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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主张德政，因此，一直以来，孔子似乎都是以法和法律的反对者的形象出现的，人们多误解认为孔子排斥法治，没有法律思想。事实上，孔子并不排斥法治，认为它是德政礼治的重要保证和补充。孔子曾任鲁国大司寇，主管司法工作，在处理诉讼案件时，注重教化，主张德主刑辅、刑政相参，强调刑罚之“中”，并追求“无讼”的治理境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法律思想。 说孔子具有法治思想，肯定会有很多人表示怀疑：孔子有法律思想吗？孔子不是一直排斥法治吗？过去，人们习惯于将儒家与法家相对立，将孔子与法治相对立，对孔子造成了一定的误解，认为孔子是排斥法治的，其实不然，孔子不仅不排斥法治，而且具有系统的法律思想。 孔子注重仁爱，注重人文关怀，重视人的价值，强调为政以德，他的思想侧重伦理，不过分强调刑杀的形式和方法。在整个《论语》中，没有一个“法”字，更多的是关于伦理思想的论证，孔子在伦理学上的杰出成就一定程度上掩盖了他的其他思想，特别是法思想的光辉。（俞荣根：《儒家法思想通论》，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同时，儒家重礼，主张以礼治国，强调“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因此，人们很容易认为儒家的这种以礼治国方针，必定排斥以法治国，排斥以刑治国，从而对孔子和儒家思想造成排斥法治的误解。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中有关于孔子反对“铸刑鼎”的记载，很多人便据此认为，孔子反对成文法的公布，反对法治。其实，这也是人们对孔子的误解，从《左传》中整段话的记载来看，孔子所反对的并不是铸刑鼎这件事，而是对这种违反礼制、“名不正、言不顺”的行为进行批评，对刑鼎所铸之文表示质疑。在孔子看来，只有天子才有制刑的权力，诸侯只能缘法而治，不能自行立法。孔子提到“唐叔之收受法度”、“被庐之法”及“夷蒐之法”，前两种法体现了重礼轻刑的精神，孔子对其进行了称赞；而孔子反对“夷蒐之法”，反对将它铸之于鼎，因为“夷蒐之法”体现了一种“乱制”，与孔子的一贯主张不符。由此可见，孔子评价的标准依然是“德主刑辅”，他希望立法，而且希望立好的法，用好的法来治理国家。孔子反对铸刑鼎之事，说明他所反对的是违背礼制的做法，反对的是乱立法，并非反对法和法治，相反，这一事件从侧面反映了孔子对法和礼的重视。 纵观孔子的一生，孔子的仕途生涯虽然不长，但是，为政的几年中，从中都宰到司空，继而任大司寇，再以大司寇摄行相事，孔子所担任的几乎都是司法职务，处理的也大都是行政司法之事，具有丰富的法治实践经验。孔子不仅是一个严格的执法者，而且是一个法学理论家，在为政仕鲁期间，孔子注重对周代社会管理方法的借鉴，继承了三代以来的法治思想，并结合鲁国的社会环境和自己的思想，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刑政和法律思想，取得了良好的治理效果。 孔子法的思想是对前人的继承与发展。孔子曾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可见，其思想很大程度上受到三代文明，特别是周代的影响。孔子的司法主张也来源于周代。周代注重社会教化，“敬天”、“保民”、“明德慎罚”的思想盛行，西周时期就有“以刑教中”的说法，法治思想从周代，或者更早时期就已经存在，孔子对周代的这一思想进行了继承和发展，形成了自己对于法治的看法。 我们研究孔子的法律思想和理念，不能只从《论语》的表面找，而是应该透过字面，从字里行间去找。首先，我们不难发现，孔子重视“人”的价值，主张“以人为本”，强调“仁者爱人”，同时也注重“礼”，“礼”是孔子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过去，人们常常用“礼治”否定孔子的法思想，认为“法治”是与“礼治”相对的，其实二者并不冲突。孔子的法治思想是在“礼”的约束和教化之下的，是在“礼”的范畴之内的，是与礼治相辅相成的。此外，《论语》中虽然没有出现“法”字，但是却有关于“刑”的论述，刑可以看作是法的一种表现形式。由此来看，“法”在孔子思想体系中，相对应的概念应是礼和刑。这样，我们就可以从中看到孔子法的思想了。 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在这里，孔子对德政和刑政进行了比较，认为“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民众就会“有耻且格”，有明确的是非之心并且真心归附，可见孔子是侧重于德治的。但同时，孔子并不否定刑罚处罚，他认为，刑政是德政的辅助。孔子曾说：“圣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参焉。