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德报怨”作为中国传统伦理中一个古老的理念，一直以来被很多人视为“宽容”“仁爱”的大义之举而力加倡扬，并被认为是孔子提出并主张。实际上，这是一种断章取义的行为，更是对孔子思想的误解。“以德报怨”虽出自《论语》，也在部分相关文献中出现，但却并非孔子的主张，更不符合孔子的思想原则，孔子对于德怨之报的主张是“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在周代，“报德”“报怨”之类说法，在社会上有着较为普遍的影响。《诗·大雅》就有“无言不雠，无德不报”的话，意即没有一句话没有验应，无一施德不得到恩报，这里《诗经》强调的是要以德报德。《左传·僖公十五年》也有“必报雠”“必报德”之类的说法。《论语》所谓“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其“或曰”，就是“有人说”之意。可以看出，“以德报怨”也是春秋时期在社会上广泛流行的诸种怨德之报方式的一种。 时至今日，在人与人的交往中，仍然会遇到怨德之报这种看似复杂的人际处理方式。那么，应该如何面对、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的恩恩怨怨呢？人们现在常说的是“以德报怨”。在人们的理解中，“以德报怨”是“宽容”“仁爱”的体现，而且此语出自《论语》，必为孔子所提倡。因此，在遇到上述复杂的人际关系时，人们往往提倡“以德报怨”。事实果真如此吗？ “以德报怨”这句话确实可见于《论语》，但却并非孔子思想，说孔子主张“以德报怨”实在是对《论语》原文的断章取义。《论语》所载此章如下： 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论语·宪问》） 很明显，“以德报怨”并非孔子所言。孔子只是回答了“以德报怨，何如？”这个问题。“以直报怨，以德报德”才是孔子的主张。邢昺疏：“此章论酬恩报怨之法也。‘或曰：以德报怨，何如’者，或人之意，欲人犯而不校，故问孔子曰：‘以恩德报雠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者，孔子答言，若报怨既用其德，若受人恩惠之德，不知何以报之也。”（《论语注疏》）也就是说，有人向孔子请教，即使被人侵犯了，也不作计较，要以恩德去报答仇怨。对于这种说法，孔子认为,如果报答仇怨要用恩德，那么，受人恩惠之德又将何以报之？当然，这里，以“犯而不校”等同于“以德报怨”是不妥的，前者主张对有侵犯者应不作计较,这是一般有宽容之德的人都可以做到的；而后者则要求对侵犯者不但不作计较，反而要施以恩惠，这种过分之举，实为强人所难。孔子虽然没有正面回答“或人”之问，即没有直接对“以德报怨”提出反对, 但却在逻辑上作出论辩。由此可看出，《论语》中虽提及“以德报怨”，但从中可以明确看出，孔子不主张“以德报怨”的态度非常明确。 除此之外，《礼记·表记》也曾记述了孔子对当时在怨德之报上的几种观点的评论。其中说：“以德报怨，则宽身之仁也；以怨报德，则刑戮之民也。”孔颖达《礼记正义》：“‘宽身之仁者’,若以直报怨，是礼之常也。今以德报怨，但是宽爱己身之民，欲苟息祸患，非礼之正也。”也就是说“以直报怨”乃出于正直公道之心，是合乎礼的，而“以德报怨”,却非发自本心而仅为了平息暂时之祸以求苟且偷生之举，故非合礼之正。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朱熹说：“《礼记》云：‘以德报怨，宽身之仁也。’言如此亦是宽身，终不是中道。”（《朱子语类》卷四十四）朱熹认为这种行为既无尊严，也不合乎公正和道义的原则，是与礼相悖的，所以不合乎中道。所以，对于《表记》中所述是否真是孔子所说历来有人怀疑，如陈澔《礼记集说》注曰：“以《论语》‘以直报怨，以德报德’之言观之，此章恐非夫子之言。”那么，退言之，即便这些话都是孔子所说，也仅是一种客观评价，我们也不能从中看出他是主张“以德报怨”的。至此，既然无法找到孔子主张或者赞同“以德报怨”的事实依据，又如何可以推出其主张“以德报怨”？可见此说法不实。 不仅如此，从侧面来看，假如“以德报怨”确为孔子主张，那么其理应在后世儒学中得到传承、发扬，但是，与此相反的是，后世儒家学者中很少有人提及，仅有南宋理学大师朱熹在《论语集注·宪问》和《朱子语类》卷四十四《以德报怨章》以及卷二十四《温故而知新章》中做过相关辨析。