于无耻也。故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廉耻》）廉与耻结合在一起被突显出来，而且强调，一个人如果没有廉德，不讲廉洁，就会悖乱国家的礼仪大法，其根源在于无耻。一国之中，士大夫无耻，就是国耻。 管子“四维论”中的“廉耻”观，“不仅是‘四维论’国家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文明史上廉政学说的理论滥觞，代表了中国春秋时期廉政学说的理论建树，在中华文明史上产生很大影响。其意义深远而影响深刻。”“总结齐国推行廉维论的历史，可以看到廉维论作为当时社会学说的最新内容，特别是廉维论所构架出来的“廉耻观”，塑造了齐国最新的意识形态，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反作用于齐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促进了社会各个方面相对和谐发展。”然而，在政德史上，廉洁品德的养成，却远非那么容易，作为廉洁的对立面，腐败问题却伴随着私有制和阶级社会的产生而产生，它是一个自古以来就困扰着各个朝代政权的一大顽症。 二、“四维”之“廉”的主要内容 “四维”之“廉”，是立人之大节，也是治国之纲纪。是针对全社会的、系统的、至上而下的思想道德建设与法制法规要求。它包括对君主、官吏和民众等社会各阶层的廉洁要求。 首先，关于君廉，管子认为君王应以正当的爱好，并力主推行廉德。《立政》篇载：“人君唯无好全生，则群臣皆全其生，而生又养。生养何也？曰：滋味也，声色也，然后为养生。然则从欲妄行，男女无别，反于禽兽。然则礼义廉耻不立，人君无以自守也。故曰：‘全生之说胜，则廉耻不立。’”意思是说，人君只要专注于爱好全生保命，群臣也就跟随其后，都来全生保命，大讲养生之道。怎么养生呢？饮食滋味，声色享受，归结为养生。像这样纵欲妄行，男女无别，如同返回到禽兽状态没有差别了。如此，礼义廉耻怎么能立起来？人君怎么能自我约束呢？因此，君王应该有正当的爱好，全生之说盛行，则廉耻不立。《四称》篇载：“有道之君，敬其山川、宗庙、社稷，及至先故之大臣”，意思是说君王应当有礼有义，心系社稷，以人为本。《枢言》篇载：“先王重荣辱，荣辱在。为天下，无私爱也，无私憎也。”要求君王能够重视礼义廉耻，并率先垂范，然后推行于天下。 其次，关于吏廉，管子主张百官要做天下的风范，廉洁奉公。《四称》篇载：“近君为拂，远君为辅，义以与交，廉以与处，临官则治，酒食则慈。”这是有道之臣的做法，有义交往，有廉相处。在严格的社会等级体系中，“有生法，有守法，有法于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任法》）三者中，起着表率作用的是生法与守法者。《重令》篇指出，官吏如果不守法度，徇私枉法，“故令一出，示民邪途五衢，而求上之毋危，下之毋乱，不可得也。”《侈靡》篇载：“强而可使服事，辩以辩辞，智以招请，廉以摽人。”其中的“廉以摽人”，是指将廉洁的人树为学习楷模。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不廉而奸邪的官吏，不光不带头遵守法度，反而以身试法，践踏法制；在这样的社会系统中，法制会被伤害，财货就会通过贿赂而上流；财货上流，廉德必然破坏。进而“国之四维”与大法、官爵、符籍、刑法都遭破坏，君主、百官不测其后患，危亡就会出现。廉洁奉公，行己有耻，百官是作天下表率的风标。 再次，关于民廉，管子主张廉耻关系着百姓安危。《权修》载：“货财上流，赏罚不信，民无廉耻，而求百姓之安难，兵士之死节，不可得也。”意思是说，民众若无廉耻与货财上流、赏罚不信同样重要地决定着老百姓的安危。 管子把“礼义廉耻”划分为“大”“小”两方面，主张从“小”着手，教育民众，以达到“大”。《权修》载：“凡牧民者，欲民之有廉也；欲民之有廉，则小廉不可不修也；小廉不修于国，而求百姓之行大廉，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耻也；欲民之有耻，则小耻不可不饰也；小耻不饰于国，而求百姓之行大耻，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修小礼、行小义、饰小廉、谨小耻、禁微邪，此厉民之道也。民之修小礼、行小义、饰小廉、谨小耻、禁微邪，治之本也。”此中，“礼义廉耻”之“四小”是指“谨小礼、行小义、修小廉、饰小耻”，与“四小”相对应的是“大”，是指“治国家、治天下”。“大”，则是指国家与百姓之间公正和谐的社会关系。 三、“四维”之“廉”的历史影响 管子“四维”论具有深远的社会意义，这一思想的实践结果，不仅使当时的齐国一跃成为“一匡天下、九合诸侯”的东方大国，同时也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自春秋至今两千多年的廉政思想的重要理论源头之一。 孔子及其儒家学派将廉耻思想贯穿于思想体系中。孔子提出“行己有耻”，《论语•子路》载：“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意思是说，一个人行事，凡自己认为可耻的就不能去做。 孟子则提出了“四端”说，对儒家学说进行了新的整合。“四端”是指：“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孟子认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种情感是“仁义礼智”的萌芽，“仁义礼智”即来自这四种情感，故称“四端”。其中的“羞恶之心”，对应着“义之端”，也对应着“廉耻”；无“羞恶之心”，则无“廉耻”。 汉代，董仲舒又在孟子“四端”说的基础上增加了“信”，将儒家的道德变为“形而上”的思想体系，把“仁、义、礼、智、信”推为“五常”。并且，在他的思想体系中，“五常”获得了宇宙本源的力量，成为体现“上天意志”的自然法规，“五常”是高于皇权的，意思是人主发号施令，要受到“五常”的约束，否则其统治的合法性一样会要受到质疑和削弱。董仲舒的“‘三纲五常’思想为国家的政治生活和家庭伦理生活提供了一套缜密的价值标准，深刻地影响着人民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伦理观念和理想人格，促进了统一思想、统一文化和统一国家的形成，实行了文化的高度融合。” 