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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是由孔子研究院院长杨朝明主持的《联合日报》专栏“读懂孔庙，读懂中国”系列文章之一，现转发于此，以飨读者。  沿着孔庙神道往里走，历代建筑的庄严肃穆，多姿多彩的营造法式，由明而宋的历史回溯……一一呈现在眼前。当慢慢走进历史深处的时候，人们不禁会问：孔庙何以会集中如此众多的历史建筑？孔庙何以会这样越建越大？此时，出现在你左右的众多石碑，都仿佛争先恐后地告诉你答案。 同文门后是奎文阁，它是孔庙的藏书楼，它的四周簇拥着众多碑碣。前方两侧是明代洪武、永乐、成化、弘治年间所立的高大石碑；西侧的“碑院”墙壁嵌满了历代石刻，后面两侧的“碑林”则如树丛一般。奎文阁后面，是闻名遐迩的“十三碑亭”，南北两行，前八后五，十分壮观。此外，廊庑下、墙壁上、碑亭旁，还分布着大小不同、各式各样的石碑。孔庙及附近有各式碑碣1000多幢，时间涵盖许多朝代，前后长达千年。 孔庙的诸多碑刻差异很大，“巨者逾丈，小者不盈尺”，最大的有五六米高，重达五六十吨，最小的则仅有十几厘米高。从书写看，篆隶行楷，诸体兼备；从文体看，散体骈文，诗歌颂赞，多姿多彩。这些碑碣掩映于古迹苍柏之间，琳琅满目。  石刻内容最多的是称颂孔子及其学说。孔庙祭祀的核心，是申说与宣传孔子所确立和阐述的价值观。由汉至清，儒学的价值与功用一再受到肯定，成为历代治国理政的思想资源。 元朝天历二年《曹元用代祀阙里孔子庙碑》说得很到位：“孔子之教，非帝王之政不能及远；帝王之政，非孔子之教不能善俗。教不能及远，无损于道；政不能善俗，必危其国。”既言儒学对国家政权的依赖，更道出社会治理对儒学的需求。 明初，朱元璋整顿天下祭祀，“洪武碑”刻记当时的诏书，认为孔子之道“非有功于一方一时者可比”，因而保留原有封爵，祀典“宜仍其旧”。“洪武碑”提出，要“永为治之道，必本于礼”，而孔子“善明先王之要道，为天下师，以济后世”。 永乐年间维修孔庙，太宗朱棣御制碑文称，士子于孔庙观礼必会受到教化，从而可以致力于圣贤之学，敦本去末，成为可用之材，“佐大明于万年”。 也是因为如此，历代帝王都对孔子儒学尊崇有加，隆礼备至。礼敬孔子，就是礼敬中国文化精神和价值观念。 曲阜是历代崇德、报本、宣示教化的必至之地；孔子后裔承担着宣传儒学、祭祀孔庙的重任，也受到历代的尊崇与优渥，许多的优渥措施都载之石碑，不仅昭示政权对孔子儒学的态度，也督促圣贤后裔祖述家业、遵礼修德。孔子后裔也有“后嗣弗能守，其孰能守之”的自觉，有作为圣裔的文化担当。 石碑记载较多的是孔庙祭祀活动。从碑刻看，历史上不乏帝王亲祀或者帝王遣使致祭等高规格的祭祀，也不乏对祭祀场所阙里孔庙的增修扩建，从而使孔子祭祀延续两千多年而不绝。明洪武年间刑部侍郎徐程说：“孔子以道设教，天下祀之，非祀其人也，祀其道也。”历代祭祀孔子，传达的正是对儒学的肯定与宣扬。 孔庙碑刻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历代官员拜谒孔子的题诗题名留记。儒臣士子对孔子的尊奉崇仰，有利于光阐儒风，上学下达。中国古代的选官制度，自汉代以来与儒学结合密切，从汉魏时期的“举孝廉”，到隋唐完备起来的科举制度，都以儒学为取士标准。因此，官吏是执行与传播儒家价值观念与行为准则的中坚力量。从碑刻可见，汉代就有官吏拜谒孔子之举，宋元以来更蔚然成风。《永乐十六年陈恭谒庙记碣》说，官员们“平昔所读者圣人之书，所行者圣人之道，每思阙里，形诸梦寐”，非常向往能到阙里祭拜孔子。《至和元年吴祕奠先圣坟林诗碣》则说，当人们身处孔子庙、孔子墓前，“薰香达诚悃，滴酒沥胸臆”，庄严肃穆的气氛就更能升华志向，坚定对孔子之教“代移文不移，宜在弟子职”的担当。坚固的石碑铭刻下了他们的信仰，他们身体力行地将信仰执行于政治治理中，上传下达，垂范社会，光阐儒风，移风易俗，成为以孔子儒学风化社会的践行者。 孔子儒学对少数民族政权同样重要。历代少数民族政权都十分重视孔子之道，孔庙“十三碑亭”区域内的御碑多为少数民族政权所立，其中金碑2座、元碑2座、清碑9座，碑文记载了少数民族政权的帝王对孔子追谥加封、谒庙亲祭、派官致祭及修葺孔庙等事件。例如，元大德六年碑文记载，元武宗还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从碑文看，这些少数民族政权看到了孔子儒学超越时空、超越民族的价值，他们对孔子的尊崇并不亚于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原王朝。儒学作为他们的坚定选择，说明孔子思想有利于多民族国家的繁荣和发展。 漫步孔庙，行走在一幢幢石碑前，就像回到了历史中。那些在历史书中常常读到的大名，他们又都不约而同地出现在孔庙里，让人遐思，令人回味。孔庙是中国古代士人的精神家园，是认知文化中国的教科书。孔庙碑刻就像一本本耐读的书，每一幢石碑都有属于它们自己的故事。不走近它们，它们悄无声息；你与它们对话，它们就会生动活泼地给你传达来自前代的信息，述说关于孔子与中国的历史过往。（原载：《联合日报》；作者：杨朝明 房伟；图/孔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