在《论语集注·宪问》中，朱熹说：“或人之言，可谓厚矣。然以圣人之言观之，则见其出于有意之私，而怨德之报皆不得其平也。必如夫子之言，然后二者之报各得其所。然怨有不雠，而德无不报，则又未尝不厚也。”意思是说，“以德报怨”的“或人”之言虽可看成对结怨者厚道的表现，但从施德人的角度来看，却是出于“有意之私”，也就是说，这样做仅仅是为了平息祸患，对于二者的怨德矛盾并没能做到公正的对待和彻底的解决。而如果按孔子所说“以直”去“报怨”,“以德”去“报德”，则怨德之报皆能各得其所。据《朱子语类》卷四十四记述，曾有学生问及“‘以德报怨’章，注谓‘旨意曲折反复’，‘微妙无穷’，何也?”朱子回答说： “以德报怨”本老氏语。“以德报怨”，于怨者厚矣，而无物可以报德， 则于德者不亦薄乎！吕申公为相，曾与贾种民有怨，却与之郡职，可谓“以德报怨”，厚于此人矣，然那里人多少被其害！贾素无行，元丰中在大理为蔡确鹰犬，申公亦被诬构。及公为相，而贾得罪，公复为请知通利军。“以直报怨”则不然，如此人旧与吾有怨，今果贤邪，则引之荐之；果不肖邪，则弃之绝之，是盖未尝有怨矣。老氏之言死定了。孔子之言意思活，移来移去都得，设若不肖者后能改而贤，则吾又引荐之矣。 这里朱熹不仅点明“以德报怨”的弊病，且告知后生要仔细体味孔子的话，不要误以为孔子是赞同“以德报怨”的，“以直报怨、以德报德”才是行之有效，且真正是孔子赞成并主张的德怨相报方式。 确实，在德怨相报方面，孔子的观点是从自己一贯的主张“直道”出发，主张“以直报怨,以德报德”，有《论语·宪问》篇的原文为证，上文已有详细引述。“以直报怨”中“直”出自于人的本心，出自于情感生活，正如钱穆概括“直”的意涵所提到的那样：“直者诚也。内不以自欺，外不以欺人，心有所好恶而如实以出之者也”，而“孔子所谓直者，谓其有真心真意，而不以欺诈邪曲待人也”。（钱穆：《四书释义》，《钱宾四先生文集》卷二）也正因此，孔子认为“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论语·雍也》)，意思是人能够活着是由于正直，而那些以曲罔的态度活着的人，不过是侥幸免于灾祸而已。 由此出发，除了“以德报怨”自身的弊端外，认为孔子主张“以德报怨”的观点也违背了孔子一贯坚持的“直道”、公正的思想原则。孔子一贯坚持直道原则，将“直”视为重要的人生哲学之道，“直”在《论语》中有11篇提及，22次出现，其中大多与人生态度有关。如他批评道“孰谓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诸其邻而与之”（《论语·公冶长》）。有人向微生高讨醋，他没有，却并不直说自己没有，而是从邻居那借了给这个人。所以当有人认为微生高为人“直”时，孔子不以为然，为何？是即是，非即非，有便有，无便无，这才称得上“直”。这种“直”，作为一种人格标准，应该是以“实诚”为特征的，因此，孔子称赞“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论语·卫灵公》)，朱熹注：“直道，无私曲也”，“盖以此民，即三代之时所以善其善、恶其恶而无所私曲之民。”孔子所谓“直道”就是“无私曲”，善者善之，恶者恶之，以公正无私的率直平和心态对待人和事。《朱子语类》卷二十四：“或曰：‘以德报怨，何如？’看来也似好。圣人便问他：‘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若以直报怨，只是依直报之，恰如无怨相似。且如人有些侵我处，若是我不是，便休了。若是他不是，与他理会教是便了。”贺孙又问道:“‘以德报怨’，非独说道无以报德，只是以德报怨，也自不得。”曰：“然。如此只是伪，只是不诚。”可见，“以德报怨”与孔子所一贯坚持的正义公平的道义原则不相合，不可能成为孔子提出或主张的观点。 当然，“以德报怨”被误认为是孔子的主张，除了是对《论语》原文的断章取义以及其他文献引用或出处的误读之外，更是对孔子思想，尤其是“仁爱”思想的偏见和误解，片面地以为“以德报怨”是孔子仁爱思想的真实体现。而实际上，这是对孔子思想的误解，“以德报怨”并不符合孔子的仁爱思想原则。 我们知道，孔子的核心价值是讲“仁爱”。“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以此出发，似乎理所当然会认为孔子赞同以仁爱的宽容精神对待结怨者，但是这里需要澄清的是，孔子所说的“仁爱”并非无原则的爱，而是有着鲜明的原则性。