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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孔庙奎文阁前，西御碑楼前方有一御制碑，俗称“弘治碑”，是著名的明代四大御制碑之一。此碑立于明弘治十七年（1504），碑高4米，宽2.2米，厚0.54米。其中，碑头高1.5米，上刻篆书“御制重建阙里孔子庙碑”八字，雕龙图案。碑身正书，工整、隽秀，共22行，正文原有671字，今残11字，落款12字。龟趺长4米，宽2.2米，高1.1米。文献中对此碑多有记载，如《阙里文献考》《明孝宗宝训》《曲阜县志》卷二十九《通编》、骆承烈汇编的《石头上的儒家文献——曲阜碑文录》中解著录全碑。但是，《石头上的儒家文献——曲阜碑文录》缺少“用昭我祖宗以来，尊师重道之意并”；《曲阜县志》缺少“金元入主中国”。  此碑主要记载了弘治十七年重修阙里孔子庙之事，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据《明史·第十五本纪孝宗》中记曰：“六月甲辰，阙里先师庙灾，遣使慰祭。”也就是，公元1499年六月，孔庙发生重大火灾事件。朝廷得知后，非常重视，命令山东巡抚何鉴尽快查明灾情。《曲阜县志》中记录有何鉴之言：“巡抚何鉴奏言弘治，十二年六月十六日夜，子时，雷雨交作，火从宣圣家庙东北角上起延烧家庙五间、斋廊五间、东庑二十八间、大成门五间、手植桧一株、洪武诏旨碑文并楼、永乐御制碑文并楼。遂延烧大成殿七间、东便门六间、西便门六间、大成殿东西小便门各三间、寝殿东西两便门各三间、启圣殿五间、毓圣候庙三间。”这次火灾毁坏了许多重要的建筑物，使孔庙损失惨重。之后，浙江道监察御史余濂上奏，曰：“言天下不能一日无孔子之道，人心不能一日无孔子之教。”（《曲阜县志》）上书皇帝，请求重新修建孔庙。 可是据《明史·第十五本纪孝宗》中所言：“戊辰，修阙里先师庙。”弘治十四年五月，修建孔庙。可是，这据孔庙火灾已经近两年时间，隔如此之久才来修建孔庙，似乎是不合情理。因为在古代，祭祀本是一件大事，更何况是孔庙呢？重修孔庙自然是件十分紧要事情。况且书中还说：“朕闻之惕然。”皇帝听说后都为此事忧虑，挂记于心并且“秋七月遣太常寺少卿李杰来慰祭孔子。”重修孔庙自然不会耽搁太长时间。这样看来，《曲阜县志》的记载：“十三年春二月，阙里孔子庙兴工。”此言更为可信。 “越五年，甲子正月工毕，巡抚右副都御史徐源，巡按监察御史陈璘，以其状来上，宏深壮丽，视旧规有加，朕怀乃慰。”经过五年的时间，孔庙的重修工作方才毕工，比以前更为规模宏大、壮丽。如何宏大呢？据《曲阜县志》中记巡抚徐源言：“其大成殿九间，寝殿七间俱两檐，大成门、家庙、启圣庙、启圣殿、金丝诗礼堂各五间，两庑连廊共一百间，启圣寝殿三间，神厨二十四间，库房九间，碑亭二座，衍圣公斋宿房十二间，奎文阁大门、中门、左右门。下至街道坊牌无不完整，规模壮丽，工艺精致，足称瞻仰。”从这些详细记载中可以得知当时修建孔庙的盛况，房间之多，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工艺之精，当之无愧是明朝21次重修孔庙中规模最大的一次。进而可知，《弘治十七年重修阙里庙图序碑》中所记载“盖一代之盛典，天下之奇观，皆备于此”，并不是夸大其词。修建如此规格的建筑自然花费很多，就算是节省也要花费“用过银十五万二千六百余两”。从中可以看出，孝宗慷慨解囊，对于此次修建工作极为重视。 修建之后，孝宗便派大学士李东阳前往孔庙祭告，“弘治十七年闰四月丁卯，以重建阙里文庙成，特命太子太保户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李东阳往祭赐之。