至宋代，又有了“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其中再次恢复了管仲提出的“四维”，去掉了“仁”，增加了“孝”“悌”与“忠”，将家族道德置于首位，“家”乃国之基。宋代理学家罗从彦从阐述教化、廉耻与社会、人心、风俗关系的角度来接续管子的民众廉耻观，他说：“教化者，朝廷之先务；廉耻者，士人之美节；风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则士人有廉耻；士人有廉耻，则天下有风俗。”（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廉耻》） 明末清初，爱国思想家顾炎武认为，廉与社会风气乃至社会兴衰有密切相关。他说：“目击世趋，方知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而所以转移人心，整顿风俗，则教化纪纲为不可缺矣。百年必世养之而不足，一朝一夕败之而有余。(顾炎武《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九》)”还有他提出的“博学于文，行已有耻”，主张饱读圣人之学，修身勿忘廉耻，这是针对社会风俗的颓废所提出的整顿措施，数百年来，学者中关注社会风俗的热切程度以及提出措施的具体，恐无出其右者。 中国近现代史上几位著名政治家对管子的“礼义廉耻”思想更加推崇。1912年，孙中山阐述中山装的思想和政治含义时指出：衣服外的四个口袋代表“四维“，即礼、义、廉、耻，因此，中山装就成为儒家文化礼义廉耻思想的体现。新中国成立后，由于革命领袖和领导干部都穿中山装，人民群众也以这种服装来表达对新时代的欢迎。1934年2月，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发起新生活运动，确立了“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的地位，并重新解释为“礼是规规矩矩的态度，义是正正当当的行为，廉是清清楚楚的辨别，耻是切切实实的觉悟”。在抗日战争时期再度改为“礼是严严整整的纪律，义是慷慷慨慨的牺牲，廉是实实在在的节约，耻是轰轰烈烈的奋斗”。蒋介石要民众把“礼义廉耻”结合到日常的“食衣住行”各方面，作为民众的行为规范。他还从古人所谓“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中引申出“四维既张，国乃复兴”的结论。 新中国建国初期，毛泽东同志曾引用管仲的“四维理论”告诫全党：“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如果臣下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国家还没有办法治理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现代新儒家贺麟曾说：“自从鸦片战争以来，我们与帝国主义的武力的斗争已经屡次大败了！自从五口通商、门户开放以来，我们与帝国主义的经济的斗争，又历年失败了!但是当前新的艰苦的民族抗战中，我们是否要失掉我们的人格，是否要自己摧毁我们另一道重要的防线——即道德战斗、人格战斗的防线，这就全看我们自己的努力如何了！”在今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论的创新实践中，“国之四维”的“廉耻”观仍然值得我们探讨其中的有益价值。“在《管子》廉维论的意识形态学说中，‘廉维论’和‘耻维论’相辅相成，二者对立统一，共同担负塑造人的思想和灵魂的学说，其中，廉维论是主要的，积极的，从进步的精神和道德层面深化人的思想教育，凸现了‘廉维论’在思想和精神方面维护国家机器、保护经济基础的意义和作用。形成了春秋初期社会经济变革所需要新的意识形态。这是自周王朝初期以来的一个崭新的学说，是领先于时代的意识形态理论学说。” 四、“四维”之“廉”对当代治国理政的启示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是兴国之魂”。这一论断毫无疑问地同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连在一起，成为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最重要的基本经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是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灵魂和前提，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灵魂。从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六年来，理论界相关的研究成果可谓是汗牛充栋，对核心价值观的讨论，出现了上百种的概括，目前仍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着。如何将这一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我们可以从管子的“四维”论中得到有益的启示。 廉的思想内容与要求，是我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今天，我们的治国理政可以借鉴管子的“国之四维”，廉政建设可以借鉴其中“廉”的内容以及行之有效的方法，并将其运用到当下的社会生活中。 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维护社会稳定发展以及实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出发，根据社会和时代发展的变化与要求，在充分吸收借鉴古今中外一切优秀廉政文化成果，深刻总结我们党长期以来反腐倡廉经验的基础上创立和发展了一系列廉政建设理论，赋予了廉政文化以崭新的内容，形成了社会主义廉政文化体系。这一文化体系这主要体现在党和国家反腐败体制的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上。从而不断强化纪律建设，纠正不良之风；强化对领导干部的监督管理，坚持正面教育；强化转变职能方式，抓实工作作风；强化用铁的纪律打造纪检、监察队伍等各方面。