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春秋前期的鲁国,有一天,城东门外飞来了一只被称为“爰居”的海鸟,停在那里三天没有离去。那海鸟很大,鲁大夫臧文仲让国人们去祭祀它。柳下惠认为此举不妥,在他看来,古代圣王制定祀典有特定的原则,如果背离了这一原则,就是不仁、不智。孔子曾说:“非其鬼而祭之,谄也。”恐怕也是这个意思,试想,如果哪一个人舍弃自己的先人却去祭祀别人的祖先,一定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柳下惠所说的祭祀原则,无非是在文化、政治、亲缘等方面,如“法施于民”“以死勤事”“以劳定国”“能御大灾”“能扞大患”等“有功烈于民”之类。早在西周时期,中华先人已经走出“尊命”“尊神”的历史,转而开始“尊礼”。礼乐文化是人文理念很强的文化,人们重视祭祀,但“事鬼敬神而远之”,着眼点还是现世的人间秩序。 《礼记》说:“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社会管理需要建立秩序,而建章立制最紧要的就是祭祀。周人尊礼而以祭祀为“重”,甚至认为它是比军事还重要“国之大事”,这是因为祭祀可以培养人们共同的价值信仰,所以《周礼》明确说“以祀礼教敬”。祭祀显示的是礼尊,表达的是敬畏。时代变了,礼的形式可以变,礼的内涵不可无。先圣、先哲、先祖们给了我们现实的一切,我们应该明白个人是从哪里走来的。 孔子先说“非其鬼而祭之,谄也”,接着又说“见义不为,无勇也”,很有助于我们的全面理解。孔子反对“淫祀”,批评无“勇”,他主张祭祀其所当祭者,主张事情该做就要做。那么,何谓“见义勇为”?义者,事之宜也,事情应该那样做,为什么不去做呢?因此,见到该做的事情却不去做,就是缺乏“勇”。把孔子的话联系起来,就是不该做的不能做,应该做的必须做。 无论一个人还是一个民族,都应该知人、自知,要了解他人,更要了解自己。《老子》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不自知,怎能自胜?何以胜人?中华民族的文化创造光辉灿烂,我们尤其不能“抛却自家无尽藏”。隋朝大儒王通说“自知者英,自胜者雄”,英雄人物就是“自知”与“自胜”的人。对待自己的民族文化,同样也有一个“自知”与“自胜”的问题。毫无疑问,孔、孟、老、庄就是中华文化最大的文化英雄,《中庸》说“道前定而不穷”,是我们的先哲为中华民族开辟了文化的大道。 任何一个伟大的民族都不会无视自己的历史文化,都不会无视自己的思想导师和文化先驱。郁达夫说:“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不幸的,一个有英雄却不知敬重爱惜的民族是不可救药的!”几千年来,中国都非常重视文化传承,无论夏商周三代的礼制“损益”,还是孔子儒家“法先王”和“述而不作”,乃至绵延不断的历史著录,都是中华儿女对于前人文化创造的尊重与礼敬。这是中华民族不断明确前进方向的需要,也是培育价值树立信仰所不可或缺。惟其如此,伟大的中华民族才有了自己的立足点,才“比世界上的许多民族更加和谐和平地共同生活了几千年”。 修道必先明道,复兴文化必先“知有此文化”,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的复兴之梦,就必须有文化的自信与自知,必须高度重视和礼敬自己的民族文化。正如国学大师钱穆先生所说,我们在“身生活”之外有“心生活”,在物质世界之外有精神世界。过去人的心能与现代人的心相通,上下古今融成一个“大心”。从国家到个人,最不可缺少的就是精神的家园,这是我们的灵魂之所系。可以想象,如果一个人安静地走着,他听着优美的古典音乐,既不言语,也不拍照,但他源自心底的安详与宁静却与周围的一切融为一体……因此,我们不难明白,有了这样的敬畏之心,周围的一切都会显得庄严肃穆。敬畏是与美好事物相处的最佳心态。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命脉”是指“人身的血脉”,为生命所系,中华民族也是一个放大了的生命共同体,精神命脉关乎我们这一生命共同体的生死存亡。没有对自己文化的“温情与敬意”是极其危险的。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追求怎样的理想?这是不可迷茫的大问题。不忘来路才能走得更远,方向明确才能开辟新的征程,该尊重谁,该礼敬谁,关系到人生的方向与价值信仰。(原载:《山东画报》,作者:杨朝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