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礼齐之，其次以政焉导民，以刑禁之，刑不刑也。”（《孔子家语·刑政》）孔子认为，圣人治理国家，教化百姓，必须将刑罚处罚与政治教化相互使用，配合进行，首先应该以德行教化百姓，用礼制加以整治，这是理想层面；其次是现实层面，以政治来引导百姓，而用刑罚加以禁止，处罚那些不遵守刑法的人。 孔子不但不排斥法治，而且在处理案件的时候特别注意从案件本身出发，强调“正名”，强调刑罚之“中”，强调处理案件时的公平、公正。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手足。”（《论语·子路》）孔子将名正、言顺、事成相联系，将礼乐制度与刑罚处罚相结合，把礼乐制度看作是刑罚中与不中的判断标准，礼乐不兴，社会风气就会败坏，就会“刑罚不中”；而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手足”，老百姓就会是非混乱，不知所措。从这一点上讲，刑罚之中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孔子强调刑罚之“中”，这应该是在执行刑律或者狱讼判决时的最佳处理方式。“中”，便是“用中”，是如何使用中道，在司法层面上，是指处理事情要把握分寸，结合案情和犯罪动机，将事情处理的恰到好处。在《中庸》里，孔子就因为舜“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的做法，对舜进行了肯定，“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可见，孔子在为政仕鲁期间，非常重视“中”的思想，也善于用“中庸”之道来管理社会。 孔子的法治思想，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孔子家语·刑政》篇里面所说的：“疑狱则泛与众共之，疑则赦之，皆以小大之比成也。”孔子认为，对于有疑点的案件，审理时要与众人商量，大家都存疑时，就应该赦免。孔子所提出的“疑则赦之”的观点，是一种防止冤假错案的主张，让我们想到现代法律中的“疑罪从无”的原则，是处理疑案时所普遍适用的原则，是人格尊严需求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的体现。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先秦时期，孔子就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充分体现了孔子对人的重视，对人权的重视。 “无讼”是孔子法律思想的终极理想，是刑罚施行的最高境界，也是孔子所追求的目标。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论语·颜渊》），孔子认为，听取诉讼断案，自己和别人差不多，但一定要做到没有诉讼发生才好。孔子通过论述自己听取诉讼断案之事，来表达德治思想，认为审理诉讼，最好的结果是“无讼”。《孔子家语·五刑解》中记载，孔子说：“圣人之设防，贵其不犯也；制五刑而不用，所以为至治也。”孔子认为，“古者三皇五帝不用无刑”，其实并非真的不用无刑，圣人设法防范，看重的不是惩罚老百姓，而是让人不犯法；制定五种刑罚而不曾使用，这才是达到天下大治的表现，也是孔子所想要追求的目标，是“无讼”的最高境界，即“有刑而不用，无刑而民不违”的至治境界。 孔子注重德治，极力倡导德政和礼治，但是并不排斥刑罚，他认为刑罚对保证社会稳定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孔子施行刑政的目的是“刑以止刑”，“刑以佐教”，希望通过一定的刑政处罚，起到警示和预防的作用。孔子虽然为政时间不长，却称得上是一个合格的法官，在孔子的治理下，鲁国社会“男女行者别其途，道不拾遗，男尚忠信，女尚贞顺，四方客至于邑，不求有司，皆如归焉”（《孔子家语·相鲁》），出现了安定的社会状况。 孔子曾任司法职务，具有丰富的司法实践经验和司法理论知识，他并不排斥法治，具有自己独特的法律思想。当然，虽然不排斥法治，但是法的治理，或者说刑罚，只是孔子德治思想的辅助，是孔子治国的一种手段和方法。孔子的最终理想，是通过惩罚，一步步的达到“无讼”和“有刑而不用，无刑而民不违”的目标。这也是孔子法治思想的意义所在。 孔子通过仁学体系的建立，把伦理、政治、法律及教育相互贯通，孔子的法思想是融伦理和法律为一体的伦理法思想。从整体上说，中国古代法律以儒学之文化为文化，以儒学之精神为精神，孔子和他所倡导的儒家法思想统率着中国古代立法、司法、执法和守法的全过程，影响着中国古代乃至现代的法律。 【参考文献】： 1．杨朝明:《周文王遗训与儒家“中庸”思想》，贾磊磊、杨朝明主编：《第四届世界儒学大会论文集》，文化艺术出版社，2012年。 2．杨朝明、宋立林主编：《孔子家语通解》，齐鲁书社，2009年。 3．杨景凡、俞荣根：《论孔子》，西南政法学院教学参考丛书，1983年。（原载：《正本清源说孔子》，作者：白海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