这一体系涵概四个基本范畴，一是重树廉洁从政的思想道德要求，它作用于执政者的内心修养，在于形成廉洁从政的思想和文化动力；二是在全社会营造良好的廉洁从政的文化氛围，形成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社会风尚，用健康向上、追求清廉的文化充实人们的精神世界；三是普及各职业阶层的从业人员恪守职业道德、爱岗敬业、廉洁自律、奉公守法的行业文化；四是普及广大人民群众追求公平正义、安定有序、诚信友爱的文化道德教育。这是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在文化形态上的反映，是党的执政实践的进步和提升，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 当今，以习近平总书记为首的新一届领导集体成立以来，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更加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加快建设步伐，不断提升党的廉政建设理论水平和实际应用能力。2013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指出：“坚定不移惩治腐败，是我们党有力量的表现，也是全党同志和广大群众的共同愿望……要继续全面加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要加强反腐倡廉教育和廉政文化建设，督促领导干部坚定理想信念，保持共产党人的高尚品格和廉洁操守，提高拒腐防变能力，在全社会培育清正廉洁的价值理念，使清风正气得到弘扬。”新一届党和国家领导集体所阐述的党风廉政建设问题，是廉政文化理论的新发展、新探索。它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一部分，是一个开放的文化体系，具有与时俱进的文化特征。它善于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包括我国历史上的廉政文化资源以及其他国家执政党廉政文化建设的优秀成果，这一体系在不断创新、不断丰富中，始终保持着发展的先进性。 当今的德廉文化建设，一直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根本要求，坚持文化创新的重要方向，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理论在廉政建设领域的运用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一个丰富、完备、充满活力的思想和知识体系，渗透到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各个领域，作用于党的各项工作的各个环节。廉政文化建设的精神实质，是引导全党全国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想，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增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自觉意识，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它既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廉政建设方面的集中反映，也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本质要求和服务方向的体现。 2018年3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重庆代表团的审议时指出：“领导干部要讲政德。政德是整个社会道德建设的风向标。立政德，就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2018年7月3日，习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强调：“严守纪律规矩，夯实廉政之基。”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制、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是全党全国人民上下同心实现中国梦的直接精神动力，是与时代发展紧密相连的推动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为目标的真知灼见；是时代的强音，是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体现，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核心体现。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紧密相连的廉政文化建设的核心价值观，是务实、为民、清廉。务实，就是认真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执政党廉洁从政的规律，坚持立党为公，开拓进取，勤奋工作，务求工作实效。为民，就是把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视为最高利益，一切想着群众，一切为了群众，一切方便群众。清廉，就是要保持我们党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保持共产党员的优秀品德和高尚情操，廉洁奉公，廉洁从政，勤政为民。这一价值观，顺应了时代发展要求，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代表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本质要求和服务方向，反映着新时代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原载：《齐文化与稷下学论丛》 作者：宋冬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