敕曰：‘比因阙里文庙毁于回禄，爰命有司重建，厥功既成。兹遣卿往彼告祭，夫先师道德万世之所宗，鼎新庙庭一代之盛典，以故禋告之礼特委辅弼之臣卿，其精白一心寅恭将事务期圣灵昭格，以副朕隆师重道之怀，毕即星驰回京。钦哉故敕。’”（《明孝宗宝训》）之所以命李东阳前去，一是因为李东阳与孔家有亲戚关系，其女嫁于孔宏泰之子孔闻韶。而更重要的是因为李东阳德高望重，清节不渝，是明孝宗信赖之重臣。从修庙之规格到祭告之隆重，再到后来亲自撰写碑文，足见明孝宗对于孔子的崇仰之情，对于儒家的重视。 明孝宗崇儒思想的形成要从他的经历与所受教育说起。“宪宗制《文华大训》，间以进讲，必令左右撤案，降座立听，已乃复坐。凡听讲之际，专心注目，不移视听。讲官有不在直者，必赐问其故以为常。”（《明实录·孝宗实录》）孝宗的父亲宪宗本人虽晚年沉迷佛老之中，但他对于这个唯一的儿子却满怀期望，希望他做一个具有儒家涵养的仁君，故而专门作《文华大训》来训导孝宗。 更关键的是孝宗本人好学上进，有远大的志向，“专心注目，不移视听”，“时谕教严甚，非祁寒盛暑不辍”。他对自己要求严格，专心致志，即使寒暑也不停歇学习。再加上“典尓覃吉日夜启导，凡句读字音、礼仪政事及民情世故，皆从容讲说，委曲详尽，上耳熟焉。久而，圣性坚定，圣学缉熙，中外臣民已预识为太平天子矣。”（《明实录·孝宗实录》）又遇忠义之臣覃吉的悉心指导，循循善诱，幼年时的孝宗已有太平天子之相。 孝宗在位期间，礼部右侍郎丘浚著《大学衍义补》，“以真西山《大学衍义》有资治道，而治国平天下之事缺焉。乃采经、传、子、史有关治国平天下者，分类汇集，附以已意，名曰《大学衍义补》。至是书成，进之。”孝宗看后，“甚喜，批曰：‘卿所纂书，考据精详，论述该博，有辅政治，朕甚嘉之。’赐金币，遂进尚书。仍命礼部刊行。”（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孝宗对于儒家经典的认可、提倡与推广，是对于儒家思想进一步发扬与传承。 孝宗不仅重视儒家经典，而且还重视在学校中加强儒学的教育。“乙亥国子监祭酒费訚率学官监生谢恩，上赐之敕曰：‘朕惟自古帝王本纲常以致治，必以学校为首务焉，学校所以明人伦也，孔子述经垂教莫先乎此。我祖宗奄有寰宇，建学育才，文教诞敷治化旁洽肆。朕继统之初，聿遵成宪，择日视学，祗谒先师孔子，退即彝伦堂听讲经书因以劝励师生。’”（《明孝宗宝训》）孝宗兴学校、述经垂教、劝励师生，这一举措进一步推动了儒学的发展和传播，在全国掀起了新的儒学热。 孝宗的所作所为赢得了后人的极高评价，赞曰：“明有天下，传世十六，太祖、成祖而外，可称者仁宗、宣宗、孝宗而已。”由于“孝宗独能恭俭有制，勤政爱民，兢兢于保泰持盈之道”，所以“使朝序清宁，民物康阜。”（《明史·第十五本纪孝宗》）在明代的历史上，孝宗的勤勉与奋进，其重视儒学的思想在整个国家形成了重视儒学的风气，加强了国家的治理，社会的安定，为明朝带来了又一次“中兴”的局面。 《剑桥中国明代史》给予明孝宗很高的评价：“在思想上，这个认真的年轻人完全信奉儒家学说和伦理价值。在明代，也许在历史上，再也没有其他皇帝像他那样一心一意地接受关于君主身负重任的传统主张。再也没有其他皇帝如此努力去履行哪些要求做到的义务。”（《剑桥中国明代史》，386页）正是儒学的修养和积淀培养了他高度的责任感和义务感，“他给官僚们灌注了一种充满巨大希望的精神，明朝早期的某些活力也得以恢复。”可以说孝宗是明代历史上最符合儒家伦理道德的君主典范。 可惜的是因碑文中有“金元入主中国，纲常扫地之时”一语，招惹清乾隆皇帝不悦，遂将碑亭拆掉，只剩龟趺孤碑了。