孔子所谓仁爱落脚于道义，“义”者，“宜”也，即“应该”，而孔子主张的仁者“爱人”即是指爱那些讲道义的君子和仁者，远离那些背信弃义、“巧言令色”的“小人”。他说：“巧言令色，鲜矣仁！”“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论语·公冶长》)再如“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论语·雍也》)“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论语·先进》) “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等等的言论，都体现了孔子的仁爱价值观，即真正的仁者是有是非观念的人，懂得好者当好之，恶者当恶之。他特别讨厌甚至贬斥“乡原”,明确指出“乡原，德之贼也”(《论语·阳货》)。可见，那种无原则的糊里糊涂的爱，那种无区别地滥施感情，孔子是不赞许的。而任何仇怨的产生都是有原因的，其性质也是有分别的，其程度亦有不同，所以孔子不可能主张笼统地讲“以德报怨”。相反，“恶不仁者，其为仁矣”(《论语·里仁》)。即孔子认为憎恶不仁者，也是有仁德的表现。可见，“以德报怨”与孔子的仁爱价值观并不相符，甚至相抵牾。 子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朱熹注：“道者，率性而已，固众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故常不远于人。若为道者，厌其卑近以为不足为，而反务为高远难行之事，则非所以为道矣。”(《中庸章句集注》)康有为《论语注》：“孔子之道不远人，因人情之至，顺人理之公，今人人可行而已。……孔子非不能为高言也，藉有高深，亦不过一二人能行之，而非人能共行，亦必不能为大道，孔子即不言之矣。”孔子认为，道不能脱离人们平实的生活世界，如果专务高远难行之事，就不是道。由此可见，孔子不是不能谈那些高远道理的，而是不愿意空谈高远，因为这些道理并不是人们普遍能知能行的，所以他只讲一些平实切行的道理，使人人易知易行。而《尸子》曰：“夫龙门，鱼之难也；太行，牛之难也；以德报怨，人之难也。”意思是说，在行动中贯彻“以德报怨”，好比鱼过龙门、牛过太行一样，其困难程度让实行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另外，康有为《论语注》：“耶氏过仁，亦以德报怨，或以此尊之，然实不能行。”康氏认为，“以德报怨”有点类似于基督教的“打你的左脸，再把右脸伸过去”的“过仁”之举，这是难以实行的。再如朱熹弟子亚夫问“以德报怨”章，朱熹回答说：“‘以德报怨’，不是不好，但上面更无一件可以报德。譬如人以千金与我，我以千金酬之，便是当然。或有人盗我千金，而吾亦以千金与之，却是何理！视与千金者更无轻重，断然是行不得也！”朱熹认为“以德报德”乃“便是当然”之理,但若“以德报怨”，就好比是有人盗我千金，我不但不追究，反要再赠予其千金，“却是何理！”又如何行得通。并且按照孔子的一贯主张，对于那种高远而不切实务的东西，他是从不提倡的，而是以“存而不论”的态度加以回避，如：“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等态度和做法。“以德报怨”表面看来，确实体现出一种很高的道德境界，但因其陈义过高，难以真正付诸行动，故并不符合孔子的一贯主张与原则。 至此，对于“以德报怨”的错误认识可以澄清，它并非是孔子的观点或者主张，“以直报怨、以德报德”才是孔子提出的对待德怨的方式。 【参考文献】： 1．黄玉顺：《“刑”与“直”：礼法与情感——孔子究竟如何看待“证父攘羊”？》，《哲学动态》，2007年第11期。 2．钱 穆：《论直》，《四书释义》(《钱宾四先生文集》)，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 3．邓思平：《孔子的互动道德和先事道德》，《经验主义的孔子道德思想及其历史演变》，巴蜀出版社，2000年。（原载:《正本清源说孔子》作者：卢巧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