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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被视为万物之灵，人们共同生活在天地之间，最不可或缺的是什么呢？或者说，人类依靠什么才能更加安定和谐，怎样才能更幸福美好地生活在一起？历来都有人在思考这一社会的根本问题。孔子自然也有他自己的思考，基于对世道人心的深切体察，他认为最紧要的其实就两个字——“爱”与“敬”。 一次，鲁哀公向孔子请教“人道孰为大”的问题，孔子似乎感到意外。也许是孔子思考“人道”问题很久了，也许是他期待有清明的人与他一起探讨，所以，孔子表现得又有一些感动。作为鲁国的一国之君，哀公能询问这样深入的问题！孔子“愀然作色”，神情变得严肃起来。他对哀公说：您能谈到这个问题，真是鲁国百姓的恩惠了，我哪能不认真作答，把自己的想法详实禀报。 哀公问到了关键处，孔子的回答也发人深省。孔子认为，人道最重要的是“政”。“政”不就是“正”吗？不就是由君主之“正”引导天下之“正”吗？如果老百姓都能做到“正”，天下也就和谐安宁了。可见君主的作为特别重要，君子是百姓学习的对象。君主如果不能“正”，百姓跟从君主学习什么呢？那么，君主怎样做到“正”呢？孔子说了九个字：夫妇别、男女亲、君臣信。孔子认为，三者正，众多的事物也就随之而正。 为什么“夫妇别、男女亲、君臣信”如此关键？如果留心，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就是《孔子家语》中孔子所说的“男女亲”，在《礼记》中被改成了“父子亲”。孰是孰非？哪个更恰当？其实，孔子是以大婚为例来谈论这个问题的。“男女”是从人的自然属性而言，“夫妇”是从人的社会属性着眼。“夫妇别”谈“敬”，“男女亲”说“爱”。在此基础上，君臣有信，上行下效，影响及于百姓，“爱”与“敬”便传导至于整个社会之中。 孔子的逻辑很严谨。古人治政，有仁德、有爱心最为重要；有仁德，有爱心，却必须遵守礼制；遵守礼制，必须有庄敬的态度；最高的庄敬，表现在天子、诸侯等君上的婚姻中。天子、诸侯娶亲时，身穿礼服亲自迎接，是为了对新妇表示庄敬。庄敬则是为了表示亲情，放弃庄敬就是遗弃亲情，如果没有亲情、没有庄敬，哪里还有什么尊重。可见，“爱”与“敬”的内涵关涉极大。 婚姻是人伦之本，君主是百姓的表率，君主婚姻中赋予“爱”与“敬”的意义，是治理政事的根本。《管子·牧民》说：“道民之门，在上之所先。召民之路，在上之所好恶。”引导下属和百姓走什么门路，君上的好恶很关键。夫妇之际，乃人道之大伦。为人君者不能不慎。《易传》说：“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夫妇之道联结人伦、关涉政治，难怪“三代明王必敬妻子”！ 中国历史上，人们都强调夫妇婚姻为“人道大伦”。在婚姻的意义上，有“男女亲”才有“父子亲”，婚姻中“爱”与“敬”的深层意义，牢牢奠定了社会人伦大道的基础，有爱有敬，才能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夫义妇听、长惠幼顺，故汉代人说：“夫妇正则父子亲，人伦定矣”，还说“夫妇，人伦大纲，夭寿之萌也”，“夫妇之道，参配阴阳，通达神明，信天地之弘义，人伦之大节也。是以礼贵男女之际，诗著《关睢》之义”。原来，古代教育的实质，其实就是关于爱与敬的教育。 这样，孔子说“爱与敬，其政之本”意义就很清楚了。孔子是说为政者要正人，要使社会“归于正”，让人心“思无邪”，就不能没有“爱”和“敬”，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为用，有机统一。如果将孔子斯言简单地理解为执政者要爱戴人民、尊敬人民，其实是把孔子思想简单化了，也把孔子思想的价值降低了。 说到这里，我们应该明白什么是“东海西海，心同理同”了。儒家思想中的“仁爱精神”与“敬畏观念”、基督教的“博爱精神”与“神圣观念”，不都正是“爱”与“敬”的体现吗？中国儒家极重“孝悌”，恰如孔子所说“立爱自亲始”“立敬自长始”。三国时期的魏国人刘邵认为《孝经》“以爱为至德”“以敬为要道”，在《人物志》中说“人道之极，莫过爱敬”，说明他把握了儒家学说的精髓。（原载：《山东画报》 作者：杨朝明） (责任编辑：admin) |