后又经文化大革命的破坏，虽修补，仍有些字迹模糊难辨。但是，弘治碑的光辉并没有随时光的流逝而散尽，作为历史见证，它的价值是不可磨灭的。 附碑文： 御制重建阙里孔子庙碑 朕惟古之圣贤，功德及人，天下后世立庙以祀者多矣。然内而京师，外而郡邑，及其故乡，靡不有庙。（自）〔一〕天子至于（郡）邑长吏，通得祀之，而致其严且敬，则惟孔子为然。盖孔子天纵之圣〔二〕，生当周季圣贤道否之日，而不得其位以行。乃历考（上）（古）以来，圣人之君天下者，曰尧曰舜、禹汤文武，已行之迹，并其至言要论，定为六经，以垂法后世。自是凡有天下之君，遵之则治，违之则否。盖有不能易者，真万世帝王之师也。故自汉祖过鲁之祀〔三〕之后，多为之立庙。沿及唐宋英明愿治之君屡作，益尊而信之。孔子之庙，遂徧天下。爵号王公，礼视诸侯，而加隆焉。虽金元入主中国，（纲）常扫地之时，亦未尝或废。盖天理民彝〔四〕之在人，有不能自泯也。我圣祖高皇帝，以至神大圣，汛扫胡元〔五〕，植纲常于沦斁〔六〕之余，武功方戢即遣人诣阙里祀孔子，风示天下，规度可谓宏远矣。列圣相承，益严祀事，先后一轨。暨我皇考宪宗纯皇帝，诏增庙之舞佾为八，笾豆十二，礼乐尽同于天子褒崇之典。至是盖无以加。我国家百有余年之太平，端有自哉。阙里有庙，建自前代，规制尤盛。弘治己未六月毁于火。朕闻之惕然。特勑山东巡抚廵按暨布政按察司官，聚材庀工〔七〕，为之重建。越五年，甲子正月工毕，巡抚右副都御史徐源〔八〕，巡按监察御史陈璘〔九〕，以其状来上，宏深壮丽，视旧规有加，朕怀乃慰。既遣内阁辅臣太子太保户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李东阳〔一○〕往告，复（具）颠末为文，俾勒之（庙）碑，用昭我祖宗以来，尊师重道之意并系以诗曰： 圣人之生，天岂偶然。命之大君，俾赞化权。 二帝三王〔一一〕，君焉克圣。继天立极，道形于政。 大化既洽，至治斯成。巍巍荡荡，浑乎难名。 周政不纲，道随时坠。孔子圣人，而不得位。 乃稽羣圣，乃定六经。万世之师，于焉足征。 自汉而下，数千余岁。褒典代加，有隆无替。 于皇我祖，居正体元。六经是师，卓尔化原。 列圣相承，先后一揆。逮及朕躬，（思）（弘）前轨。 庙貌载崇，祀事孔禋〔一二〕。经言典训，弥谨弥敦。 俗化治成，日升川至。斯道之光，（允）(垂)万世。 弘治十七年闰四月二十七日。 【注释】 〔一〕括号内残字据《阙里文献考》补足，以下凡不注明者皆同。 〔二〕天纵之圣：上天所赋予的具有卓越才智的圣人。 〔三〕汉祖过鲁之祀：《史记·孔子世家》记载：“高皇帝过鲁，以太牢祠焉。诸侯卿相至，常先谒然后从政。”西汉时高祖皇帝刘邦到山东，用最高规格的祭品太牢—牛羊猪三牲来祭祀孔子，以示对孔子的崇仰之情。 〔四〕民彝：人与人之间相处的伦理道德。 〔五〕汛扫胡元：《皇明经世文编》（卷六十四）：“切惟胡虏为中国患、其来非一目矣、洪惟我太祖高皇帝、膺天眷命、汛扫胡元、以一四海、功烈之盛、亘古莫匹、乃以北平实残元之故都。” 〔六〕沦斁：败落。 〔七〕庀工：召集工匠。 〔八〕徐源：据《大明孝宗敬皇帝实录卷之二百十四》载：“赐巡抚山东都御史徐源并督工佥事黄绣等银币有差以修建孔庙工完也。” 〔九〕陈璘：《明史列传第一百三十五》：“陈璘，字朝爵，广东翁源人。” 〔一○〕李东阳：《明史列传第一百三十五》：“李东阳，字宾之，茶陵人”，“十七年，重建阙里庙成，奉命往祭。还，上疏言。” 〔一一〕二帝三王：二帝指唐尧、虞舜，三王指夏禹、商汤、周文王。 〔一二〕禋：诚信地祭祀。（原载：《曲阜儒家碑刻文献辑录》 作者：孔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